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指的是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象不滿，與宦官發生黨爭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後共發生過兩次。兩次黨錮之禍都以反宦官集團的失敗而結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團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黨人被殘酷鎮壓。當時的言論以及日後的史學家多同情士大夫一黨，並認為黨錮之禍傷漢朝根本，為黃巾之亂和漢朝的最終滅亡埋下伏筆。
一、"黨錮之禍"的原因
以"察舉"和"徵辟"為主要內容的選官制度是漢代人才選拔的重要途徑。 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不斷加強和統治階級構成的變化，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逐漸淪為世族把持朝政、官僚結黨營私的工具，最終釀成驚心動魄的"黨錮之禍"，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黨錮之禍"的深層動因，是政壇長期形成的外戚、宦官和士大夫三大政治集團的較量。漢朝士大夫集團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迅速發展壯大。 劉秀建立的東漢信奉儒學，士人以儒學為紐帶，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團。伴隨著儒學的發展，教育的發達，大量的儒生 機會成為官僚的後備軍，由此進入仕途。他們與在朝任職的士大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形成了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
從光武帝劉秀開始，皇帝就娶豪族之女為妻，此後均立功臣的後代為皇后，形成東漢外戚貴盛的局面。東漢的皇后無不具有顯赫的世家背景，外戚權利也因此得以急劇膨脹，成為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東漢中後期，很多皇帝均是幼年繼位，幕後的太后對外戚的過分依賴，也助長了外戚勢力的膨脹。
宦官本來是皇帝的僕役，但在皇帝幼小、太后臨朝的局面下，外戚權勢加強的同時也為宦官勢力的擴展帶來可乘之機。皇帝在最孤立無援的時候，唯有朝夕相處的宦官是可以信任的；在皇帝同外戚的鬥爭中，皇權對宦官的依賴日益加深。東漢許多皇帝是在宦官的幫助下，剷除外戚勢力的。這時的宦官往往會被委以重任。而宦官握有實權後，不斷擴展自己的勢力，將依靠、投奔他們的人大力提拔，形成自己的勢力。特別是漢順帝時，"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標誌著東漢宦官作為一支強大的政治勢力的合法化。
東漢統治者深知經學對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性，對經學給予極度的重視和扶持。特別是在察舉徵辟制度中，對儒家的"孝"極為重視，"舉孝廉皆先孝行"，使社會上形成了"崇尚名節"的士風，士大夫多以舉孝廉步入仕途。
儒生對宦官普遍存在歧視。因為宦官是受過宮刑的，儒家認為這是一個人對父母最大的不孝。因此士人在宦官面前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雙方處於相互敵對和仇恨的狀態。宦官走的是一條由內寵而獲得升官的捷徑，他們的得勢力就意味著苦讀經書，以志行高潔入仕的儒生的失勢。所以宦官在取得權勢後，必將會和一貫藐視他們的士大夫產生激烈的矛盾和衝突。
二、士人與宦官的矛盾
早在黨錮之禍發生前，士大夫和太學生們與宦官的矛盾就已經比較尖銳。 士人以朝中的一部分正直的官員為中心，以言論為武器對時政和宦官展開攻擊。希望統治者能有所改變。他們利用"清議"作為鬥爭的重要手段，"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 ，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面對抱團的士大夫們，宦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壟斷選官制度，打擊和排斥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宦官既據權要，徵辟 、察舉者，無不望風迎附。非其子弟，即其親知 。"他們把持選舉權，嚴重地阻塞了士人的仕途，造成士人與宦官集團的矛盾越發尖銳。
東漢士人之"誹訕"朝廷源自他們內心的忠君思想。士人以濟世救民為己任，但能直接干預朝政的畢竟只是少數，更多沒有實權的士人只能靠言論為統治者服務。 他們以知識分子的敏感，發現各種社會問題， 能預見性地看到許多對王朝有危害的隱患 。士人在忠君思想的鼓舞下，將消除這些隱患看做是自己應盡的義務。士人領袖、"八顧"之一的郭林宗不願做官，卻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在士人中間激揚正氣，選擇了一條獨特的干預社會、間接參政的道路。
清議雖然能製造強大的輿論，但如果沒有具體的措施和行動，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時的政治問題的。士人雖然不是官，但他們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階級侷限性使得他們不會採用暴力的手段反對腐朽的政治，只有營造輿論吸引統治者的注意。但政治問題永遠不是靠輿論能夠解決的，而是要有一定的實力的。而這一點，正是那些士人們欠缺的。
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矛盾的焦點，是由誰來掌握選舉權的問題。 比如東漢竇太后臨朝稱制時， 外戚竇憲總攬軍政大權，竇家的黨羽都做了大官，控制 了選舉之權。 桓帝和靈帝時 ，宦官集團掌權，公開賣 官鬻爵，只有交錢才能當官。所以選舉權利落到宦官或者外戚集團手中，都是士大夫們不願意看到的。士大夫們不甘心權力的喪失，因此他們千方百計組 織力量要奪回權力。
"黨錮之禍" 的形成固然有著錯綜複雜的原因，但雙方鬥爭的焦點由誰來掌握選官的大權。在封建社會， 有權就擁有一切；而要掌握權力就必須做官。對士大夫階層來說， 要奪回選官之權，單靠個體力量是不行的，所以他們聚朋結黨，形成了以"清議"為武器的"黨人"。
"清議"陣營壘以官僚集團中的士大夫、太學生為主，太學生數量多以萬計，他們的言行足以影響輿論，動搖視聽，是一股強大的在野政治勢力。他們不滿宦官專權 ，與朝臣互通聲氣，以太學為講壇，抨擊宦官 掌權的腐朽政治。 他們與士大夫之間結成 了互相依附、 互相支持的關係。很多時候，士大夫都必須倚重太學生的力量來反對宦官。
東漢"黨錮之禍"實質是士人與同宦官在政治、文化和利益上的較量。士人最終失敗了，雖然他們出於忠君觀念，並沒有走上謀反的道路，但是這次失敗極大地打擊了士人入仕、為國效力積極性。在兩次大規模的黨錮之後，被禁錮住的不僅僅是士人，還有王朝的政治生命和活力。失去了活力的東漢王朝已經積重難返，只能走向滅亡。
三、"黨錮之爭"精神的傳承
"黨錮之爭"雖然以士人的失敗告終，但是學生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第一次走上歷史舞臺，開始在社會中嶄露頭角，其中的意義是巨大和積極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相互勾結，北洋政府對外的妥協，在"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對日本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二十一條"置之不理，反而在和約中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讓給 日本，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心中的悲憤再也無法抑制，一 場聲勢浩大、規模壯闊的愛國運動就此爆發。
1919年5月4日，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北京 14所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激發起全國各地高校的轟轟烈烈的支援。 "五四運動"是由學生先發起的革命舉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更是學生運動的一座里程碑。
"黨錮之禍"和"五四運動"中的青年大學生，都是肩負道義，投身政治的熱血青年。無論是漢代面對宦官集團的強大勢力，還是近代面對軍閥殘酷的鎮壓，年輕的學生們都展示出了浩然正氣，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東漢的"黨錮之禍"中，面對國勢衰敗、宦官讒言，士人們自覺承擔起社會政治責任， 太學生們群起響應， 直言抨擊朝政；五四運動中，面對軟弱的政府，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態度， 知識分子並沒有屈服，他們組織遊行示威活動，廣大志士青年到處演講宣傳，讓人民瞭解了中國在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情形，激發了人民的熱情。 他們以振興中華為己任，投入到政治革命中，發揮了先導和生力軍 的作用。
東漢"黨錮之禍"中，陳蕃被宦官看做眼中釘，當他被追殺，鄉人勸說逃跑時，他卻無懼於色地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 "範滂在被捕之後面對獄吏的嚴刑拷打，毫無懼色。 在"黨錮之禍"中，知識分子無論是為官還是為民，無論是在朝還是在野，皆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向邪惡勢力挑戰，表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良知。
"五四運動"中，當北洋軍閥政府軍隊企圖強行解散學生隊伍時，學生們憤怒高呼"打倒賣國賊"，與反動政府進行殊死鬥爭。很多遊行的學生被捕入獄，但大學生們捍衛正義的聲音從沒有停止，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更加轟轟烈烈的內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鬥爭，使這場學生運動如同暴風驟雨在全國範圍內傳播開來。二十世紀青年學生身上，體現的正是兩千年前的先輩們寧死不屈的精神。
東漢的黨錮之士獲得了士林普遍的同情和支持。 陳蕃死後，他的好友朱穆棄官為其收屍，為保全陳蕃之子 的性命，受盡酷刑。 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表現，激起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愛國運動的浪潮在二十多個省份的掀起，社會各階級相互配合，迫使北洋政府拒絕在合約上簽字。
東漢"黨錮之禍"中的太學生附屬於"黨人"集團；五四運動中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廣大知識分子也逐漸向無產階級組織靠攏。自古以來，學生追求的不是個人的利益，更多的是民族和國家的命運。 無論古代還是近代，這些接受文化薰陶的知識分子，始終走在 時代的前列，對朝代的更替、社會的發展、文化的進步都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四、綜評
與東漢"黨錮之禍"這場士大夫自發的匡時救世的政治運動不同的是，東漢士人和學生的抗爭，並未達到預定的政治目標，終不免於事敗身亡；士林精英的奮起救世，未能改變歷史的方向和政權的前途，東漢政權還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毀滅。而新時代的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和政治發展方向以及社會、經濟之外，對黨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現代青年學生身上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正是兩千年前的太學生身上精神的一脈相傳，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去學習。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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