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裡管爺爺的兄弟叫二爺，我的二爺是當時村裡為數不多的高中生，年輕時入伍當過兵，入了黨。是那個年代村裡的出息人。
二爺面容清秀，五官端正，唯一美中不足是鼻樑凹陷，用他自己話說“忘了長鼻樑骨了”，因為姓楊，村裡人給起了個外號:“小白楊”，退伍後回到村裡，當上了村支部書記，當時的齊魯大地正實行分田到戶，結束了生產隊吃大鍋飯的落後局面，將農村田地分為三六九等，糧食地按人口分配稱為責任田（人口地），責任田是主產地，按人口交納人口稅和提留款，也可以用糧食抵，又叫糧食稅，每戶還有種菜的菜園（自留地），另外村南的荒山，每個村劃分責任山林，每村派專人專管，縣林業局時常派人下訪檢查。
分地的現場是火熱的，測量計算都是村支部書記，帶著有知識的村民自行解決的，像我們丘嶺地區的土地有沙地，有山坡地，還有平整的水澆田，所以分的時候要搭配儘量均勻，平整地容易分配，可山坡和沙地不好搭配，在二爺的帶領下，最終以抓鬮的公平方式解決，可是，眾口難調，總是有一些雞蛋裡挑骨頭的人心存不滿，特別是二爺的幾個舅哥弟們，因為想走後門不成，與二爺反目成仇，二爺卻不以為然，“便宜都想佔，虧給誰吃”？“共產社會，人人平等”。二爺開會時總是會這樣批評那些愛佔便宜的人。
分完土地，村民們勤奮的種著自己的地，收著自己的糧！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次年，剛入二月，二爺帶著七八個村民趕著驢車，去江蘇採購果樹苗，來回十幾天，拉回滿滿當當三大車果樹苗，有蘋果、桃、杏、李、梨、還有山慄等。二爺身披著青色軍大衣，拍了拍自己身上的黃土粉子，讓“三麻子”敲著鑼，號招村民來村部（兩間破草屋）開會；村部前面有棵歪著長的老槐樹（國槐），二爺走向樹傍，翹起腿，一隻腳踩在樹幹上，右手拿了一個用銅皮卷的一個喇叭，清了清嗓子喊著:“老少爺們兄弟們，咱們現在都不餓肚子了，糧食稅咱們也交上了，咱們中央的政策好，現在又鼓勵讓農民兄弟大搞果木作物，這是我從南邊拉回來的果樹苗，咱們趁著春種之前把這些“搖錢樹”種在咱村山林裡，不用三年就收成了，以後咱不用天天吃紅薯面和玉米麵的窩頭了，也不要天天喝鹹糊粥就鹹菜了，過年咱們要吃肉餡餃子，給老婆孩子尺布做沒補丁的新棉襖”。那時候的人不疼力氣，有這樣的好事一呼百應，幾天的時間，村南的山坡上佈滿暗紅色的果樹苗。
幾年之後，我們村成了十里八村有名的果園村。後來二爺又帶領村民學習種棉花、晾漢煙、開鑿石料，還在村裡蓋了兩間榨花生油的油坊；開張這天大傢伙擺上供品拜祭灶王爺，焚香燒紙敬拜天地。眾人磕完頭，二爺轉過身來，對大家說:“過去呀，咱們連洋油（煤油）都捨不得裝，現在都用上蠟燭了，可是還是不行啊，大家好好幹，我聽說咱鄉里要架電，我估摸著明後年就能到咱這了，我爭取讓咱村早用上電燈泡，還要買上唱片機和收音機呢”。周邊幾個老太太議論唱片長啥樣，三麻子說:“我見過，唱片機，就是電喇叭”。
一晃幾年過去了我們村的果園收成了，棉花也出產了，旱菸絲也能賣了，村委會還買了輛拖拉機拉石料，村裡還組建了建築隊，專門下鄉給人蓋新房，村裡的電也架上了，有人買上了唱片機，還有人買上了收音機，1985年村裡的第一臺黑白“熊貓”牌電視也安上了，去縣城賣菸絲騎上了大“金鹿”，大姑娘小媳婦用上了“雙喜”牌縫紉機，補丁衣服再也沒人穿，鄰村的蒸饅頭的大姑娘，天天來我們村賣白麵饅頭，逢年過節，我們村的上門女婿莊胖子，也幹起了殺豬的營生。二爺也被多次評為《優秀黨員》《優秀村支書》。
二爺對工作認真負責，對村民也從不動怒發火，惹生氣了頂多白臉變紅臉，講幾句大道理扭頭就走。對家人也是和藹可親，大大方方，談事說話從沒有粗口髒話。聽我爸告訴我，爸媽結婚時，二爺送給爸爸一塊他沒戴幾天“上海”牌機械手錶，那是鄉里評優秀獎勵他的，價值相當於現在的一輛小轎車。二爺五十來歲就退休了，用他自己話說:“老了，撲騰不動了，讓年輕的去撲騰吧”。他閒時愛看毛主席詩詞，春節前愛自己執筆寫春聯，大半個村的春聯都讓他包了。喜歡喝點小酒，酒餚是花生米和小鹹魚兒。還喜歡拉拉二胡，什麼《二泉映月》《白毛女》《小二黑結婚》之類的老曲調。後來，村裡流行起了VCD，DVD。二爺手攥著麥克風唱起了《五哥放羊》《烏蘇裡船歌》還有和他外號重名的《小白楊》。
二爺一輩子信仰共產主義，也做了一個好帶頭人，把兒女也培養成了優秀黨員人才，他就是一個老農民，其實非常平凡無奇，沒有槍淋彈雨，也沒有大風大浪，但他對工作忠誠、直率、敢於領先；對親友誠實、大方、樂觀向上。他走的很安詳，一覺睡去，再也沒醒來……。他的一生是幸福的，完美的！
閱讀更多 楊韓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