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掙扎在一線的公司螻蟻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經理“苦口婆心”地勸黃姐：“你眼看就能更上一個臺階，卻因為懷孕誤事？你真是糊塗，生了孩子以後再休息幾個月，你手上這幾個大項目還幹不幹？何況以後還要花時間帶小孩，你拿什麼和人家爭？”
作者：是星
今年年中，朋友小柔在還清了欠公司的4萬元賠償後提出辭職，公司經理以年中任務重，新聘人員都沒來報道為由，希望她留下，但小柔果斷拒絕。
“我現在寧可跟著我媽去賣水果，至少她不會看到我剛加完班的樣子就以為我吸毒了。”
後來，小柔對我說起了他們公司加班的事，以下為小柔口述。
1
2014年，我大學畢業，在家人的安排下進入綠城的一家國字號投資公司工作。
面試的時候，坐在中間的領導身材微胖，問話時聲若洪鐘：“你對加班有什麼看法？你能加班嗎？”
看到其他幾位面試官聽到這個問題，也抬起頭看著我，我趕緊毫不猶豫地說：“加班是企業的常態。於我而言，如果工作需要，我會義不容辭地加班。”
胖領導似乎對我的回答還算滿意，我面試完起身離開時，還特地與我握了握手。
入職後，我被分配到公司的客戶部，據說這裡是整個公司加班最狠的部門，許多新人剛入職都會被投放到這裡先歷練一番。
對於生活在這個西部偏遠地區省會城市的人來說，能在這家公司工作已經十分體面：十幾層的公司大樓直面高架橋，門口還臥著兩座青石獅子。坐在辦公室裡，風吹不到，雨打不著，基本工資4千元，多接幾個項目就能到7、8千元，在本地已經是中上收入水平，比端著鐵飯碗的普通公務員還要高出不少，所以即便是多加會兒班，對於剛畢業的我來說，也沒什麼不滿意的。
客戶部在二樓，4個人一間辦公室。我分到的210室，只有我一名新人，兩個前輩陳姐和黃姐早我幾屆入職，另一個跟我年紀相仿的叫松生，早我兩年來到這裡。
為了方便員工上下班，公司在辦公樓的幾百米外統一給員工安排了宿舍。200平米的屋子分成6個房間，每間住2人到8人。我和同屆入職的室友月晴有幸分到了2人間，但還沒來得及高興，就被裡面的塵蟎弄得鼻子發癢，直打噴嚏。
“環境也太差了。”我嘀咕著，月晴則手腳麻利地收拾好床鋪，很快躺了上去。
“公司給我們提供宿舍已經夠人性化了，我媽要是知道我因為蟎蟲跑回去，不打死我。”月晴的老家在綠城郊區的村子裡，她的這份工作，是村裡同齡人中謀得最正經、最體面的。
我們新人的工作並不複雜，正常情況下，除了攬項目、拉客戶，無非就是整理數據、篩選材料，完全可以應付——但我很快就發現了一個“潛規則”：到了正常下班時間，經理若不走，同事們誰也不敢走，有事幹的繼續埋頭努力，沒事幹的悄悄消遣解悶，一下就把下班時間拖到了半夜十一二點。
我也只能隨大流，幾次加班下來，身體就像灌了鉛一般，下班後索性也倒在塵蟎飛揚的宿舍裡睡死過去。
2
自我進入客戶部，從沒見過陳姐“回家”。
每天早晨6點，她就迎著還沒消失的月亮到公司的食堂吃早飯，然後一直工作到深夜。聽說，客戶部經理的位置有了空缺，領導有意向讓陳姐頂上——她資歷深，才30歲就已經有了將近10年的工作經驗。小道消息傳出來，陳姐立刻變成了整個部門最晚下班的人，班加得更瘋狂了。普通人攬3、4個項目，她一口氣就攬下7、8個，還特地買了張小摺疊床放在辦公室裡，晚上加班累了就休息一會兒。
每次我走進辦公室，她總會以“猜猜我昨晚工作到幾點”開頭和我打招呼，而後比劃一個手勢：“凌晨3點，回去的時候，從沒見過這麼安靜的城市。”
不久後的一個深夜，一個陌生男人到辦公室來找陳姐。見到他，陳姐以往聖鬥士一般的神情頓時放鬆下來，牽起男人鬆鬆垮垮地走了出去——這時我才知道，原來陳姐已經結婚了。
“結了3年多了，去年才買房。一個月房貸7、8千，可是我們倆工資加起來一個月也就1萬出頭，不努力工作哪兒行？”工資進賬不久，銀行的劃款短信就接踵而來，陳姐一陣嗚呼哀哉，“還打算年底要小孩呢……我倆家裡條件都不太好，是一點忙都幫不了。”
陳姐的丈夫在幾公里外的一個投資集團工作，工資比她低一些。雖然在郊區買了房子，但為了掙錢，兩人都很少回家，基本上都住在辦公室。這晚丈夫來是給她送換洗衣物，這也是半個月來，他們夫妻倆第一次見面。
“我想再往上爬一爬，”陳姐對我倒是直言不諱，“工資高些我也能輕鬆一點，不然未來真是想都不敢想。”
我理解陳姐的意思，她當時的基本工資只有5000多元，想要提高收入，只有努力升職。為此，陳姐再次縮短了回家的時間，哪怕週末無事，她也死守手機裡的工作群，只要經理一個招呼，她馬上丟下丈夫趕回公司加班。
在所有“踴躍加班”的人裡，松生像是個另類。
我入職時，他和女友的感情已經穩定，想把更多時間用在陪女友上，所以經常6點下班，等到晚上10點約會完再回來加兩個小時的班。因為我們年紀近，我也受到了些影響，找機會就“翹班”。
那時候，週末加班還不需要打卡，一天我剛關上電腦準備開溜，卻看見剛乾完活離開不久的松生又灰溜溜地進了辦公室，我一愣：“茅塞頓開啊，打算努力工作了？”
他閉上眼不說話，向門外努了努嘴，我一回頭，主管領導揹著手沉著臉走了進來，開始指責他“感情用事”、“同事都在加班，就他當逃兵”。
但松生仍然我行我素：“公司整天把我們綁在這棟樓裡算是什麼事，如果我的生活出了岔子，公司能負責嗎？”
這話傳到經理耳朵裡後，他很快就被經理拉去出席各種飯局幫領導擋酒，又被安排了一些下鄉考察這種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活。
“松生有種，就這樣還敢頂著幹。”我感慨道。
月晴並不苟同，她已然適應了公司的加班節奏：“松生爸媽都有正經工作，他沒有生活負擔，當然可以隨時換工作，我們做得到嗎？”
我這才反應過來，再也不敢跟著他“翹班”了。
3
松生與領導間對於加班一直維持著這種危險的平衡，直到2016年。
那年3月，松生的父親在江蘇老家過世，他因為懇請經理批准週末回家弔喪，被經理放逐在了晉升序列之外；這年5月底的一次例行大會上，經理著重表揚了“哪怕妻子已在醫院臨盆、自己仍堅守在公司製作報表”的楊振誠，並順勢批評了松生一番；到了7月，氣不過的松生選擇辭職，經理覺得他是因為吃不了苦，連例行的歡送會都一併取消了。
等松生離職手續辦妥後，我找了一天晚上單獨約他吃飯，飯桌上，松生向我大吐苦水：“剛畢業那會兒，我才120斤，現在已經170了，肝檢查嚴重超標——我撐不下去了。”
松生跟我說，在年度體檢中，他是帶著上大學的弟弟到的醫院，給醫生塞了1千元紅包，求他抽弟弟的血來檢驗。說到這裡，他臉上堆起苦笑：“整天喝酒熬夜，我哪敢做體檢？”
吃完飯，聽我說還得回公司繼續加班，松生感慨：“有時候看我們這加班頻率，還以為我們月入百萬呢。”
松生辭職的消息在公司猶如狂風過境——他是我入職以來，同事中第一個辭職的。看到他交接工作時的輕鬆模樣，我們無不羨慕，但絕大多數人還是打算堅守崗位。
“沒別人的命就別羨慕別人乾的事。”陳姐總是一針見血，“我們這些成家了的，上有老下有小，還有房貸。工作雖然累點，但是公司的福利還是不錯的。”她指的是公司的保險和獎金。
其實在我們這裡，這種不準假的事，比比皆是。隔壁211室的強哥就是一例。
強哥不過40多歲，從業10多年腦袋就已經禿了。我入職滿一年的時候，據說從沒請過假的強哥向經理請假：家中老母親重病，他要回去照顧。但申請遞上去卻久久不見迴音，強哥冒險一問，立刻被經理點名叫到辦公室談話。談話進行了1個多小時，強哥回到自己辦公室時，臉色異常沉重。經理的意思很簡單：在公司最忙的時候，請假是非常無理的要求，他如果非請不可，就等於放棄今後晉升的機會。
那段時間，強哥沉默了許多，吃飯也不和我們一桌了，經常獨自跑到外面的小廣場上抽菸。有人聽到他和媳婦打電話抱怨，說這麼多年，自己的年假一天沒休，全用來加班了，如今卻連回家看看母親都不行。
考慮許久，強哥還是強行請了5天的假。結果隔月他就被調到了後勤部，每天就乾點幫各部門跑腿、分發報紙的工作——這些工作以往都是給快要退休的老職工乾的。
我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只是強哥還有一個正在讀初中的女兒，工資砍去一半對他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自從2015年初公司要求週末加班打卡後，同樣頭痛的還有我們辦公室的黃姐。
她那時已經有了3個月的身孕，本想週末晚點到公司，幹完活就早點回家安胎，一實行硬性打卡，她就成了遲到早退。不得已，黃姐找經理反映，說想每個月抽一個週末上午到醫院做產檢。
“那你的工作怎麼辦？”經理問她。
“回來之後我會把工作做好的。”
但這並不是經理想要的回答。經理開始“苦口婆心”地勸說，說黃姐在公司兢兢業業，眼看就能更上一個臺階，卻因為懷孕誤事。“你真是糊塗，生了孩子以後再休息幾個月，你手上這幾個大項目還幹不幹？以後還要花時間帶小孩，你拿什麼和人家爭？”
我到辦公室時，黃姐正拉著陳姐哭訴。黃姐平時為人沉默，很少說自己的家庭，這次聽她一說，我才知道他們兩口子都已經30歲了，她丈夫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兩人是好不容易才懷上一個孩子。經理的這番話無異於把她推上了選擇工作還是選擇家庭的風口浪尖，而無論選哪個，下面都藏著一把鋒利的鍘刀。
“我懷孕錯了嗎，懷孕了我就沒有工作價值了？我偏要把孩子留下來！”她哭著對我們說，拗著勁，一點兒不怕聲音傳到外面。
可沒想到過了幾天，就在我們以為黃姐要抗爭到底的時候，她卻一聲不響地把孩子拿掉了。
“孩子還能再懷，要是真把我調到強哥那裡就完了。”黃姐的這個私自決定讓她的丈夫勃然大怒。後來，陳姐背地裡告訴我，黃姐的丈夫是家裡的“獨苗”，前面有3個姐姐，就指望他生兒子續香火，無奈黃姐事業心太重，孩子說拿掉就拿掉了，把丈夫和婆婆都得罪了個遍。
經理聞知此事，特地到我們辦公室將她表揚了一番。
可黃姐的丈夫在她把孩子拿掉之後，始終無法原諒她，兩人僵持不下，最終於2016年底走向離婚。
公司裡唯一一個能順利請假的，就只有和我同一批入職的魏瑩。
入職培訓時我們見過，魏瑩是個面容精緻、身材高挑，會說話會來事兒的機靈姑娘。她分到了財務部，進部門沒多久就深受大家歡迎，領導見客戶要帶著她，去KTV唱歌也要帶著她，她左一聲“大哥”右一句“領導”地接梗拋梗，氛圍很快就活躍起來。
我入職沒多久，便聽說魏瑩和他們部門的領導“好上了”。眼尖的同事發現在KTV時，他們領導總是對魏瑩毛手毛腳，她也笑嘻嘻地聽之任之，隨後便坐實了傳言。
這之後，魏瑩的工作總能“一不小心”地換到其他同事手裡；在我們因為加班犧牲了週末、國慶等假期的時候，魏瑩卻能輕而易舉地請下幾天假，和端午節連在一起，去歐洲玩了10天。
陳姐忍不住感嘆：“真是人比人，氣死人。我只希望能有個週末回家睡一覺，和我老公吃個飯。”
她和丈夫依然每個月只見得幾次面，和隱形分居沒什麼兩樣。
4
月底是部門最忙的時候，即便我和月晴的辦公室就隔了一道牆，也只有回宿舍才能見上一面。有時難得下班早，我們才會一起去燒烤攤，喝杯啤酒放鬆一下。
2016年11月底，我和月晴分別忙完兩個項目，回到宿舍剛睡下，領導的電話就打了過來。“咱們什麼時候才能關機睡覺？”月晴把頭埋在被子裡埋怨，聲音嗡嗡的。
接通電話後，領導說公司分部人手不夠，要我們趕緊過去支援，月晴又哀嚎了一聲。
深冬夜晚，寒風呼呼地吹，我們倆穿著厚厚的棉衣在街上攔出租車，腦子清醒了不少。到達分部的時候，那裡燈火通明，鍵盤聲噼裡啪啦，透亮的白熾燈把眼睛照得微酸。我們一人接過一沓分部經理遞來的資料，坐在角落裡，幫他們做了一晚上的報表。
從分部出來已經凌晨，天更黑了，整條街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外面剛下過雨，我們走起來也小心翼翼，生怕溼了鞋腳會更冷。我們喪得不行，沉默地走了許久，月晴突然說：“我要買之前看上的那個包，天一亮就買！”
月晴向來節儉。她家位於徵地都徵不到的山村，條件艱苦，家裡還有個弟弟在上學，她必須接濟。她很少去食堂花錢吃飯，不管工作多忙，都是回宿舍淘米煮粥，有時往裡面放點胡蘿蔔丁或者火腿丁，只有到了週末，才會買上兩斤打折的速凍餃子吃。
我知道她前一陣在網上看上一款揹包，但一直覺得太貴捨不得買，但這次她卻說：“我想對自己好一點，不然太苦了，會撐不下去的。”說這話時，她的眼神忽明忽滅。
班加得多了，我的消費觀也像月晴一樣慢慢發生了改變。之前我會把一半工資存起來，用作以後買房或者投資，可現在幾乎每月都清光——捨不得吃的餐廳要去嚐嚐，捨不得買的衣服一咬牙也就付款了。每每看到網上有人加班過度導致猝死的新聞，我會聯想到自己，為了把這種恐懼沖淡，又下單一件東西……一想到自己的起早貪黑，敗家的負罪感也就消失了。
只有從分部調來幫忙的古姐，數年如一日的節省。
古姐還不到40歲，頭髮就已經變得枯黃稀疏。她從來不化妝，也不和我們討論淘寶、聚餐的事情。她長年只穿那兩件白色工裝襯衫，胳肢窩處已然泛黃。公司每年組織的新年遊園活動，對我們來說毫無吸引力，古姐卻是每年必到，能贏回一箱洗衣液或者衛生紙，她就十分高興。
為了溝通人情，我們時常會買些零食分給同事，而印象中古姐只帶來過一次吃的，還是自己炸的糯米糰。我曾對古姐有些微辭，月晴告訴我，古姐的女兒正在上小學，她老公遊手好閒沒有正經工作，家裡的一切開銷還有女兒的學雜費都得從古姐的工資里扣，我這才恍然大悟，心裡多少有些同情起古姐來。
一個雨夜，9點多，我加完班正要回宿舍，見到已經下班的古姐又騎著電摩進入院子，身上已然溼透。
我和她打招呼：“古姐，忘拿東西啊？”
“哪裡，我女兒輔導班下課，我剛去接她回家。”
“今晚又加班啊？”
“哪晚不加班？我敢不加班嗎？不加班吃什麼？”這三連問，把我們都逗笑了。
去年年底，聽說古姐檢查出了腰肌勞損，但她卻沒有要去醫治的意思。
5
2017年1月，公司的幾個大單子都出了岔子，氛圍越發拔劍弩張起來。總公司調來了一位新任總經理，姓姜，個子不高，黑瘦，但眼裡凜冽透著精光。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開始禁止我們下班後打氣排球。
那時候，不少職員吃完飯加班前唯一的愛好就是去公司旁邊的籃球館打氣排球，但姜經理卻在會上義正辭嚴地指出：“客戶來我們這裡，看到你們一個個都在打球，會怎麼想？當自己是俱樂部啊？從現在開始，禁止一切與工作無關的娛樂活動。”
週末晚上，看到偶爾翹掉加班跑出去消遣的我從外面回來，姜經理就會把我叫過去，說些諸如“對你跑去玩感到十分失望”，“不成氣候”之類的長篇大論：“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目標是兩年內工作1萬個小時，就是現在我還在每天加班，你看自己達到沒有？！”
“我才不願這樣，”我挨完批評後回到宿舍告訴月晴，“一天工作15個小時，整天加班不回家，你看他，連女兒讀幾年級都搞不清。”
但月晴卻說：“要是這麼工作兩年能到他現在這個位置，我倒是願意。”
我們走上了松生的老路——畢業時我只有90斤，工作的這兩年由於幾乎全年無休，還常常熬夜加班，體重已經有往110斤低開高走的趨勢；為了省出時間加班，我多次拒絕朋友聚會，也沒精力拾掇自己，皮膚奇差，髮型更是土不拉幾；有時候我趴在辦公桌上打盹醒來，看到朋友圈裡朋友發的學吉他的小視頻，會由衷地羨慕——我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培養愛好了。
長期睡眠不足讓我的脾氣變得十分暴躁，對待別人愈發不耐煩，擺放文件時，要把文件拍在桌上，聽到那聲巨響後心裡才舒服。
當時，月晴和男友打算結婚，正是籌錢買房的時候，再也捨不得為了“對自己好一點”買下一個包了，還多接了超出能力的項目。她因為休息不夠，工作出錯，又花了大量精力返工，終於在一個晚上崩潰地大哭起來，最後不得已把男友也拉到辦公室一起加班。
那段時間，常常是我睡著了，才聽到她回宿舍的動靜。
松生的位置已經補上了新人，是早我一屆入職的覃學林。之前他一直在隔壁辦公室，和我們沒什麼交集，這次也不知領導怎麼就把他調過來。對於覃學林的到來，我們心裡都是叫苦不迭——他的親姐夫是公司老總，家裡又有親戚在人事處掌管生殺大權，他本人屬於不幹活睡大覺的典型，但沒人敢說他的不是。
覃學林來了後，從來不爭著攬項目，只拿分到他手上的兩三個項目，前期裝腔作勢地擺弄一番，後期便理所當然地請我“幫忙”。這種“幫忙”無異於燙手山芋，我必須像完成自己的項目一樣認真，完成後再簽上覃學林的名字，但若是今後資料出現任何問題，責任都得由我來承擔。
那時候，我手上的幾個項目都快要結束了，正是忙的時候，除了出差、見客戶、整理資料，還要三天兩頭抽空幫覃學林往他的客戶公司跑。而在我如此焦頭爛額的時候，覃學林卻每天9點準時來公司打個卡，在辦公室玩上兩局遊戲，而後就回宿舍呼呼大睡直到午飯時間。
即便是這麼努力，可最後不僅加班費寥寥無幾，就連工資還比覃學林少上兩千，我的心態瞬間崩了，氣得冒火煙。陳姐說：“又不是誰幹得多就給得多，我們就是打工的啊！”
一次，我在公司門口聽到覃學林打電話，他正在吐槽工作的辛苦，“忙得腳跟打到後腦勺”，接著吊兒郎當地說：“明天的出差我不想去了。”
我想起前天晚上給媽媽打電話時，她問我：“你聲音聽起來很虛，最近好累啊？”
我將語氣剋制了一下，回答她：“還好。”
“媽知道你累，但也沒有辦法，再咬牙堅持看看？這個工作又好又穩定，不行再去找別的。”
“咬牙堅持”，我想著這四個字，有些想哭。
6
在姜總經理來之前，覃學林把他手上一份弄了一半的項目交給我：“這個快弄完了，你幫我結一下項目。”
這是一份貸款項目，乙方向我們借貸1000萬用於產品開發。我在徵信上查了乙方的信用，又親自往這家公司跑了一趟，檢查了他們的庫存和經營狀況，結果發現諸多問題，實在不適合放貸。
我告訴覃學林：“這家公司的貸款肯定收不回來，不要貸了。”
“廢話這麼多？”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弄好了給我簽字！”
於是我只好加班加點，把資料裡有風險的部分整理得明顯了一點，希望風控部門能發現其中的問題。
到了2017年10月份，我幫覃學林追蹤這家企業的現狀時，發現早已人去樓空，只剩下幾臺破爛電腦——這意味著企業破產，人員跑路，貸款能追回來的幾率十分渺茫。
經理對這件事勃然大怒，在辦公室指著我罵了半天。
我說：“這是覃學林的項目，我只是幫忙，這應該由他負責。”
“他的項目為什麼由你來做？你發現了問題為什麼不告訴他？”經理咄咄逼人。
沒過幾天，公司的處分下來了——我必須為這次事件賠償4萬元，並且永遠失去了晉升的資格。而覃學林已經連續幾天沒來公司了，陳姐說他在新區新買了一套房子，最近在忙裝修。
4萬元的賠償對我而言不是小事，從此我和月晴為伍，每天限定消費預算30元，即便下午餓了想喝杯奶茶，但估量著可能會超出預算，想想還是放棄了。
勤儉的日子讓我清醒了許多，我開始考慮辭職的事。
和丈夫說好年底要孩子的陳姐，在被經理約談後也遲遲下不了決心，害怕自己懷孕之後會失去晉升機會。陳姐的丈夫卻在她長期加班不著家期間出軌，被她發現後，兩人於2017年底正式分居。而早先經理許諾陳姐升她為客戶經理的事，也再沒了下文。
今年，月晴終於和男友按揭買下了一套房子，從此代替陳姐，變成辦公室裡加班加到最晚的工作機器。她仍舊大膽地攬著項目，不過做不及的時候不會哭了，她把自己變成一個管道，難過和絕望來不及停留就會被沖走，畢竟，“眼淚是還不了房貸的”。
只有辭職後跳槽到一家小公司的松生順利和女友結了婚。朋友圈裡，他們在地中海邊迎著陽光牽手漫步，透過照片，我彷彿也吹到了闊別多年的海風。
編輯：任羽欣
題圖：《上海女子圖鑑》劇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