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家到評論者
十五年前讀張悅然的小說《水仙已乘鯉魚去》，感慨於書中人物波折的命運，患有暴食症的少女璟一生坎坷，“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那時也年輕，沉溺於悲傷的情節，未曾從小說的其他層面去挖掘更多。
後來張悅然主編《鯉》藝文書系，又跟隨她徜徉在一期期對不同主題的文學解構裡，“最好的時光”“孤獨”“曖昧”“寫信”……
近期再逢著悅然的文字，是她新出版的文學評論《頓悟的時刻》。這本評論集從小說寫作的角度出發，探討了小說的寫作方法與技巧，又重點選取了五位外國當代作家的作品展開來分析。
時光荏苒，悅然從小說家到觀察其他小說家的評論者，這一路，是成長，亦是時光裡的歷練。
而身為讀者的我們，從幾年前讀悅然的小說，到現在跟隨著悅然，跳出小說，站在外部觀察，也是一種新的歷程與收穫。
與其他評論者不同的是，悅然本身就是小說家，小說家觀察小說家，想來會有更加細緻入微的呈現吧。
歡迎來到虛構世界
小說是虛構的藝術。作家在自己文字的國度裡，徒手搭建起一座座城池，存放衝突、矛盾、人物關係、發展、命運以及來之方向、去之歸途……
虛構世界有時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逃避，有時又是心中世外桃源的呈現，而更多時候是現實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
悅然分析《一千零一夜》：“國王要求山魯佐德日復一日地把故事講下去。他無法接受那個虛構世界的閉合，那意味著他不得不返回、完全浸沒在令他厭倦的現實世界。”
弗蘭克·克默德在《結尾的意義》點明虛構的意義：“為了理解生活，（當我們深陷其中時）我們需要關於開頭和結尾的虛構。（我們需要）虛構來將開頭和結尾連為一體，並賦予兩者之間的那段歲月以意義。”
於是從點題的層面來說，結尾在一篇小說中就顯得尤為重要，這有點古語“卒章顯其志”的意思。
小說的結尾往往不是事情的結束，而是一種指向，有時候將故事延展出來，形成更長遠的意義。
在長篇小說《革命之路》裡，我們看到曾經壯志滿滿的年輕夫妻最終不得不妥協於現實，以近乎毀滅的姿態接受夢的破碎。
“結尾的時候弗蘭克只有30歲，未來還很漫長，但是當作家向我們暗示，他失去了光彩，成為一個普通人的時候，我們所感到的心碎不亞於他的死亡。”悅然一下子指出了這部小說讓我們如此黯然神傷的原因。
因為整部小說的主線是夫妻二人關於未來生活不同觀點的討論，爭執與矛盾會將他們帶向何方，這是讀者們最為關注的。
正因為結尾如此重要，所以身為讀者的我們才會為這悲劇的走向而感到萬分揪心。
虛構是自成一體的世界，看起來與現實無關。然而我們自己又十分清楚：虛構世界其實是對現實以及內心世界的映射。正是基於此，虛構世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拓寬了我們在現實世界的生存邊界。
嵌入時間中的頓悟
悅然在書裡向我們解釋“頓悟”：“‘頓悟’的概念來自基督教，喬伊斯將其做了文學化的改寫。他借用筆下的人物告訴我們，一次頓悟是一個人物、一種形勢或一樣物體的本質的‘一次突如其來的精神顯現’。”
這樣的頓悟，放置在小說中，便是主人公基於自身處境，腦海中突然閃現的“明瞭時刻”。他或許是想明白了自己接下來應該如何做；或許是決定放下一切輕裝上陣；又或許是突然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給過往畫上句號。
在艾麗絲·門羅的小說中，女性的頓悟總是時不時地發生，它們嵌在故事裡，成為轉折、光亮以及張力的聚合點。
在《蒙大拿的邁爾斯城》裡，主人公在童年時經歷了一件事情，當時她對長輩們的反應感到不解，20年之後，主人公自己也有了孩子，她成為了一名母親，經歷了跟小時候類似的事情，突然之間，她想起了小時候的事，即刻有了頓悟。
這種頓悟對於一個人的一生，是極富震撼性的。悅然認為艾麗絲·門羅不將頓悟處理得過於儀式化和戲劇性，自有其道理：“她讓時間參與到頓悟中來，頓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曾經產生過的頓悟，也只有接受時間的檢驗，才能化作真知。”
自小就承擔起家務重任的艾麗絲·門羅大學還沒讀完就嫁了人，她以為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就能自由，結果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她當起了家庭主婦，依然是繁忙的家庭生活，她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寫作，41歲那年，她結束了自己長達21年的婚姻，開始了專職寫作。
過去在家庭生活中，沒有人把她當作家，女人的身份與她的創作事業構成矛盾，兩者一直在打架，她的自我幾乎無處安放。
艾麗絲·門羅將自己的這份經歷投射到小說《幸福過了頭》主人公索菲婭身上，借索菲婭之擺脫束縛來獲取最終自由。小說的主人公有頓悟時刻：“索菲婭意識到根深蒂固的偏見並不僅僅來自男人，同樣也來自女性對自己的認知……這樣的愛情，必然包含著束縛，包含著她努力反抗和掙脫的東西。”這是索菲婭的思考，更是門羅本人的思考。
由此我們知道，頓悟的時刻，是主人公的靈光一閃，亦是小說家的內心表達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