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外区旧名滨江县,滨江市,东,西傅家区s.dianping.com
在灯火辉煌的东方巴黎市区以北，美不胜收的松花江畔南岸，坐落着一个小手工业者聚集的小城镇——傅家甸。1910年的一天，距离清朝灭亡还有四百多天，一股恐怖的瘟疫正悄然在这里蔓延，它所到之处一片哀鸿，随处可见一个又一个的灭门惨案，并悄然而迅速的向帝国皇室的发祥地——东北侵蚀。这个瘟疫就是肺鼠疫，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中世纪末期欧洲的黑死病直接或间接夺去了欧洲至少7500万条生命，当时的俄罗斯死亡人数近一半。而肺鼠疫作为鼠疫中最严重的的一种，可以通过唾液传播，换句话说就是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进行传播，携带病菌的传染源喘口气打个喷嚏就可能传染周围一圈人，而且其死亡率极高，危害甚至还要高过黑死病，这无疑给落后而又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瘟疫当前，匹夫有责。不论晚清如何腐朽无能，不论帝国列强如何残酷无情，不论人民生活如何水深火热，任何各方的正常人都不希望帝国会以瘟疫肆虐大肆蔓延的方式宣告终结。但此时的医疗水平、防疫能力远不如现在，而各方对肺鼠疫的认识显然也不够，此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帝国乃至整个世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此时，清政府等各方做出了几个正确而有意义的决定，成功控制了此次瘟疫的蔓延，为帝国的苟延残喘争取了时间。
一、任命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青年时期的伍连德
回顾清政府之前几年的一系列奇葩操作，让人不禁为他们的这次正确决定捏了一把冷汗。1908年，光绪、慈禧死后，将帝国留给了还在尿炕的末代皇帝溥仪，隆裕太后太过懦弱，实际朝政由溥仪的父亲、帝国的摄政王、不知人不善任的载沣把持，最后在帝国即将毁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选择甩手。1909年直接或间接罢免了袁世凯、端方等名臣，当然即使不罢免袁世凯，凭借那几个当权者的两把刷子也掌控不了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日期一拖再拖，几欲消耗掉革命派和广大士子豪绅的最后一点期望。好在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日俄两国列强的压力下，保全了哈尔滨等地的建议防疫权。最终，清政府在施肇基、那桐等人的力争下，任命时年三十一岁任职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的归国华侨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也临危受命，12月就赶到肺鼠疫重灾区——傅家甸，开始了他力挽狂澜的表演。
二、地方政府禁绝满洲交通等一系列的有力支持
要说伍连德的力挽狂澜，就不能不提两个外国专家，哈夫金和梅尼斯。伍连德到达中东医院探访时，提出比起消灭老鼠而言，更迫在眉睫的是防止人际间的“飞沫传播”，并封锁疫区。当时的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鼠疫疫苗研制者俄国人哈夫金医生的侄子小哈夫金对伍连德提出的医务人员必须带防护措施进行治疗的劝诫不屑一顾。专业医疗人员尚且对病毒的危害一无所知，更何况普通民众。1911年1月2日，国际志愿者、法国医生梅尼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受施肇基的派遣，从天津来到哈尔滨，他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取代伍连德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的身份，这一要求遭到了清廷和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断然拒绝，并召回梅尼斯。富有戏剧性的是，三日后的1月5日，拒绝返津的梅尼斯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在哈尔滨铁路医院诊治四名传染者后不幸染病，1月11日就停止了呼吸，梅尼斯在弥留之际向伍连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梅尼斯以一种异常悲壮的方式改变了大家对伍连德科学防疫方法的看法。
三、伍连德力排众议采取了一系列科学防疫防控措施
为获得病菌样本，找到传播途径，伍连德顶住世俗压力，不顾危险偷偷解剖死者遗体，得出了该瘟疫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比黑死病还可怕的肺鼠疫。为此，伍连德首先力排众议，要求锡良向清廷发送“十万火急”字眼的急电，请求清廷禁绝满洲交通，排除传染可能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山海关，甚至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京前也被隔离了五天。然后，将灾情最严重的的傅家甸分成四个区，分别派负责人和医务人员隔离管理。但这种隔离并未使每日的死亡人数得到控制，相反与日俱增，1月死亡人数达三千余人。最终，伍连德在坟场找到了该问题的根源——尸体。肺鼠疫病菌在严寒条件下也可以存活三个月，每个疫区的大量露天尸体就成了一个病菌繁殖壮大的天然温室，仿佛一个随时会辐射病菌的反应堆，时刻向敢于靠近的无辜者伸出罪恶的魔爪。我们现在都知道，处理这些病源的有效方法就是焚烧，但在当时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普通大众而言，这无疑比杀他们头还要严重。伍连德一方面上报清廷，力陈流弊，强烈建议集中处理死者尸体。另一方面，为缓解此举对旧社会丧葬习俗及宗教信仰等造成巨大冲击，伍连德号召当地影响力较大并接受能力较强的官绅、学者等现场考察坟场，并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及集中焚化死尸的必要性，得到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最终，一次次令民众失望的晚清政府终于做出了他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力鼎伍连德集中焚化尸体。
焚毁的是枷锁，点燃的是希望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火葬，数万傅家甸民众亲眼目睹邻里亲朋的遗体在火苗中化为灰烬，久久伫立。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一个月后，每天的死亡记录几乎降为零。四个多月，伍连德就用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和敢为人先的决心和毅力将鼠疫控制，此役死亡人数近6万人，这对孱弱封建的晚清帝国而言不啻为一个奇迹。
由伍连德领导的此役，也预示着中国医学正式大步迈入科学的殿堂，其采取的分区隔离、交通管制等方法也为后续中国防疫检疫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甚至影响了我国新千年的非典疫情防治工作。伍连德作为我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后来担任了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牵头创建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他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还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可谓是我国走进的诺奖第一人。最终，以伍连德为主，在晚清朝廷、封疆良吏锡良、国内外志愿者和医护人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的鼎力协作下，成功控制疫情。不过，这也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帝国的消亡。这或许也是晚清帝国的最大奇迹，帝国的兴亡，再没有一个伍连德能够来挽大厦于将倾。此时，距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落幕也仅剩十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