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學者王文進說：“三國史的錯綜複雜，也在魏蜀吳各地史家爭相追憶故國家邦之人物神采山河風情的激情中悄悄展開來”。
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結束三國亂局，隨即陳壽的《三國志》問世，曹魏承有正朔。而後習鑿齒認為魏蜀吳“三家不能相一”，並且對蜀漢給予同情。南宋的朱熹直接將正統歸於蜀漢，而後小說《三國演義》更是“尊劉貶曹，孫吳靠邊站”。
歷史是敘事，小說是抒情。三國時期隨後就是兩晉南北朝，兩晉南北朝的史學家們對三國時期掌握的資料也是最豐富的，感受也是最直接的。從公元280三國亂局結束到公元429年劉宋的裴松之完成《三國志注》，關於三國正統性的看法，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家們心路歷程又是如何？
西晉陳壽的三國正統觀
陳壽撰寫的《三國志》一經出世就得到了當時各路人士的好評，撰寫《魏書》的“同行”夏侯湛毀掉自己的作品來表示自己支持陳壽的決心，根據《晉書 陳壽傳》西晉政府也派人來專門抄寫，這是官方的肯定。
陳壽《三國志》
陳壽的《三國志》能獲得官方肯定，一定是以曹魏為正統的，畢竟晉武帝司馬炎是接受了曹奐的禪讓，承魏之正朔。但是陳壽在當晉人前，是蜀漢人，對於故國，陳壽是懷有深情的，他在撰寫《三國志》中的蜀書時，以“先主”稱劉備，以“後主”稱劉禪。雖然迫於無奈，曹魏必須為正統，而陳壽對蜀漢還懷有故國之情，在稱呼上明確判定正統性，而對於孫吳歷史的記載，未免有些太過於簡略。在歷史記載敘事上，相對其他同時代書籍來講，公正客觀。
東晉習鑿齒對曹魏正統性的再認識
《晉書 習鑿齒傳》：“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百姓曠而無主。”習鑿齒沒有相承前人著作中持“曹魏正統論”的看法，他認為魏蜀吳三國鼎立，百姓沒有實際上的統治者，既然找不到實際統治者，曹魏正統論是站不住腳的。
習鑿齒主張“晉承漢統”，在之前西晉政府的壓力下，曹魏為正統，司馬炎接受了曹奐的禪讓，晉承魏統。實質上三國鼎立，那麼幹脆跳過三國階段，直接“晉承漢統”。
習鑿齒此人自身也是推崇蜀漢，對蜀漢表示同情，而且很推崇諸葛亮，感覺他是諸葛亮的“粉絲”，他的主要著作是《漢晉春秋》和《襄陽記》。
習鑿齒撰寫書籍，對於三國正統性，有著他的質疑，而他內心是心向蜀漢的。
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士人之書的國家情懷
南宋裴松之受宋文帝的命令做三國志注，在其注中所引書目中史部典籍共157種，王沈《魏書》、魚豢《魏略》、虞溥《江表傳》、韋昭《吳書》被引用次數最多。因此本文討論裴松之《三國志注》所引士人之書時，主要重點放在以上幾部書籍。
裴松之注《三國志》
王沈《魏書》和魚豢《魏略》
王沈所著的《魏書》是曹魏的官方史書，《隋書 經籍志》就把《魏書》放在了史部的正史類，曹魏官員魚豢的《魏略》是他私自撰寫。王沈的《魏書》記載“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魏書》是站在曹魏一方的，畢竟是曹魏官方史書，又不可能站在孫吳一方。所以《魏書》中常見對曹魏政權、對曹操的讚美之辭，裴松之雖然引用《魏書》次數最多，但是也在後面備註了自己的評價，做批判性總結。王沈是地地道道的曹魏人，又是官方史官，因此王沈在《魏書》中，著史之態度受個人情感因素和政治因素影響很大。
撰寫《魏略》的魚豢，身世已不可察。而對於《魏略》，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
“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魏略》屬於當代史，魚豢在撰寫《魏略》時，仇蜀褒魏，這些都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王沈《魏書》、魚豢《魏略》在三國正統性的討論上，是妥妥地站在曹魏一方的，甚至還會有尊曹貶劉的情況。
有關於蜀不置史的探討
《三國志 後主傳》：“又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國不置史，註記無官，陳壽意思是說蜀漢沒有史官記錄事件，而且還怨諸葛亮。但是同在《後主傳》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這裡又有了“史官”，這不就是陳壽自相矛盾嗎？關於此處，歷來有三種意見。一是陳壽打自己打自己臉，蜀國實際上有史官。二是此處的史官並非記錄言事之史官，而且觀測天相的史官，陳壽說“國不置史”，是沒有記注之史。第三種是說蜀漢的史料遭到了銷燬，這就是陰謀論的說法了。
支持第一種說法的代表人物是劉知幾，認為陳壽是“謗議”，說陳壽因為他父親受髡刑而故意貶低諸葛亮，這就很瞧不起人了，《三國志》其書整體上講，陳壽是心向蜀漢的。而不管是第二種沒有“註記之史官”的說法和第三種銷燬說，都說明沒有史料流傳，那麼問題來了，沒有史料支撐，陳壽在《三國志 蜀書》中對一些事件的細節性描寫怎麼寫的，難不成根據道聽途說就隨便寫寫？《諸葛亮集》的十萬字怎麼搞出來的，如果說《諸葛亮集》是根據諸葛亮的奏文等整理而成，已經亡佚的《益都耆舊傳》又是怎麼回事？而且劉鹹炘、盧弼的無註記史官說，也只是猜測，苦於沒有史料之撐，陰謀論又何嘗不是如此？
三國鼎立地圖
因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蜀漢國不置史，假的，蜀國設有史官記言記事。
《江表傳》和《吳書》、《吳歷》、《吳錄》
《江表傳》的作者虞溥是西晉人士，《江表傳》中的江表，指的是孫吳政權。虞溥是西晉人士，尊曹魏為正統是自然現象，而所著之書內容上卻偏向孫吳，有著對孫吳政權的頌揚，在有關於“劉備借荊州”一事中，更是明顯偏袒孫吳一方。
而韋昭《吳書》、胡衝《吳歷》、張勃《吳錄》，更是如此。韋昭《吳書》將吳視為正統，現存的《吳歷》，也多是讚美吳國的史料， 《吳錄》卻不同，《吳錄》更像是對孫吳的解密，記載了很多“孫吳黑料”，對於孫吳政權屠殺士祖等事記載相對詳細，因為《吳錄》作者張勃本身就是吳地士族，對於“黑孫吳”自當盡心盡力，但是在面臨三國正統性的爭論之時，《吳錄》和《吳書》、《吳歷》一樣，瞬間變成“孫吳之書”，支持孫吳。
誠然，在對於三國正統性的討論上，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學家們受政治因素和個人情感因素影響很大。以至於所著之書多有對心向之國的讚美之辭和貶低他國的“敵國傳聞”。正如《隋書 經籍志》所言
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這些觀念的差異在對三國正統性的表現中尤為明顯，正也是這些特殊現象的存在，在影響了三國史的錯綜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