人類各民族文化中，某些數字具有特別的神聖性和神秘性，其源頭乃在一個民族文化的奠基期，這些數字曾經長期高頻率地被作為最大或最重要的數字用以切分和標識該民族自然世界和社會生活中最重要、最神聖的對象，這個數字就成為榮格所說的原型數或模式數。當數與某種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最重要、最神聖的對象相關聯，其原因又不能被先民科學、理性的認識和解釋時，這種原型數、模式數就被賦予某種神秘而神聖的意義，神秘聖數就由此產生了。
神秘數字“三”和“七”因其各自具有的神秘性在中國古代而備受推崇。這兩個神秘數字在古代文學，特別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章節編排中被屢屢使用到。《西遊記》作為明清時期神魔小說和章回體小說的代表，可以說字裡行間都深受神秘聖數的影響，可以說《西遊記》是自覺地倚數結撰，他的形象體系幾乎是一種“數字化的存在”。
《西遊記》表現出為以“三”和“七”兩神秘之數相互交錯作為章節安排的結構素。具體來說，“三”和“七”兩個數字在《西遊記》的章節名稱中被反覆運用，是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數字。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四聖試禪心；第二十七回、屍魔三戲唐三藏，聖僧恨逐美猴王；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義，黑松林三藏逢魔；第三十七回、鬼王夜謁唐三藏，悟空神化引嬰兒；第三十九回、一粒金丹天天上得，三年僱主世間生；第四十五回、三清觀大聖留名，車遲國猴王顯法；第四十九回、三藏有災沉水宅，觀音救難現魚籃；第五十五回、色邪淫戲唐三藏，性正修持不壞身；第五十八回、唐三藏路阻火焰山，孫行者一調芭蕉扇；第六十一回、豬八戒敗魔王，孫行者三調芭蕉扇；第六十四回、荊棘嶺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談詩；第六十八回、朱紫國唐僧論前世，孫行者施為三折肱；第七十二回、盤絲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第八十一回、鎮海寺心猿知怪，黑松林三眾尋師；第九十二回、三僧大戰青龍山，四星挾捉犀牛精；第九十九回、九九數完磨滅盡，三三行滿道歸根。
在這些場次中，數字“三”和數字“七”有的是充當人物或事物的名稱，有的表示的是鬥法鬥妖的次數，有的表示的是名詞的數量等等。而在《西遊記》中很多與“三”與“七”有關的回數在整個故事結構中都有著重大意義，是故事的轉折點。下面就一一予以具體說明。
一、神秘聖數“七”對《西遊記》章節安排的影響
我們先來說“七”。“七”的基礎是“三”，我國古代文化充滿對神秘數字“七”的崇拜情感。
《左傳·昭公十年》記載：“天數以七記”，《周易》 雲：“七日來複”，進而逐漸形成了“七以成之”的文化傳統。這一傳統在古代文 學上的表現是，很多著作都以“七”作為章節編排的依據，如《孟子》曾做七篇，《莊子》內篇也是“七篇”，《易經》明則稱“十翼”，實則為七篇，枚乘著有《七發》進而引出賦有“七體”、詩有“七哀”，漢代劉向父子曾分群書之類為《七略》、南朝宋王儉著有《七志》，梁阮孝緒著有《七錄》，等等。
《西遊記》的整個章節編排也深受“七”的影響。從總體上看，《西遊記》是由孫悟空大鬧天空，取經緣起、西天取經三個大故事合成，這個分法是按照人物的出場和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來劃分的，當然是。但是如果按照作者創作本書的主旨，將孫悟空定為《西遊記》的中心人物，那麼整個《西遊記》章節的劃分方法就有所變動，前七回為一個單元，敘述了孫悟空由仙石所生，到最終被壓在五行山石頭底下的經歷。這正是孫悟空命運的第一個輪迴，也是此書曾被命名為《西遊記厄傳》的原因，其中“厄”可以說是中心詞，其實這一單元既敘述了孫悟空英雄般的傳奇經歷，也是在講述孫悟空“厄”之鑄成，其中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回，寫孫悟空被壓五行山下，等待唐僧來解救，它是孫悟空由一個離經叛道的混世魔王轉變成一個皈依佛門的護航者的轉折點。
第八回至第十四回是第二個單元，寫孫悟空受到觀世音點化，被唐僧解救，並拜其為師，從此踏上了保護唐僧西天取經的征程。在這一部分中，雖然大部分章節都沒有直接 寫孫悟空，但是第八回，西天佛祖如來安排菩薩尋找東土取經人時曾說：“
自伏乖猿安天之後，我處不知年月，料凡間有數千年矣。”是由孫悟空說起，第十四回“心猿歸正”寫的是孫悟空由“放心”到“定心”的轉折，這七個章節隨都以唐僧的事情為主，但卻是以孫悟空被鎮壓之事紀年，由此可見這一個單元表面上寫的是“取經緣起”，實則意在寫石猴再生，始於悟空“知悔”，終於悟空“歸正”，中間的五回可以看作是孫悟空重生的背景。第十五回至一百回為一個單元，這個單元主要敘述孫悟空等一眾護送唐僧西天取經的經過。但是在二十二回（3×5+7）、第四十九回、第九十八回這些與七相關的章節，可以說是這一個單元中的小轉折，第二十二回、取經四人加上白龍馬終於大團圓，從孫悟空到白龍馬再到豬八戒沙和尚，在觀世音暗中幫助下，他們一一得到點化，取經四人團最終在二十二回正式成立，從此他們互幫互助，團結在以唐僧為核心，以孫悟空為主力的周圍，為西天取得真經，救萬民於水火中，永固河山，得道成佛的宏偉目標而奮鬥。“四象和合矣，五行攢簇矣，此一部《西遊》之小團圓也。”第九十八回、猿熟馬馴方脫殼，功成行滿見真如，是“七七四十九之和 ”。
二、神秘聖數“三”對《西遊記》章節安排的影響
我們再來說說“三”在整個《西遊記》章節安排上的作用。《西遊記》章節安排多以“三”及其倍數處理或命稱。唐僧師徒度過“凌雲渡”，脫胎換骨，剛好行完西天取經的“十萬八千里”（3 之倍數），第四十九回，唐僧師徒也是險渡一條河——通天河，只不過這條河在人間，行程也剛好行至“五萬四千裡”（3之倍數），是西天取經全程的一半，這不能說是巧合，是作者在章回設計上的有意安排。
“九”是“三”的平方，對“九”的尊崇即對“三”的尊崇，神秘數字“九”主要體現在盡人皆知的“九九八十一難”，第九十九回、九九數完磨滅盡，三三行滿道歸根，“九九八一難終於被完滿完成”，目錄中的“九九”與情節中的“九九”最終達成一致，這是作者特意為之，象徵觀音菩薩所說的“佛門中的九九歸真”。
但“九九八十一難”如果仔細對其進行分析，會發現其實只有四十九難，如第五難出城逢虎與第七難雙叉嶺上實則為一難，第十三難黃風怪阻與十四難請求 靈吉也是一難，第十五難流沙灘難渡與十六難收得沙僧也可以合為一難，二十八難號山逢怪、第二十九難風攝聖僧、第三十難心猿遭害與第三十一難請聖降妖四難可以歸為一難，等等。對此黃周星也曾點評說：“八十難中，有以一難為二難者，有以一難為三四難者。分之則為八十，合之則四十八耳。然以八十計之，則九九之數缺一；以四十八計之，則七七之數亦缺一。九與七俱陽數，名異而實同也，又安得不補足一難也？”所以說，作者在難數上的安排，是採取了“九九”與“七七”的公倍數，體現了對神秘數字“三”與“七”的混合運用。
在《西遊記》中， “三”和“七”兩神秘之數相互交錯成為章節安排的結構素，完成了《西遊記》整個章節編排的框架，但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七”是以“三”為基礎的。儘管七和三對於《西遊記》章節安排和名稱都具有重要作用，但因為《西遊記》寫的是取佛經的故事，印度文化聖數對這部書章節安排和命稱上的影響應該是深刻存在的。在佛教文化中，七也是一個重要的聖數，隨處可見。而聖數七，其構成規則是 3n+1 的方式，所以三才是七所以為聖數的基礎。並且這種以七作為聖數結撰的方式在經典古籍中並不常見。
仔細分析，還會發現，《西遊記》的章節編排還受到了神秘數字“二”的影響。“ 二”是作為母系氏族社會切分宇宙世界的原型聖數，象徵著事物之間或事物內部的一種對稱美，而這種對稱美體現在《西遊記》中表現為結構的照應與前後呼應，《西遊記》以第五十回為分界點，呈現結構上的前後對稱。例如，第二回“悟徹菩提真妙理”寫須菩提祖師對眾生講道論佛，又在第九十八回“功成行滿見真如”寫如來佛祖在靈山對眾佛講授佛法，以二對九十八；第九回前附錄“陳光蕊赴任逢災”寫唐玄奘的父親被丞相之女拋繡球點中，此景在第九十三回“天竺國朝王遇偶”時重現，只不過這次對象換成了唐玄奘本人和天竺國的假公主；第十三回“雙叉嶺伯欽留僧”寫取經人跨過東土大唐的疆界兩屆山進入不毛之地，第八十八回唐僧師徒四人重回禮儀之邦，來到與“中華無異”的天竺國玉華郡，前面是唐僧受觀音指點，收了頓悟空等三個徒弟，後面是孫悟空等收三個小王子為徒，遙相呼應；第四十八回寫唐僧師徒四人險渡通天河，第九十八回又寫唐僧師徒四人度過凌雲渡，脫去凡胎；第四十九回寫大黿馱唐僧師徒渡過通天河，並向其詢問自己何時得脫本殼，取得人生，第九十九寫唐僧師徒，再渡通天河時，因忘記大黿囑託，沒有幫其向佛祖詢問，被其淬下水去，同時也算完成了九九八十一難的最後一難。等等。《西遊記》中像這樣前後呼應的現象還很多。
總而言之，在章節安排上，“三”和“七”交叉互補形成了《西遊記》章節佈置的數理機制，構造了它的大致框架，在細節部分其章節安排又受到了神秘數字“二”的影響，呈現前後結構的對稱。
三、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神秘數字“七”和“三”
為了方便教學，古人將教育的門類分為射御禮樂書數，即“六藝”，為了方便書籍的保管和流通，目錄學家劉歆又將其分為《七略》。其他的古籍叢書以三或其倍數來命名的例子更是數不勝數,如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九丘（九州之志）、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十三經（3×4+1）（《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三轉》）、《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二十四史等等，真是數不勝數。
個人著作中倚數字三或其倍數命名的書籍就更多了，如歐陽修的《六一詩話》、《三魚堂文集》、《六研齋筆記》、《七如題畫小品》、《九靈山房集》等等，還有一些用數字三或其倍數命名的篇章名如《三都賦》、《九歌》等等。在倚數謀篇方面，三及其倍數對古文典籍的影響就更明顯了，《山海經》共有二十二卷，記載了古代歷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話等諸多方面的內容；其板塊結構分別由《山經》、《海經》、《大荒經》三部分構成；《禮記》共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篇；《呂氏春秋》用“數”字 112 次，用“其數”22 次；《尚書•益稷》中載“簫韶九成(即九章)”。 古代人對書籍的謀篇佈局的確定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顯示了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命數”。
《水滸傳》中九天玄女授予宋江普救眾生的天書為“三卷”，其故事佈局是以所謂玉帝早有安排的“天數”為依據，書中有 11 次談到“天數”，如第一回說：“卻有四個真字大書，鑿著：‘遇洪而開’……豈不是天數！”第七十一回記載：“聚弟兄於梁山……一百八人，上符天數，下合人心。 ”最終結局梁山英雄相繼死去，作者也將其歸結為“天數將盡”。由此可知《水滸傳》作者構思，從“洪太尉誤走妖魔”到“梁山泊英雄大聚義”，到最後英雄們就義的敘述，無不照應九天玄女的預示，是“天數”的安排。
《三國演義》中僅“天數”一詞在整部書中出現了 17 次，如“‘漢室傾危天數終’(第三回)、‘兩朝旺氣皆天數(第五十四回)’、‘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第一百二十回)’等等”，“天數”一詞一出，常是與主人公的命運密不可分的，預示著作者對人物命運的裁定和安排，從而是全書總體構思的關鍵。“劉玄德三顧草廬”一出中曾雲‘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等語相照應，可以看出《三國演義》將人物的 命運和三國的崛起和衰亡都歸結於“天命難違”設定全書框架的預想。
《紅樓夢》以神瑛侍者、絳珠仙子造幻歷劫故事為主線，他們至警幻之界來，最終又迴歸警幻之界。似以佛家緣生緣起、緣幻緣滅為本，實際卻是建立在“數”的傳統之上。書中“數”字用為“天數”、“命數”、“定數”等詞處有 ，如第一回，“這石凡心已熾……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 ’”第五回雲：“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第一百二十回記載：“寶釵……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等等，表明《紅樓夢》也由“數”起，由“數”終，其中主人公的愛情、功名、婚姻，家族的興衰榮辱等等，無不由“定數”決定。這些都體現了古文典籍在編撰時與神秘數字三關係密切。
同時在倚數行文時，古文典籍與三的關係也極其密切，倚數行文主要指創作者在創作作品時，根據數字來編排文章的情節，組構文章的人物等等安排一些與行文技巧有關的東西。敘述“倚數”行文用的主要是十以內一些數字，尤以用“三”、“七”、“九”各數形跡最為顯著，可能因為這三個個陽數各有“極數”之義。董仲舒《春秋繁露》中雲：“天以三成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經也。”,《史記》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後漢書》李賢注稱“三”為“數之小終”；而《周易》雲：“反覆其道，七日來複。”，又司馬遷《史記》中記載“
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左傳》也有云：“有星孛入於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九”為“三三”，《公羊傳註疏》何休注曰：“九者，極陽數也。”等等。總之，這三個數各具“極數”之義，最便於作為文學敘事的數字。
關於古代小說中“三一而成”、“七而復始”的例子在後文中會具體談到，這裡就不展開。以“九”為度數者，代表性的當屬《三國志通俗演義》中記載的姜維“九犯中原”，還有已佚雜劇《呂洞賓九度國一禪師》等。但“九”數於敘事的作用更突出表現為“九九”(八十一)之數的應用，即《西遊記》八十一難的故事，可能是從《黃帝八十一難序》之“八十一難”啟發而來。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當然在中國古代一到十作為重要數字在中國文化 典籍的編撰中都被使用過，但就使用的頻率上來看，二、三、四、七、八、九是被使用最多的，這些數字除七之外，都是與二或三有關的，他們或是直接以二或三或是他們的倍數作為編撰或命名章節的模式數，這絕不是一種偶然現象。
而關於“七”這個模式數字的形成，這裡需要補充一下，對“七”的崇拜最初是源於古人對天體的崇拜，最重要的就是關於星辰的崇拜：
1、我們民族祖先在從事狩獵、農耕、遊牧的過程中，經過長期觀察，發現了北斗七星具有計算時辰、辨別方向和預報氣象的功用，由此產生了對北斗七星的星辰崇拜。
2、猶太民族和我國一些少數民族通過天體觀察，較早發現了他太陽、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並將它們成為“七曜”，由此產生了七曜記日法，記我們現在說的星期，將七日定為一週
3、在我國一些民族，有“二十八星宿”崇拜說，它們將天空分為二十八星宿，通過觀察星宿的運行規律來預測吉凶，這實際上也是有對聖數“七”的崇拜演化而來。受這些崇拜的影響，聖數“七”很快被蒙上了神秘色彩。
另外，隨著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逐漸產生了一個以人自身為中心的方位宇宙，對人體自身空間方位感也逐步豐富和細化，由最初的仰頭為天，俯身為地的上下方位感，到上中下，接著就因左右手而產生的左右感，接著就是前後，慢慢的人們就形成了前後左右上中下以“七”為基準的七方方位感。
其實歸根結底，崇七是與古人崇三和崇中意識密不可分的。漸漸地在以“二”或“三”為基礎數“倚數”稱名和佈局的總體構思之下，“倚數”行文的敘述模式增強了作品的命數觀念，也增加了對具象形象描寫的情趣與感情表達的力度，使古代文化典籍中“數”的觀念滲透於形象體系之中，無不透視了我們祖先對宇宙的思考和對神秘數字二或三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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