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八月，操勞一生的咸豐皇帝病逝於熱河，廟號文宗。儘管他是依靠著孝順和仁愛登上皇位的，但這並不能說明他是一位沒有政治才能、不懂帝王之術的庸君。在咸豐臨死之際，他做出了自己人生最後的一個政治安排：
立載淳為皇太子，同時命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人盡心輔弼載淳 , 贊襄一切政務。下發“御賞”和“同道堂” 兩顆印章。“兩印均大行所賜 , 母后 (即慈安太后) 用御賞印 , 印起。上 (嗣皇帝) 用同道堂印，印迄。凡應用硃筆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
咸豐皇帝像
僅從形式上看，這是一個相當完整的二元政局，其中包含了至少三對制衡關係。一是以幼帝為中心，兩宮太后與顧命大臣之間相互制衡，；二是幼帝與慈安之間相互制衡，但由於慈禧代掌“同道堂”印章，這對制衡關係實際表現為兩宮太后之間的相互制衡；三是顧命大臣內部宗室勢力與職業官僚的制衡。此種內部制衡與外部制衡交織的權力構架形式本身是好的，任何一方都無法掌握絕對權力，唯一的破局者是未來的同治。
咸豐去世不久，一場辛酉政變就打破了這個二元政局。帝王之謀，卻脆弱至此，咸豐的二元政局到底存在哪些失策之處？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必須先了解核心人物的基本背景。
二元之兩宮太后
兩宮太后指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慈禧太后是同治帝的生母，先皇帝咸豐的懿貴妃，自1855年開始，慈禧太后就為咸豐批閱奏章，咸豐本人也允許她就政事發表意見；從歷史記載來看慈禧具有極強的權力慾望。慈安太后是咸豐的第二任皇后，為人忠厚老實，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具備相當的政治修養； 此外，由於慈安太后出生官宦世家，是咸豐的正宮皇后，一直以後，慈安的政治影響力、資歷、聲望都相當可觀。
慈禧太后劇照
二元之顧命八大臣
端華，清太祖努爾哈赤三弟一脈的子嗣，鄭慎親王的兒子，時任領侍衛內大臣。
載恆，康熙第十三子怡賢親王的後人，時任宗人府宗令、領侍衛內大臣。
景壽，御前大臣，壽恩固倫公主之夫，咸豐的姐夫。
肅順，鄭慎親王第六子，鄭親王端華之弟，時任首席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署理領侍衛內大臣。
穆蔭，國子監祭酒兼軍機大臣；
匡源，吏部侍郎兼軍機大臣；
杜翰，軍機大臣，咸豐恩師杜受田之子；
焦祐瀛，軍機章京。
根本之失——皇權的不可共享性
咸豐託孤的本意是保證皇權平穩的傳遞到繼任者手中，又考慮到威脅皇權的最重要因素存在兩個後宮、權臣（包括外戚），在皇帝年少時，不得不依賴二者協助政務，減少政治決策偏離現實的風險。因此，咸豐託孤時兼顧二者，希望依靠雙方的平衡防止有人竊取皇權，這個平衡策略的實質是由兩宮太后和顧命八大臣短暫的分享皇權，留待同治親政後逐步收攏皇權。
肅順劇照
但咸豐忽略了一點：在封建帝制時代，皇權是不可共享的絕對權力，保證皇權穩定的根本前提是隻有一人掌握皇權。無論是康熙擒鰲拜，還是司馬師廢魏帝曹芳，核心思想都是將皇權歸結到一個人的手裡。咸豐設計的二元架構，確實做到了平衡，但註定難以穩定，事實也確實是如此，在咸豐死後，雙方就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顧命大臣甚至要求兩宮太后只負責蓋章，而不負責決策。緊接著，肅順等人又圍繞“太后是否垂簾聽政”一事與慈禧、慈安大肆爭吵。
《越縵堂國事日記》中記載：“肅順等人恣意咆哮，聲震殿陛，天子驚怖，至於涕泣，遺溺後衣。”
連小皇帝都被嚇到尿褲子，其激烈程度可見一斑。此後，兩宮太后堅持不退讓，端華、載恆等人直接以停擺來對抗。再到後來慈安莫名暴斃，恭親王被慈禧安排的明明白白，都表明皇權的不可共享性。
雙方圍繞皇權進行的一系列謀劃，已然說明：封建帝制時代，二元政局難以走通，咸豐的謀劃走向破產的根本失誤是他忽視了帝制社會下皇權的不可共享性。即便不出現辛酉政變，也會有八大臣奪取兩宮權力等類似事件來打破這個二元政局。
慈安太后
用人之失——誤用與不用
誠然，咸豐的二元政局註定會走向崩盤，但從現實來看，二元政局發揮效用的時間出人意料的短暫。究其原因，和咸豐的用人之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而用人之失又主要表現在兩方面：誤用和不用。
從誤用角度來看，咸豐的識人水平並不高超。兩宮太后方面，他御賜兩宮太后印章，實際上是授予後宮干政的合法性，最終直接導致晚清皇權落入後宮之手；而兩宮太后中，西宮慈禧顯然存在極強的權力慾，慈安是否能夠穩穩的壓制慈禧，咸豐並未考慮到。顧命大臣方面，咸豐雖然採用職業官僚+宗室的構成，但職業官僚的官位、地位都遠不如宗室，實際上淪為了宗室的從屬；而宗室裡，端華與肅順為兄弟，載恆、景壽性格里帶有軟弱性和無主見性，最終，顧命大臣派系基本成為肅順的一言堂。當性格相似的慈禧、肅順碰撞時，二元架構或走向破滅，或導致政令不通，朝堂混亂。
從不用角度來看，恭親王奕訢才是最有拱衛皇權的宗室勢力。一方面，恭親王和咸豐同為道光帝之子，在宗室上屬於近支，而鄭親王、肅順等人只是宗室中的遠支，在“親親”層面來講，奕訢才是最合適的宗室代表。另一方面，恭親王頗有才能，絲毫不遜色甚至超過肅順，1860年咸豐逃往熱河後，恭親王全權處理了北京事宜，再到之後的洋務運動，其治國之才可見一斑。可以說，恭親王幾乎完美的符合了“親親賢賢”的準則，但咸豐出於多爾袞之鑑以及個人恩怨，放棄了一個拱衛皇權的最佳人選，最終把他推向後黨。
從短時間來看，咸豐用人之失僅僅是加速了二元框架的解體，從長遠來看，這次用人之失是晚清皇權流落於後宮的罪魁禍首之一。
形勢之失——朝堂與國外
1861年，國內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此時，咸豐面臨的是一個複雜多變的政局。彌留之際的咸豐雖然還是清醒的，但在國內外形勢的認知上，還是出現了紕漏。
前文中提到過，肅順是顧命大臣的核心，作為咸豐培養的嫡系，肅順雷厲風行，在咸豐的支持下整肅官場政風、處理戊午科場案，這一系列措施確實收到了成效，但也讓肅順在朝堂上樹敵太多，失去官僚集團的支持。同時，肅順看不清滿清貴族，在他掌權期間，大力啟用漢族官僚，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就是他所提拔；這對對清廷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但又將他推向了滿清貴族的對立面，肅順實際上已經無法被滿清貴族、宗室的共同意志承認。官僚集團、滿清貴族是整個二元制度存在的基本盤，而恭親王不入顧命大臣序列、肅順與二者對立，就已經說明：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難以作為二元框架中的一極。
第二次鴉片戰爭，圓明園被毀
此外，咸豐在構建二元框架時忽略西方勢力的影響。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北京被攻陷的情況下，列強依舊同意議和，這充分表明：列強並不希望清朝統治者垮臺，他們需要一個受自己控制的政府。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西方勢力對清朝內政的滲透程度極高，最高權力的歸屬必然受到西方勢力的影響。反觀咸豐構架的二元政局，顧命大臣和兩宮分屬保守黨和開放黨，面in這種對立，西方勢力一定會出現一邊倒的趨勢，二元框架自然無法對沖西方勢力的影響，達到平衡狀態。甚至可以說，咸豐的二元政局在派系選取這個基本問題上就出現了誤區。
然而，就當時的現實來看，咸豐的二元政局構想雖然不是最完美的方案，但也不是最差的方案，二元政局的形式本身也是極好的。但由於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忽略了一些客觀條件的影響，最終導致其迅速崩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