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閱讀《三國演主義》知道，三國的開局其實是源於一場瘟疫。也就是說，瘟疫令漢朝天下三分，改變了歷史走向。
《三國演義》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開宗明義地點出了1830多年前英雄風雲際會的緣由，是為了平息黃巾軍起義。
公元184年，創立太平道的鉅鹿郡人（今河北邢臺市平鄉縣）張角及兄弟張寶、張梁三人打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發動起義，史稱黃巾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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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黃巾起義的主要緣由是因為東漢末年的大瘟疫。
史載東漢桓帝時大疫三次，靈帝時大疫五次，其中尤以靈帝（公元168一188年）在位時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幾次的疾病流行規模最大。
《三國演義》第一回中這樣描述：中平元年（靈帝即皇帝位的第四個年頭，即184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為人治病，自稱大良賢師。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遊四方，皆能書符唸咒。次後徒眾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為將軍。
於是張角兄弟利用太平道作為號召，藉著給人治病建立起來的人脈和威信，乘機發動了起義。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為了平息黃巾之亂，東漢中央及地方政府降詔發榜，招募義兵，於是引出劉關張英雄三結義，合力與中郎將盧植（曾為劉備老師）、時任騎都尉曹操、幽州太守劉焉等各方勢力討伐黃巾軍。
黃巾平息後，董卓作亂，曹操、孫堅（兒子孫權）等十八路諸侯勤王討賊（董卓），因袁紹、孫堅等眾路軍馬各懷異心十八路諸侯沒有統一的目標，遂告四散，後征討兼併，遂演化為三國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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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回到禍亂之始的瘟疫。由於古人的對疾病的認識有限，因此他們往往對瘟疫的具體類型分辨不清。
古人所謂疫，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傳染的病都通稱為“疫”。
至於“瘟”，則是指烈性傳染病，可以在禽畜動物與人之間相互感染。基於此，古代中國把傳染病、流行病通稱為“瘟疫”。
有關史料記載，導致黃巾起義的這次大瘟疫的主要症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
導致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的瘟疫其實是傷寒病。
據《晉書》等史料記載，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時人稱為“傷寒”的大瘟疫達到了高峰，給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其中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07年），一場席捲全國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涼局面。東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有五人在這場瘟疫中掛掉了。
曹植在《說疫氣》中寫道“家家有位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曹操那首著名的《蒿里行》，正是當時悲涼的社會景象的反映：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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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改變了中國歷史格局的大瘟疫，元兇究竟從何而來？現在有的學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論斷：可能是匈奴人的“生物戰”後遺症的大爆發。
還在漢武帝時期，“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詛漢軍”。結果，漢軍觸及、食用或飲用過設置牛羊屍體的水源後，就發生了瘟疫，使軍隊喪失戰鬥力。
當時威震匈奴的驃騎將軍“戰神”霍去病，在打敗匈奴自漠北歸來後，年僅二十四歲就去世了，後人推測其原因可能就是曾食用過匈奴人遺留的牛羊。
匈奴人的這種手段，稱得上人類歷史記載最早的“生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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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洶湧，催生了我國一部偉大的醫學著作的誕生。
當時任長沙太守的張仲景，他的家族原有兩百多人，在十年內被傷寒奪取了近一半的生命。
有感於瘟疫給家人和百姓帶來的痛苦，張仲景辭官隱居，潛心研究古籍，尋找治療傷寒的藥方，終於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寫成《傷寒雜病論》。
後人稱讚《傷寒雜病論》“為眾方之宗、群方之祖”，張仲景也被尊為“醫聖”。
由於《傷寒雜病論》的問世，傷寒病在魏晉之後已不再是致死的疾病，這應該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控制住了疫情的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