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終結》是卡斯特“信息時代三部曲”的最後一卷，本卷著力探索社會結構和政治經濟的宏觀轉化帶來的一系列後果，如信息化、全球化、網絡化、認同的建構、父權家長制與民族國家的危機等。這些趨勢將建立一種完全不同於上個千禧年的圖景：在20世紀後四分之一期間，一場以信息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改變了我們思考、生產、消費、貿易、管理、溝通、生活、死亡、戰爭等的方式，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形成（p.1）。
作者：李萌
一
新國家形式：網絡國家?
在國家主義作為一個系統崩潰以後，資本主義在全世界更加興盛，且深深地穿透各個國家、文化與生活領域（p.419）。當民族國家在信息化資本主義之全球化過程中歷史地轉化時，國家仍然存在，但是它們的主權卻未必能夠。因此國家的新形勢與社會的新形勢也必須重新開始摸索。一方面，在全球經濟與科技競爭的壓力之下，在城市國家（city-state）與市民社會的歷史土壤之上，歐洲分享了統一的經濟體，跨過了歐洲原先民族國家間的固定疆界，卻並未產生具有民族國家意義的、完全的歐洲國家，它們有意避免複製世界上已有的聯邦國家的國家中心與中央政府權利。
於是，浮現網絡國家（network state）之制度，而文化上的歐洲認同被期望成為聯繫政治與經濟建構正當性之計劃。另一方面，當區域經濟愈益全球化，當巨型城市連接了全球經濟和信息網絡，集中了世界的權利時，巨型城市卻承擔著不均等發展的空間結果（第一卷p.7）。
那麼摸索領域治理體系（territorial government）重構的政治新視野，既需要能結合區域發展和有自主性的社會活力（包括企業組織與非盈利組織），又要能調和既有的各國中央政府應變遲鈍與諸多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缺陷（第一卷p.8）。
面對新世界形勢的快速變化造成的國家競爭力降低與民族國家角色弱化，如何放手讓區域與地方政府面對新的結構性角色的挑戰呢？地方的治理體系（local government）如何才夠敏感，回應全球化與信息化過程中已經初步自我授權了的（empowered）人民的需要呢？國家與社會的新關係要如何調適呢？（第一卷p.8）歐盟的發展為“國家”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
歐盟制度用“網絡國家”（the network state）這個概念來說明非常合適——國家隸屬於網絡之中並共同分享權威。就網絡定義而言是很多的節點，而不是一箇中心。這些節點大小可能不同，而且在網絡中的相互聯結關係也不對稱。所以網絡國家並不排斥成員間不平等的政治關係。事實上，所有政府制度在歐洲網絡裡是不平等的。但是各國政府依然集中掌握大部分的角色能力，且國家間的權力有重大的差異，因為權力的層級在各個面向都不相同（p.399）。
二
國家並未消失，只是在信息時代縮小了尺寸
歐洲的整合正是在回應全球化，同時也是全球化最激進的表現。以歐盟為表現形式的網絡國家打破了全球化和國家的傳統格局，它證明了全球經濟並不只是一個由企業體和資本流動所組成的同質體系，而是一個區域化了的結構（p.383）。卡斯特分析了歐盟從最初的步步演化，先是經濟貿易上的往來，再是政治議題上的建構，最後是文化層面上的認同。歐洲各國為了面對全球經濟的發展和亞太國家對於自己經濟地位的挑戰和衝擊，開始建立計劃性的認同，而這也被看成是為了結束歐洲大陸千年戰亂的歷史的一次滿足防衛性需求的嘗試。
國家並未消失，它只是在信息時代縮小了尺寸而已。（p.427）如科罕和霍夫曼所述：“歐盟在基本上是一個網絡的組織，意味著主權的聯合和分享，而不是將主權轉變到更高的層級。”
（p.399）
歐盟既破除了“各自為政”的絕對水平模式，也擺脫了某些國家能夠“上下其手”的垂直“藩屬”關係，各個國家在整張網絡中扮演各種性質的網絡節點，互為依存，形成集防衛-貿易-政治-文化的綜合共同體。
在歐盟這張網絡上，各個節點相互依賴。沒有一個節點，甚至是最強的也不能忽視其他節點的存在，而甚至是最弱小的也會出現在決策過程中。如果有些節點不遵循規則就會使整個系統出現問題，這就是網絡政治和傳統的集中的政治結構不同之處（p.399）。伴隨著歐盟中諸多博弈方共同分享權威，在這張網絡上，重要節點國家對於整個區域穩定和發展必然負有較大責任，一旦某些“夥伴”國家出現危機，它們勢必會為此買單。正如卡斯特所言：歐盟內部有著多層次、不連貫的“多變的幾何形勢”，這既可以防止主要成員間的正面衝突，並允許歐盟制度可以有調和處理下列兩項同時發生的挑戰：經濟全球化和文化認同（p.382）。
這與卡斯特在前言中對歐盟的發展表現出的擔憂不謀而合。面對全球化旋風及過去也曾發生過的世界文化與地緣政治基礎重新改組，歐洲國家要合併在一起，致力於象徵性地統一貨幣，繼而在世紀之交統一經濟，這些並非沒有問題。如卡斯特所言，歐洲在信息時代的生產基礎已經實現了全球化（p.386）。然而，歐洲的文化與政治作為不可或缺的向度依然亟待解決。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如何解決信息主義轉型，以及在網絡國家的形式下由民族國家轉向民族和國家的新互動關係所帶來的歷史難題（p.4）。
三
網絡國家的代價
通訊媒體的全球化和相互滲透創造出一個歐洲的視聽空間，並且徹底改變歐洲的文化和信息，在這個過程中使得它們與民族國家漸行漸遠。（p.389）
信息時代的全部社會實際上都被網絡社會普遍化的邏輯以不同強度穿透了。作為新國家形式的一種可能性、網絡國家最好的例證，歐盟並非沒有矛盾、社會衝突以及來自其他社會組織的挑戰，但歐盟為這種嘗試所付出的代價都是由於網絡社會的特性引起的，所以它們與工業年代的挑戰明顯有別。（p.419）
依循卡斯特在書中所言，他認為歐盟面臨的危機主要有如下三個：
危機一：歐洲的聯合恰為全球犯罪經濟提供了灰色地帶。方興未艾的全球犯罪經濟發現像目前歐盟這樣半整合的制度體系正好是一個聚集繁衍的大好機會，因為新的資金、人員和信息流通很輕易穿透國家控制不受控制。而歐盟競爭控制發展緩慢的阻礙來自各國官僚體系拒絕放棄原有的權力壟斷。因此創造了一個犯罪、權利和金錢勾結流竄無人管理的境地（p.389）。
危機二：文化認同挑戰。歐洲社會與日俱增的多種族和多元文化，並觸發種族主義和排外情緒，因為人民的認同來自對抗超國體和文化的分歧（p.393）。
危機三：歐洲統一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影響可能是目前歐洲福利國家的形式很難繼續維持。因為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化發展，以及在歐盟國家投資相對減少等因素都降低了福利國家勞工所依賴的國庫穩定性基礎。在國際網絡系統中缺乏相對穩定的生產成本和工作機會，要維持福利國家的形態困難重重（p.390）。
政治學的辯論和一些證據似乎都提出網絡國家，在幾何形勢上變動的主權作為對全球化回應的政治體系。而歐洲聯盟可能是最清晰的實例說明這種國家形式的浮現，可能是信息時代的國家特色。然而，最後的結果——可能歐洲的統一併不全是精密的政治工程
。從長期的角度來看，歐洲的統一需要歐洲的認同。儘管我們幾乎可以說沒有所謂的歐洲認同的存在。但它是可以被建構的，建立在國家、區域或地方認同的互補之上而非矛盾之中。它將以計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的社會建構方式進行（p.401）。這個所謂的認同計劃：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聲名或夢想，而是在經濟發展、社會能力（sociability）和治理體系（governance）等尋求另類出路的抗爭和努力。歐洲的計劃性認同正在發芽，也許只有當這些芽能找到政治表現的空間時，歐洲統一的過程才會持續並終於完成（p.401）。
參考文獻
[美]曼紐爾·卡斯特著. 2003.千年終結[M]. 夏鑄九,黃慧琦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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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彭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