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介紹的這本書，可以讓國際政治研究愛好者大快朵頤，但是也正如《紐約時報》所評，其情節會令讀者深感不安。
所以我接下來將要介紹的內容，可能會引起嚴重不適。各位現在離場還來得及。
就本書的敘事與現實的聯繫而言，我傾向於認為這是一部半架空敘事——21世紀中後期的美國，遭遇了上升的海平面的侵蝕，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極端氣候事件加劇了其社會動盪，乃至一系列政治危機，並最終導致了2074-2095年間的二次內戰。本書所聚焦的正是內戰期間，一個女孩，薩拉特，和她身後在戰爭中漸漸凋零的切斯特納特一家的遭遇。
不過這本書中切斯特納特一家並非唯一線索，事實上，本書情節兩線交織，我暫且稱之為國家線和個人線。
國家線：洪水滔天
本書的國家層面線索貫穿在夾在各章之間的各類官方文件、新聞報道和會議記錄中，從中可以看到美國在內戰中的一系列波折。國家線的終結以“真相與統一委員會”的聽證會記錄為標誌，那時美國在結束內戰，實現再統一後，又經歷了持續十年的致命疫情，致死者是內戰導致的傷亡的十倍。
為何會有這場疫情？會議記錄以及“聯邦歷史教學大綱”的節選給出了答案——儘管薩拉特的個人線與國家線在此的交織並不明顯，但是你會發現——不論是就疫情爆發的原因而言，還是就全篇而言——災難都是一系列錯誤的累加。
是的，檢查站沒有把薩拉特攔下是個錯誤，聯邦特工在南卡羅萊納釋放病毒來鎮壓暴亂也是個錯誤；藍軍把薩拉特抓進糖麵包監獄是個錯誤，聯邦政府沒有及時執行對抗氣候變暖的措施也是個錯誤；南方武裝針對在藍區（聯邦政府實控區）的辦事處發動恐怖襲擊，以及刺殺紀總統是個錯誤，切斯特納特一家從藍區逃向南方自由邦也是個錯誤。
一個滑入內戰深淵的國家將一個普通的女孩也拖入仇恨的獄火中，也讓這個女孩最終與之同歸於盡——由是觀之，這就是一系列錯誤所導致的災難。兩條線索交織的每個節點，無一不是指向這樣的結果。而國家線中的外部因素，以及薩拉特被這些外部因素塑造、激活的個性，共同推動著劇情發展。
個人線：一去不還
前面我提到，災難是一系列錯誤的累加。
而在薩拉特的顛沛餘生中，那首先倒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是她父親的死。
其實這可以說是一個意外——她父親是在巴吞魯日辦事處申請工作許可時，死於南方武裝對辦事處發動的自殺式爆炸襲擊。可這令悲劇色彩更顯濃郁——一個淳樸的南方人死於一場無妄之災，本身就夠荒誕的，但也足夠真實。一個普什圖人去喀布爾趕集，又怎會料到自己將死於那裡的一場槍戰或一起爆炸？
家裡的頂樑柱徹底倒下，薩拉特的母親開始考慮尋求庇護。大概是出於對“南方人”這一身份的認同，使得她決定舉家由藍區遷往“南方自由邦”境內。這也意味著他們從此淪為難民，在佩興斯營落腳。在此期間薩拉特結識了負責管理營區的蓋恩斯，由他們之間的交流我們可以一窺那段時間線裡的世界，這方面我在後面也會予以點評。
有些情況下，難民營還會成為一些武裝組織的根據地——如今在敘利亞西北部活動的反對派武裝，一開始就在土耳其支持下，於其境內靠近敘利亞邊境的難民營中組建而成；甚至在最近，土耳其國防部還計劃在難民營中為自己旗下的反對派武裝招兵買馬。書中提到的反抗武裝之一“弗吉尼亞騎士團”就以佩興斯營作為庇護，這也給靠近田納西戰線的佩興斯營招來了滅頂之災。薩拉特也因此失去了她的母親。
而此事在薩拉特心裡留下的仇恨，促使她加入了反抗組織，針對藍軍進行破壞活動，也因此被藍軍盯上，被捕至糖麵包監獄。值得一提的是，糖麵包監獄的位置設定就在今天佛羅里達半島南端，離關塔那摩較近，兩者的實質也是一樣的。
但凡在書中看到這裡，我想各位也不難理解，薩拉特何以在身心遭受各方面摧殘後，做出那般令玉石俱焚的決定。她毀滅了自己，亦毀滅了或間接或直接為她招致苦難的一切。
正面意義及反思
在展開這部分以及接下來的侷限性部分之前，容我介紹一下本書作者——奧馬爾·阿卡德，一名戰地記者，出生於埃及，在卡塔爾長大，16歲移居加拿大。
他豐富的時政新聞報道經驗，無疑對他這部處女作的誕生提供了有力幫助。書中的薩拉特，是受戰後心理創傷者的生動寫照——這或許可以提升全世界對受戰後心理創傷者的關注，對這一群體的撫慰工作的開展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而從宏觀敘事層面來講，本書也提醒我們應該警惕任何形式的社會撕裂，這對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將要實現民族復興的我們，也具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更可貴的是，本書在描寫人情冷暖方面的把握，似乎也能令讀者在蹙眉之餘喚起一絲良知——薩拉特再次見到馬庫斯時她的表現，以及在執行最後一次任務前將自己的侄子輾轉送出本土，都是她在飽經摺磨後人性餘暉的閃耀。這似乎也在提醒我們，若到了無以自保的時刻，也要想辦法保護自己還愛著的人。
侷限性
但或許也正是阿卡德的社會經驗、成長背景，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思維。
這一點或許就暗含在他對蓋恩斯和薩拉特的交流的描寫中：
布瓦吉吉這個名字的出現，讓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個突尼斯小販——他的自焚引燃了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索。我不知道作者在虛構這個泛阿拉伯超級大國的時候，是否在命名問題上有那麼一絲微妙的聯想；但當他提到西亞與北非的人民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才建立起這個新國家，以及歐盟國家的民眾對它的嚮往，我似乎明白，這既是他對自己成長的地方一些美好的期待，也似乎是忽略歷史規律的一種一廂情願。
但是這部作品的另一點侷限性則要嚴重得多。書中的“反抗軍同盟”中，有一位阿拉伯裔病毒學家，在臨近結尾時自曝身份——他稱他是那個泛阿拉伯國家派來執行生物戰的棋子，也就是他在研製疫苗時生成的病毒，成為了“再統一瘟疫”的元兇。
這一情節放在當下來看，似乎很有現實意義，富有代入感，但它所指向的恐怕還是作者內心根深蒂固的零和思維。他似乎是“修昔底德陷阱”的信仰者，認為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的方式只能是以一種較低級的暴力，並且將不遺餘力地毀滅後者。不過，鑑於阿卡德這半生所受的西方教育模式的薰陶，其作品中隱含著這樣的思維，也是可以理解的無奈吧。
結語
它很現實，以至於你可以通過讀它來理解當下；它又有很多問題，讓我們得以一窺大洋彼岸的思維——《無人倖免》，從這樣的正反兩面去看，都值得你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