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崇尚自由的傳統由來已久。西方經濟學的基石是經濟人假設，即個人決策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提出看不見的手理論，即每個人以自利為原則，進行生產和從事交易活動，通過市場的調節作用，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福祉。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大廈的起點都是以自利為原則的經濟人假設，以及自由市場，這也是資本主義的根基。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是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把人類社會比作生態系統，不去幹預，任其自由生長才能達到最佳狀態和最大效率。弗裡德曼也自稱是自由主義者，非常推崇無政府主義。不僅僅是西方經濟學，這種強調個人理性的自由主義思想滲透到西方的法律制度、社會制度、社會學、教育學等等。以自利為原則的理性人假設貫穿於西方法律制度、經濟制度、管理制度、社會制度等等的設計之中。
在這種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西方人非常強調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強社會或個人、弱政府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現狀。老百姓不把政府放在眼裡，政府也沒那麼強勢。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情況下，依然有不少西方人抗議政府的管制，還在強調個人擁有不戴口罩和舉行集會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主義就很容易滑向自私自利。
美籍奧地利人馮.諾依曼創立了博弈論，美國數學家約翰.納什提出了博弈論中最重要的納什均衡理論。博弈論的基礎仍然是經濟人或理性人假設。在這個假設前提下，美國的蘭德公司提出了著名的囚徒困境博弈，囚徒困境是一個西方經濟學無法逾越的障礙，即以自利為原則的個人的理性決策無法獲得帕累托最優，最終導致系統的低效率或者崩潰，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失靈了，哈耶克的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也遇到了巨大挑戰。即使後來出現的合作博弈，也沒有回答如何實現帕累托最優的合作，而是假設已經實現了合作，把研究重點放在如何分蛋糕上，基本假設仍然是自利的理性人。
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要反思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所有制度設計都建立在理性人或經濟人假設上，強調個人自由，而這種強調個人自由又容易蛻變為自私自利。面臨大災難的時候，它的缺陷是致命的。
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更注重集體主義、奉獻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這樣的文化使得合作很容易實現，囚徒困境更容易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得到破解。在這次新冠疫情中，中國人的高度自律、奉獻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是我們眾志成城、戰勝疫情的重要基礎。不瞭解中國文化，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中國人一夜之間都宅在家裡的原因。
很多外國人來中國都會說喜歡中國文化，他們大部分都只瞭解一點中國文化的皮毛，等他們理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共赴國難"的內涵之後，或許才能真正懂得中國人。中華民族歷盡千難萬險，依然屹立不倒，在我們的文化基因裡能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