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忘忆
中国古代自魏晋南北朝之前都是全民皆兵的制度，国人上马为兵，下马务农，在这种情况下，三国时期千万人口能够支撑百万军队级别的战争也就不奇怪了。
一、中国兵源制度的演变
中国兵源制度的演变与中国民族融合的进程是同步的。
晋朝以前，包括三国时期，由于大部分战争属于汉族政权的内部斗争，因此各个政权基本上都采用全民皆兵的耕战三军制度，汉人上马为兵、下马为民，崇尚武力，所以战争的规模都很大。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五胡入主中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便建立了府兵制，使当兵成为鲜卑人的专利，他们战时当兵、闲时务耕，而汉人则成为纯耕种的农民，以此消磨汉人的尚武精神。
北魏时期的府兵制带有明显的民族隔离色彩，只不过由于其军事上自给自足的优势，才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被唐、元、明等朝代的建立初期所采用，但由于其对军籍的固有局限，所以在发展后期基本被募兵制所取代，比如明朝嘉靖年间卫所战斗力极低，曾发生53名倭寇横行东南三省杀死杀伤四千多明军的奇闻，后来剿灭倭寇的戚家军便是放弃卫所而采用募兵制建立的。
二、离不开土地的农民
也许有人会问，即使是全民皆兵，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三国时代，普通百姓难道就甘愿为了一个前途未卜的诸侯卖命？
事实上，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全民皆兵带有一些国家色彩和民族色彩不同的是，三国时期的农民打仗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封建社会，土地是核心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州牧和刺史的诸侯们对治下的土地拥有合法的管辖权，有些甚至直接拥有大片封地，同时在军事力量的保证下，使得当地的农民只能在服从诸侯管理、参与其对外军事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在土地上进行生产。
即使他们想逃亡也只能成为流民，因为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永远逃不了，被牢牢把持在诸侯的手中。
这就是三国混战时期全民皆兵的经济逻辑。
三、封建统治的逻辑
土地作为封建执政者维持其统治的核心工具，其在中国整个中国封建发展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通过耕地将人口固定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为此还衍生出安土重迁的儒家思想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安土重迁带有明显的农耕色彩，从政治角度来解读的话，即，只有减少人口对外流动，才能保证人口增长和国家发展潜力。这种被统治者鼓励的思想一方面维持了中国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在15世纪以后阻碍了中国的海洋扩张，而欧洲国家则在这方面走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如美国就是一个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
重农抑商则更为直白的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农业、通过土地将农民圈固在自己统治之下的小心思。试想，如果工商业得以发展，不依赖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就能自给自足的工商业者又怎么会服从其统治呢？按照这个逻辑，明清实行海禁、闭关锁国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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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徒行者孙
越是乱世越招兵，这似乎成了一条历史规律。
招募了许多兵，自然就有个如何养活军队的问题。
在三国时代，经过70多年的战乱，如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紧接着李傕、郭汜之乱，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使汉桓帝时期的人口5649万，锐减为777万。
据史料记载，蜀汉刘禅炎兴元年，公元236年，蜀汉人口为94万；曹魏曹奂景元元年，公元236年，曹魏人口为443万；孙权赤乌五年（242年），东吴人口为240万。三国合计总人口777万。
（不过，据后世学者考证，上述人口基本是列入户籍的农业、工商业者人口，其他还有未列入户口登记的，如：世家豪族荫附户，屯田生产者，兵吏及家属、逃户、游民等，实际人口大约在3000万。）
而三国时期的军队，最盛时大约有90万。魏国约50多万，蜀国约10多万，吴国20多万。按照古籍明确记载的人口777万人口计算，相当于8.6人养活一个士兵。
如何养活这些军人呢？魏吴蜀三国，基本有以下几个途径：
一、实行世兵制，及招募、收降以补充军队；并从少数民族中获得大量兵员。
如魏的乌桓兵、凉州兵，蜀的南中飞军、叟兵，吴的山越兵等；还建立了抚恤制度，对死亡的士卒收殓葬埋，送至其家，官为设祭。对伤残将士，免徭役，授土地，给耕牛，分米谷等。用这些措施增加兵源，减少农业人口的兵役。
二、屯田制度
曹操曾实行屯田制。曹操的《置屯田令》规定：“持官牛者，官得6分，百姓得4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这一制度部分解决了军粮问题。
蜀国姜维、吴国孙权都曾实行过屯田制。
三、曹操采取了户调制度
曹操曾发布《收田租令》，规定“其收田租亩4升，户出绢两匹，绵两斤而已”。这一改革，把汉代的定率田税改为定额田税，把人头税改为按户征税。增产不增税，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流民纷纷归田，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四、东吴实行租、赋、算、税四大类
“租”主要为田租，按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相结合的办法分等级征收，以实物缴纳为主。“赋”主要有算赋、更赋，计口征收，所纳多为钱币。
“算”主要有算缗（mín）、算赀（zī）、户赋，主要是对商人、手工业者、居民等征收的财产税，多按财产的多少分等征收，用钱币缴纳。
“税”主要有关税、盐铁税或专卖、酒税或专卖、市税等杂税，一般按货物的数量多少征税，以征收钱币为主。
五、蜀汉的口赋、算赋、田租、铸钱、贡品等。
口赋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算赋是针对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 成年人征收的人口税；蜀汉的收入还有田租。
另外，蜀汉还铸造“直百钱”，其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钱面有铸字“直百五铢”以平衡物价。
盐铁专营对蜀汉也有很大帮助；南中地区进贡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蜀锦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为诸葛亮北伐提供物资。
六、盗墓掘墳，增加财富
这是暂时性措施，曹操曾经为解决经济问题，专门成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务，对古墓进行发掘，以搜刮金银珠宝，充实军用。
南宫外史
作为中国较早的一个历史朝代，生产力欠发达、可耕种土地稀少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之下，人口增长速度是缓慢的。
即便如此，在太平盛世的庇护之下，汉朝顶峰人口仍旧达到了5900万，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人口节点。
据官方史料记载，东汉末年蜀国在编1082000人 ；魏国在编4432881人 ；公元280年，吴国在编2562000人 ，总计郡县编户人口为7672881人 ，流民、黑户等加起来也破不了一千万的人口大关。这跟连年的战乱与饥荒是密不可分的。
曹孟德在《蒿里行》中为我们详细刻画了当时的民间状况：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连年的灾荒、疫病、战乱导致东汉末年人口锐减。从全盛时期的5900万暴跌至不足1000万，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六分之一。
三国时期有多少军队呢？
对于这一点，《三国演义》是最靠不住的，毕竟是小说，情节夸张为艺术塑造需求。
要尽量还原历史面貌，就得参考当时的人口编制、《后汉书》、《三国志》等相关史料。
根据陶元珍《三国食货志》中依据史实得出的结论：“魏之将土，极盛时当不下六七十万人；蜀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十数万人；吴之将士，极盛时当不下三十万人”。
大家注意，这里陶元珍先生指的是盛极时期，也就是全盛时期的军队阵容，共计一百一十万人左右。
一千万人养活一百一十万人军队，也就是平均十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军人。
这仅仅是大致统计，大家明白，税务承担归根结底于在编户口，一千万人的基数中包含了大量的非编制人口里，他们是不纳税的。
也就是说，三国时期的实际军民比率要比十比一的数据更夸张。
那么问题来了，三国时期这么庞大的军队数量，是怎么在如此稀少的人口之中运作起来的呢？
这就要牵扯到一个制度：屯田制。
这个制度实行最成功的是曹魏，最先提出的人为曹操早期谋士毛玠，他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俢耕织蓄畜马。”
曹操的具体实行措施是相当漂亮的。他利用收缴的青州兵农具、耕牛，大肆垦荒，将土地分为军屯于民屯。民屯由政府提供种子、农具、耕牛，仅仅收取二分之一的税赋。
军屯则是全部收归国有，劳动力就是士兵，他们闲时务农，战事是兵。等于就是东汉末年时期的生产建设兵团。
类似于这种寓兵于民的举措，在蜀汉方面也有相应的措施。总之就是兵民结合，屯田备战。
这也就是三国时期庞大的军队能够得以良好运行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高税收，一方面则是军屯的强大生产力。
【文 / 楚南青史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