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壞人呢？沒有經法院做出有罪判決的人，都不叫壞人，只叫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按照我國的法律制度，是單槍匹馬在對抗整個國家機器。即便我乾的就是刑事偵查工作，但我也不敢打包票不會抓錯人，畢竟偵查工作是回溯性的，從黑箱到灰箱的認知過程（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白箱）。
因為工作目標和定位的原因，我們或多或少的會陷入視覺隧道的窠臼中，此時除了我們內部的自我糾偏之外（包括公安法制審核和檢察院在審查逮捕和起訴中的審核），引入外部的辨護人的制衡，我覺得是很有必要的，內外合力之下才能儘可能的保證不偏離應有的航向。
雖然我的工作和辯護人經常呈對立之勢態，但是我也覺得辯護制度作為一個基本人權，應該存在並加強。
辯護，通常有無罪辯護、罪輕辯護（將一個刑期較重的罪名辯護為另一個刑期較之輕的罪名）、量刑辯護（提出自首、立功、諒解、退贓退賠等情節，在最終的宣告刑上能夠減輕一些）等等。
作為偵查機關來說，以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為例子，我只管調查取證、抓人、審訊、投送羈押場所、報捕、起訴，至於嫌疑人、受害人雙方有沒有意願刑事和解、諒解等等的，我不會去多管，頂多是讓嫌疑人一方先把醫療費支付，但也不能強制，法律沒有授權我這樣做。如果雙方都有和解意願，我可以搭橋讓他們談，但是不會積極的去遊說和促成。如果嫌疑人一方不先行支付醫療費等等合理開支，那麼受害人一方只能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來解決這個問題。
OK，就算是嫌疑人有這個心要來先行賠償受害人醫療費等損失，但是他可能已經處於一個被羈押的狀態了，他的家屬是不可能見到他的，固然雙方可以通信，但是比較麻煩，週期也長，那麼這個時候如果有辯護人介入，會見並幫助嫌疑人來給受害人那邊做出賠償，支付相關的費用，對於一些受害人而言，最起碼能緩解其醫療費的燃眉之急。訴訟週期有時候是比較漫長的，等你到庭審了再提出刑附民，有些受害人可能在此之前真的無以為繼。
再者，就算是證據確鑿，那也是案件實體上的證據是確鑿的，偵查部門也好、公訴機關也好，保持中立的立場之下，並不會積極的去促成雙方當事人的和解、退贓退賠、諒解等等，而這些量刑上的程序性證據，在嫌疑人被羈押的情況下，誰去做？律師或者其家屬。
我認為既然實體和程序法都規定了各種從寬處罰的條款，而嫌疑人也有心去做，那讓律師提供專業服務，不是很正常的事嗎。某些傷害案件中的受害人甚至在某種時候，真的很期待著嫌疑人的律師及早的過來跟他談，要不然醫療費都要付不出來了，可是身體還沒痊癒。
至於說律師的辯護會不會就對實體正義產生負面影響，我覺得只要我們偵查部門、只要公訴部門和審判部門在程序上最大程度的實現了正義，那麼實體正義並不會因為律師的介入而打折扣。
換句話來說，我們偵查工作沒做好，證據鏈存在斷環，整個案件證據不足而存疑的，無論嫌疑人有沒有律師，該不起訴的依然不起訴；但如果證據確鑿，嫌疑人請了國內刑辯圈頂層大神的田大律師出馬，依律當斬的一樣當斬。
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為什麼解放軍演習要拉到朱日和硬鋼？
不引入強力的對手，怎麼提升戰力？
於刑警而言，律師就是我的藍軍。我想辦法要鎖上一堵門，他們則是想辦法要打開這堵門。這些年我也看了很多刑辯的書，結合他們可能的辯護思路，倒逼我不斷的在工作中調整我的偵查火力佈局，織密我的防線，儘可能的拓展我的偵查思維，掃清我的偵查盲區，不讓辯護人有機會落子。。。。。
如果沒有這些年來辯護人的越來越多的廣泛、深度參與刑事訴訟，特別是偵查階段，我們的偵查技戰術也許依然裹足不前，因為沒有實質的壓力，你就可以繼續做著天朝上國的大夢。
插個題外話，我越發的覺得，中國的刑法大陸法系特色明顯，但是刑訴法（包括各項配套的司法解釋）這些年陸續修訂加入的非法證據排除、排除合理懷疑、認罪認罰制度、值班律師制度等等內容，越來越有英美法系的內味了，而英美法系的偵查和訴訟模式，是對抗式的，律師的作用還要大得多得多。
當然了，我上面所說的辯護人都是硬橋硬馬的通過調查取證、深入研究既有證據發現疑點等等來做辯護的，大家正面硬剛的，我歡迎，我也尊重和認可。
如果要通過利誘當事人改證言，幫助毀滅證據，串供等等的搞盤外招的，那就變了味了。至少，我不會尊敬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