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愛戴的大教堂重建計劃因疫情而中斷。但歐洲人以前也面臨過類似的情況。
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現在是一個不同於以往記憶中的耶穌受難日： 春日的陽光傾瀉到沒有屋頂的中殿，參加慶典的人戴著安全帽，以保護自己不被掉落的碎片砸傷，同時穿著一次性工作服，以防止鉛汙染。儘管如此，耶穌受難日對荊棘王冠的崇敬仍持續了數百年（這是十三世紀路易九世從聖地帶到巴黎聖母院的珍貴文物）。
這是近一年前那場大火燒燬了大教堂標誌性的塔尖和大部分屋頂以來，在脆弱的大教堂廢墟中舉行的第二次禮拜儀式。但是，與去年6月舉行慶祝大火兩個月週年紀念活動的數十人參加的群眾不同，這次巴黎聖母院只有少數有社交距離的名人參與。除了戴上防護帽外，幾名參加慶祝活動的人還戴上了醫用口罩，以防止一種病毒的傳播。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0萬名法國公民感染了這種病毒，其中至少有1.2萬人死亡。
這是被大火燒燬的巴黎精神中心第一次慶祝耶穌受難日，也是冠狀病毒大流行的第一個耶穌受難日。巴黎大主教Michel Aupetit的話似乎承載著更深遠的意義：“今天，我們站在這座半坍塌的大教堂裡，宣告生命依然存在。”
不確定的未來
巴黎聖母院的命運變得更加危險。此前數週，法國因受到威脅而封鎖了該教堂。在2019年，已經有人估計這座建築有50%的幾率會進一步部分或全部倒塌。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最初計劃在2024年巴黎夏季奧運會之前完成快速重建，但由於清除鉛瓦屋頂有毒殘留物而被推遲。此外，還有21世紀的建築腳手架的問題，那是一堆熱變形的金屬，在受損的建築頂部，計劃從上個月底開始清除。
但是自3月16日以來，巴黎聖母院因疫情而停止了所有工作。這座被破壞了的大教堂被封鎖了數百年，一直由社區維持下去，現在它失去了其專用的鉛減排小組和負責棘手的腳手架拆卸工作的拆卸人員。工程師們現在警惕地盯著遠程激光監控系統，該系統可以探測到任何可能預示這座哥特式傑作倒塌的結構運動，而保安則在其周邊巡邏。小偷們已經利用封鎖的機會試圖偷走這座神聖建築的建築材料。
困難時期的重建
我們怎麼知道巴黎聖母院的重建最終什麼時候完成，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麼樣子？ 在這個世界上，每一天的標準似乎都在周復一週地改變和瓦解。但是，另一座在二戰中被部分燒燬的標誌性大教堂的命運可能具有啟發性。
與巴黎聖母院一樣，德國科隆大教堂也是一座高聳的哥特式大教堂，它既是一座偉大城市的精神中心，也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象徵。它在萊茵河岸邊的建設始於1248年，就在巴黎聖母院的基石在巴黎城的土壤中鋪設之後的85年。最初是仿照另一座宏偉的法國哥特式大教堂建造的，直到16世紀才被廢棄。和巴黎聖母院一樣，科隆大教堂在19世紀的哥特復興時期得到了重建，成為德國過去和現在雄心壯志的一個高聳的象徵。在19世紀80年代的幾年裡，科隆大教堂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築，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雙尖塔教堂(高達515英尺)。
但與巴黎聖母院不同的是，儘管在二戰期間法國首都遭受了德國和盟軍的空襲，但巴黎聖母院卻逃過了大部分破壞。在1942年至1943年間，科隆大教堂遭到了美國和英國空襲14次。戰爭結束時，科隆市中心90%的地方成了一片廢墟，只有這座城市的大教堂從原本被夷為平地的市中心拔地而起，現在沒有了屋頂，佈滿了彈痕。
戰後歐洲受損的大教堂的命運因地理、政治和破壞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英國考文垂大教堂的廢墟沒有得到修復，而是被納入了一座現代主義的禮拜堂，以紀念戰爭的蹂躪。在鐵幕後的歐洲東部，許多受損的哥特式教堂，如德累斯頓的索菲亞教堂，被認為是戰前、前社會主義歷史的象徵，現在被推土機推走了。
戰後，被佔領的西德，重建工作因城市而異。科隆市民在一個富裕的教區和國際天主教會的資助下，選擇優先重建他們的大教堂。到1948年，在德國政府成立或馬歇爾計劃實施之前，科隆大教堂的主後殿已經重建，以慶祝該建築的700週年紀念日。到1956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僅11年後，在大教堂重建的教堂中殿下方舉行了大規模集會。
與戰後科隆大教堂第一個十年裡倉促的重建工作不同，巴黎聖母院的重建將以二戰後幾十年國際社會通過的一系列文化遺產公約為指導。這些公約精心規定的方法和材料，應該用於現代修復，使馬克龍的五年重建計劃，甚至一個十年的計劃極不可能。即使是科隆大教堂的現任首席建築師，在巴黎聖母院大火之後的幾天裡，也認為重建這座深受人們喜愛的法國大教堂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新的問題
另一個大問題是，在預計將導致二戰以來最嚴重經濟衰退的冠狀病毒危機之後，法國和歐盟將如何選擇分配它們的資源。2019年火災後承諾的近9億歐元能否完全兌現？
根據布朗大學中世紀藝術史、建築學和考古學教授Sheila Bonde的說法，這是許多歐洲國家在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摧毀的禮拜場所時所面臨的相同問題。
最後，重建後的巴黎聖母院將在後19世紀的歐洲扮演怎樣的角色？ Astrid Swenson是巴斯泉大學歷史教授，他撰寫了大量關於科隆大教堂的歷史，指出二戰（在一場將歐洲大陸撕裂的戰爭）後，作為納粹時期德國民族主義象徵的大教堂，如何被重新命名為歐洲復興的象徵。
只有時間能證明重建後的巴黎聖母院是否會成為擺脫冠狀病毒危機的歐洲聯盟的統一力量或作為法國自豪感和例外主義的象徵，象徵著一波民族主義浪潮，這種浪潮早在冠狀病毒在其邊界內蔓延之前就已經開始使歐盟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