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王文进说：“三国史的错综复杂，也在魏蜀吴各地史家争相追忆故国家邦之人物神采山河风情的激情中悄悄展开来”。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结束三国乱局，随即陈寿的《三国志》问世，曹魏承有正朔。而后习凿齿认为魏蜀吴“三家不能相一”，并且对蜀汉给予同情。南宋的朱熹直接将正统归于蜀汉，而后小说《三国演义》更是“尊刘贬曹，孙吴靠边站”。
历史是叙事，小说是抒情。三国时期随后就是两晋南北朝，两晋南北朝的史学家们对三国时期掌握的资料也是最丰富的，感受也是最直接的。从公元280三国乱局结束到公元429年刘宋的裴松之完成《三国志注》，关于三国正统性的看法，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们心路历程又是如何？
西晋陈寿的三国正统观
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一经出世就得到了当时各路人士的好评，撰写《魏书》的“同行”夏侯湛毁掉自己的作品来表示自己支持陈寿的决心，根据《晋书 陈寿传》西晋政府也派人来专门抄写，这是官方的肯定。
陈寿《三国志》
陈寿的《三国志》能获得官方肯定，一定是以曹魏为正统的，毕竟晋武帝司马炎是接受了曹奂的禅让，承魏之正朔。但是陈寿在当晋人前，是蜀汉人，对于故国，陈寿是怀有深情的，他在撰写《三国志》中的蜀书时，以“先主”称刘备，以“后主”称刘禅。虽然迫于无奈，曹魏必须为正统，而陈寿对蜀汉还怀有故国之情，在称呼上明确判定正统性，而对于孙吴历史的记载，未免有些太过于简略。在历史记载叙事上，相对其他同时代书籍来讲，公正客观。
东晋习凿齿对曹魏正统性的再认识
《晋书 习凿齿传》：“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百姓旷而无主。”习凿齿没有相承前人著作中持“曹魏正统论”的看法，他认为魏蜀吴三国鼎立，百姓没有实际上的统治者，既然找不到实际统治者，曹魏正统论是站不住脚的。
习凿齿主张“晋承汉统”，在之前西晋政府的压力下，曹魏为正统，司马炎接受了曹奂的禅让，晋承魏统。实质上三国鼎立，那么干脆跳过三国阶段，直接“晋承汉统”。
习凿齿此人自身也是推崇蜀汉，对蜀汉表示同情，而且很推崇诸葛亮，感觉他是诸葛亮的“粉丝”，他的主要著作是《汉晋春秋》和《襄阳记》。
习凿齿撰写书籍，对于三国正统性，有着他的质疑，而他内心是心向蜀汉的。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士人之书的国家情怀
南宋裴松之受宋文帝的命令做三国志注，在其注中所引书目中史部典籍共157种，王沈《魏书》、鱼豢《魏略》、虞溥《江表传》、韦昭《吴书》被引用次数最多。因此本文讨论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士人之书时，主要重点放在以上几部书籍。
裴松之注《三国志》
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
王沈所著的《魏书》是曹魏的官方史书，《隋书 经籍志》就把《魏书》放在了史部的正史类，曹魏官员鱼豢的《魏略》是他私自撰写。王沈的《魏书》记载“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魏书》是站在曹魏一方的，毕竟是曹魏官方史书，又不可能站在孙吴一方。所以《魏书》中常见对曹魏政权、对曹操的赞美之辞，裴松之虽然引用《魏书》次数最多，但是也在后面备注了自己的评价，做批判性总结。王沈是地地道道的曹魏人，又是官方史官，因此王沈在《魏书》中，著史之态度受个人情感因素和政治因素影响很大。
撰写《魏略》的鱼豢，身世已不可察。而对于《魏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魏略》属于当代史，鱼豢在撰写《魏略》时，仇蜀褒魏，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在三国正统性的讨论上，是妥妥地站在曹魏一方的，甚至还会有尊曹贬刘的情况。
有关于蜀不置史的探讨
《三国志 后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陈寿意思是说蜀汉没有史官记录事件，而且还怨诸葛亮。但是同在《后主传》
“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於是大赦，改年”这里又有了“史官”，这不就是陈寿自相矛盾吗？关于此处，历来有三种意见。一是陈寿打自己打自己脸，蜀国实际上有史官。二是此处的史官并非记录言事之史官，而且观测天相的史官，陈寿说“国不置史”，是没有记注之史。第三种是说蜀汉的史料遭到了销毁，这就是阴谋论的说法了。
支持第一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几，认为陈寿是“谤议”，说陈寿因为他父亲受髡刑而故意贬低诸葛亮，这就很瞧不起人了，《三国志》其书整体上讲，陈寿是心向蜀汉的。而不管是第二种没有“注记之史官”的说法和第三种销毁说，都说明没有史料流传，那么问题来了，没有史料支撑，陈寿在《三国志 蜀书》中对一些事件的细节性描写怎么写的，难不成根据道听途说就随便写写？《诸葛亮集》的十万字怎么搞出来的，如果说《诸葛亮集》是根据诸葛亮的奏文等整理而成，已经亡佚的《益都耆旧传》又是怎么回事？而且刘咸炘、卢弼的无注记史官说，也只是猜测，苦于没有史料之撑，阴谋论又何尝不是如此？
三国鼎立地图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蜀汉国不置史，假的，蜀国设有史官记言记事。
《江表传》和《吴书》、《吴历》、《吴录》
《江表传》的作者虞溥是西晋人士，《江表传》中的江表，指的是孙吴政权。虞溥是西晋人士，尊曹魏为正统是自然现象，而所著之书内容上却偏向孙吴，有着对孙吴政权的颂扬，在有关于“刘备借荆州”一事中，更是明显偏袒孙吴一方。
而韦昭《吴书》、胡冲《吴历》、张勃《吴录》，更是如此。韦昭《吴书》将吴视为正统，现存的《吴历》，也多是赞美吴国的史料， 《吴录》却不同，《吴录》更像是对孙吴的解密，记载了很多“孙吴黑料”，对于孙吴政权屠杀士祖等事记载相对详细，因为《吴录》作者张勃本身就是吴地士族，对于“黑孙吴”自当尽心尽力，但是在面临三国正统性的争论之时，《吴录》和《吴书》、《吴历》一样，瞬间变成“孙吴之书”，支持孙吴。
诚然，在对于三国正统性的讨论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们受政治因素和个人情感因素影响很大。以至于所著之书多有对心向之国的赞美之辞和贬低他国的“敌国传闻”。正如《隋书 经籍志》所言
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这些观念的差异在对三国正统性的表现中尤为明显，正也是这些特殊现象的存在，在影响了三国史的错综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