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文化宛軍以筆為援，創作出一大批有溫度、有深度、有品質的作品，展現出應有的文化自覺和文化擔當。
翻閱史冊，在國家危難之時，民族大義面前，總有一批南陽文化人情牽黎民，魂系家國，心懷天下，讓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同頻共振……
《豫災剪影》封面
本報記者 李萍
2020年的“春天”，比以往時候來得晚一些。歲末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把冬天硬生生拉長，將萬物復甦的春色阻隔於空間之外。
疫情給城市按下了暫停鍵，熱鬧遁身，街巷寂靜。一個個平凡人披上鎧甲，不計生死，不問歸期，化身為逆流而上抗擊疫情的英雄。更多的普通人在後方守望相助，默默堅守。抗疫文藝的暖流，正是在此時井噴式迸發，文化宛軍拿起了筆，撥動了弦，唱起了曲兒，飽含深情地創作出一件件文藝作品，用自己最擅長的藝術表達形式，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
特殊時期，文藝從來就是一種戰鬥，看似柔軟，卻有著直擊人心的無形力量。國殤面前，新時代的文化宛軍將一幅幅戰疫圖景演繹為詩、為畫、為文、為歌，化作一股磅礴能量，流入千家萬戶，滲透人們心間……這是文人的使命和擔當。在延安時期、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南陽文人就有這樣的優良傳統，以筆為槍，以聲為戟，喚起民眾千千萬。這是文人的風骨與精神。翻閱史冊，國家危難之時，社會動盪之際，總有一批南陽文人滿懷熾熱的家國情懷，情牽黎民，魂系家國，心懷天下，讓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同頻共振，為中國文化注入了強勁的生命力。
一
風骨和氣節，是流淌在古往今來南陽文人血脈中的精神品格與人格力量。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這是科聖張衡的風骨和氣節。漢安帝時，張衡便擔任太史令，後離開這一職位。順帝初，他又回來任此職，引起一些人的詰難和譏笑：“你可讓三輪自轉、木雕獨飛，自己為何不調理調理自身‘機關’，趕快往高枝上飛呢？”張衡因此作《應間》回應，君子不擔心地位不夠尊崇，而擔心自身道德不夠完善；不以收入不夠高為恥，而以學識不夠淵博為恥。他決不會為功名利祿而奉承權貴，“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幹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智聖諸葛亮的風骨和氣節。那個於臥龍崗上抱膝長吟《梁父吟》的年輕文人，揮手告別躬耕地後，勤勤懇懇竭盡心力地先後輔佐劉備和劉禪，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殫精竭慮、百折不撓地為事業、理想和信念而奮鬥的精神，卻照亮著後來者的路途。想那岳飛，路宿南陽武侯祠時，手書《出師表》時涕淚四流，《出師表》的一字一行，怎能不是他“經年塵土滿征衣”的一種精神動力？再說文天祥，在《正氣歌》中寫下“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的詩句，怎不是以諸葛亮的人生價值取向為榜樣？
“天地莊周馬，江湖范蠡船”，一代商聖范蠡是中國文人睿智的極致，功成勇退，千金散盡，是大智，亦是大仁。“進則救世，退則救民”，張仲景，這個大堂上公開為民看病的人，這個辭官隱身嶺南含辛茹苦寫下《傷寒雜病論》的人，以高尚品德和煌煌鉅著名垂青史，以精湛醫術和憫人情懷成為光耀千年的醫聖。
一身磊落，一心坦蕩，風骨與氣節，是南陽文人內在品質的流露、精神境界的外現。張釋之法不阿貴，敢於反駁漢文帝；直不疑淡泊名利，政績顯著卻不願人知；鄭方一介白衣，卻敢獻書直諫，指出輔政晉惠帝的齊王司馬冏的五大過失……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回望歷史，風骨和氣節幾乎是古代南陽文人的基調。即使有少數才高品低、氣短節折的敗類，也玷染不了那凜然風骨和浩蕩氣節的底色。
南陽是片熱土，無論生於斯還是生活於斯，無論長於斯還是仕於斯，文人們都在這裡修身不息，並書寫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諍諍之言。西峽屈原崗處，兩千多年前，屈原曾在這裡趕上楚懷王，勸諫他不要前去赴約見秦昭王，楚王不聽，入秦後終不得歸。“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不僅在文學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也為後代文人的精神家園樹起了一座精神豐碑。鄧州花洲書院，直言敢諫而被貶於鄧州的范仲淹，在此書寫下曠世名篇《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精神，激勵濡染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身體力行。內鄉縣衙，於此任知縣9年的高以永愛民若子、清正廉潔，離任內鄉時百姓扳道挽留、追送百里，“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的這副對聯，時至今日仍風骨錚錚、光芒熠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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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陽文人的風骨和氣節，自歷史深處而來，任歲月長河湍急浪高，也難捲走那深蘊其中的人文精神氣魄。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際，社會疾遽變革時代，諸多南陽文人能挺身而出，敢捨生取義，一腔熱血，只為家國拋灑。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清末動盪的時代大背景下，秀才羅飛聲參加了同盟會，率先剪掉髮辮、為女兒放腳、參與反清活動，在開封參加《民立報》編輯工作時，以鮮明的政治立場揭露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宣傳孫中山領導的第二次革命，令袁氏黨徒坐臥不安，終遭迫害慨然赴死。一心救國的崔本浴為喚起民眾，光緒三十二年在開封開辦“醒豫閱報社”，訂購進步報刊，宣傳愛國思想，並提筆寫下《來了，洋人來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激勵人們共同反抗帝國主義。文化名人郭須靜是李大釗的摯誠戰友，先後參加辛亥革命、反袁鬥爭，屢屢於報端發表反袁文章，險遭殺害。還有楊鶴汀、劉炳寰、景國昭……在社會動盪變革中，他們以凜凜氣節奮起抗爭，力挽狂瀾於既倒，彰顯了南陽文人賁然血性的一面。
“文章合為時而著”，關注時代，關注現實，這是南陽文人自擔於肩的歷史使命感。78年前的1942年，大饑荒在河南大地蔓延。餓死的人數以百萬計，當時直面災難的媒體主要有三家，除了美國《時代週刊》和重慶《大公報》外，就是由方城人李靜之創辦的南陽《前鋒報》了。其中，大名鼎鼎的《大公報》僅刊發了一篇《豫災實錄》和《看重慶，念中原》社論，便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三日。《前鋒報》在災情初現之時便發出“災象已成，迅謀救濟”的警報，大力呼籲救災。隨著饑荒蔓延，面對餓殍遍野，《前鋒報》前後發表近50篇救災社評，李靜之還邀趙悔深作為特約記者從洛陽到許昌遠道跋涉採訪重災地帶，寫出長達5萬字的記錄災區慘狀的長篇報道《豫災剪影》予以連載，同時刊發社評呼籲各縣縣長開倉放糧、以頭上烏紗換災民性命。抗戰時期堅持宣傳抗戰，解放戰爭時期堅持反對內戰，即使被罰停刊過，編輯記者被捕過，受到死亡威脅過，但李靜之和報社進步人士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中堅持反映現實、為民說話，影響力不僅在南陽、河南，還輻射到湖北、陝西部分地區。
為時而著文的，還有一大批積極投身革命浪潮的南陽文人，他們將自身命運與國家前途相系，用文學藝術動員群眾、鼓舞鬥志，煥發出蓬勃的革命力量。參加過左聯的杜談，於1937年創作長詩《二萬五千裡》，歌頌紅軍不畏艱難、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藝術院校學西畫的高材生楊廷賓，為適應革命需要，在延安毅然放下畫筆拿起了刻刀，創作了大量木刻作品。當過北平“宛屬平津同學會”宣傳部部長的王亞凡，1940年創作了歌頌內蒙古人民奮起抗日的歌劇《塞北黃昏》，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好評。1946年因《王貴與李香香》而一舉成名的李季，更是植根人民生活，與時代同步，為人民而歌……
三
南陽文藝的力量從來沒有消亡，在年初的疫情災難面前，南陽文人的擔當得到更為充分的彰顯。
危難至，則戰鬥始。作為一群特殊的戰士，南陽文人爭先恐後，將使命與責任述於文字、揮以丹青、形以歌舞，以獨特的方式投身這場艱鉅的戰鬥。蔓延的疫情一度讓人們惶惑焦慮，文藝的暖流迅速奔湧而來，撫慰人心，喚起共情，以人文關懷的溫度和力度，賦予人們前行的力量。
13000件（篇）！在市委宣傳部的動員引導下，短時間內，南陽文人形成一種強大的創作風潮，以飽滿的創作熱情鍛造出了阻擊疫情的文藝利器。詩心流淌，丹青飄香，歌聲嘹亮，地道的鄉音民聲，獨特的韻味哼腔，在南陽大地傳播、唱響，也通過人民網、新華網、學習強國平臺、河南日報、今日頭條等，讓全國人民傾聽南陽戰“疫”的聲音和故事。曲藝小視頻，微信演唱會，網絡朗誦會，線上學歌舞，雲錄製，雲綜藝，刻畫一幅幅英雄形象，記錄一場場戰役圖景，存留一份份溫暖與感動，南陽文人們盡其所能，創作著，禮讚著，鼓舞著，加油著。
文運關乎國運，文脈關乎國脈。《天佑中華》《同舟共濟抗疫災》《我們一定能贏》《致敬，最可愛的人》……一件件映照著時代的作品，澎湃著滿滿的正能量，滌盪病毒，驅散陰霾。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沒有城是一座孤城，南陽文人時刻關注著疫情進展，並帶著新時代的使命感，用文藝作品塑造中華民族奮發向上的活力群像，展示危難面前中華民族眾志成城勇往直前的精神內核，為歷史存照，為時代續史，體現了文藝為人民書寫的時代擔當。
“江山留勝蹟，我輩復登臨。”擔當精神，是南陽文人貫穿古今的風骨與氣節，深深紮根於我們腳下這塊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並在新時代的實踐中進一步鍛鑄淬鍊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