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中晏殊的女婿富弼在與晏殊的一次家中閒話中討論范仲淹。富弼說：“范仲淹在京耿直進諫，針砭時弊。在外做地方官，把地方的政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深受百姓之愛戴。當初，他被呂夷簡壓制，如今為何不召他回來，委以重任呢？眾望所該啊！”
晏殊卻說范仲淹身為天下士人清流的精神領袖，有著引領天下士風的責任，而如果入主中書成為首相則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一樣。晏殊說：“若入主中書，主政國事，周旋於君、臣、民之間。萬事便不止需得有所主張，更需得要承擔後果，掃尾善後。所慮之事，所做權衡，便是整個天下。這把尺子，並不全是文人奉信的道義。孔孟是聖人吧，試問，他們何曾身居要職，何曾手握實權，何曾左右過一國之政事呢？”
這正是一些清流名士難以真正的主政朝堂真正所在。成也書生，敗也書生。像李白雖然詩才橫溢，卻在政治上並不定能夠如他寫下詩文那樣，政令條文也不需要詩文的浪漫想象，要有著各方面的權衡考量。也不全是照著聖賢之書的教條循規蹈矩。要處理各種複雜易變的政事，靠著一股子書生氣是行不通的。
雖然後來范仲淹還是入主中書，並支持了“慶曆新政”但結果卻很不理想。這和後來的王安石“熙寧變法”一樣，總想靠著一些聖賢哲理和一腔熱血去改革時政，卻敗在了現實面前。
就像孔孟一樣，被天下士人奉為聖人，言語成為文人奉信的道義。可他們生前卻都無法真正地左右一國之政事，後世的當權者推崇儒家學說只是為了籠絡安定天下士人百姓，卻並不一定真正地在政治上完全遵循孔孟之言。儒生治國可以，需要的是如王陽明曾國藩一樣的通儒，雜眾家所長。而不是一味照著書本來執行的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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