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平樂》中有這麼一段兒，老奸巨猾的呂夷簡以郭皇后蠻橫急躁、失德為由慫恿宋仁宗廢了郭皇后。宋仁宗早看穿了呂夷簡的把戲，但為了郭皇后著想就順勢下詔廢郭皇后為“淨妃”。這在歷史上是真實發生過的。
郭皇后
郭氏，由宋仁宗賜名郭清悟。在劉太后死後不久，公元前1033年，宋仁宗便以郭後以無子為由廢后，入道觀，封為淨妃，別居長寧宮。當時正是呂夷簡慫恿仁宗廢后的。在得知宋仁宗要廢后，范仲淹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直言：“皇后並無大過，不可廢。”他的同僚也在旁邊幫腔“自古廢后皆是昏君所為呀。”這也是符合史實的。
之後在劇中范仲淹對丞相呂夷簡說了這樣的話：“請呂相受臺諫奏疏，上呈官家。”
看到這裡，不覺驚呼，這簡直是照著歷史演！
在這之後的劇情中臺諫這一夥大臣會時不時就冒出來一下說一說皇帝又哪做的不對了。以至於會給人一個錯覺，以為臺諫就是專門給皇帝挑錯的。連小小的徽柔也安慰仁宗說：他們說的不一定對。實際上，宋朝的臺諫自宋仁宗起就是為了與丞相等權臣抗衡而設，對鞏固中央集權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宋朝的臺諫：“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
“臺諫”是御史臺與諫院的合稱。御史臺自秦漢時已經設立，為歷代沿用，而諫院始於唐朝。但與唐朝的諫院相比，宋朝的諫院在宋仁宗時有了根本性的變革。
范仲淹在劇中說請丞相呂夷簡代呈奏疏給官家，這是未改制之前的制度。此時的諫院還是受丞相領導管轄。而范仲淹在當時是“左司諫”，他想要向官家進言，自然需要經過丞相呂夷簡先過目。後來，他與5名同僚一起上殿叩諫實際上是有點不合規矩的（根據歷史記載，當時去叩諫的一共有8人，其中內臺官5人，諫官3人）。
所以，後來的“景祐黨爭”，范仲淹vs呂夷簡，范仲淹敗了。也是因為在起初臺諫的人員選拔是由丞相挑選的，丞相當然要安插幾個親信在其中，1038年，宋仁宗便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制，主要體現在下面4點上：
其一：諫官原本由丞相選拔，仁宗改為由皇帝親自挑選。這樣就能一定程度上的避免諫官與丞相相結交。
其二：諫院脫離丞相衙門，成為獨立的監察機構，與御史臺並稱為“臺諫。”其職權不分上下。這也是為了削弱丞相的權力，避免出現丞相專權的現象。
其三：諫院解鎖了一個新的職能，即“許以風聞。”什麼叫“許以風聞”呢？其實就是一種諫言的制式，御史臺同樣也有這樣的職能。比如劇中的歐陽修雖然很有才華，卻因為花邊新聞被貶。臺諫當時的諫言當是：“風聞歐陽修……。”也就是說“聽說……”。聽來的東西也是能報告給皇帝的，而最終皇帝要不要聽那就是皇帝的事了，即使最終皇帝發現臺諫官的“風聞”是子虛烏有的事兒，也不會以此怪罪臺諫官的。因此，有人形容臺諫就是皇帝的“耳目。”通過他們，皇帝可以足不出宮，聞知天下事。
其四：宋朝的糾察制度與唐朝最大的不同是監督的對象變了。唐朝時諫官進言的方式有五諫，其中的直諫為：“謂直言君之過失。”也就是說諫官是群臣的代表，其職能就是監督皇帝的為政過程中有沒有不當的地方。而到了宋朝，其主要的糾察對象是朝中大臣。所以，有人形容臺諫就是皇帝的“耳目。”
可以看出，以上4點無論是哪一點都是對皇帝有利的，尤其是削弱了丞相的部分權力，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丞相專權的現象。仁宗的這一改革也使得北宋監察制度展現出一種新氣象 。並且，由於宋朝對文人士大夫的犯錯採取非常寬仁的政策，百年來沒有誅殺大臣，這一定程度上也鼓勵了臺諫的積極諫言，直言不諱。所以有“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的說法。
但宋朝的臺諫制度雖然從根本上對鞏固中央集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也激化了朝臣間的矛盾，北宋黨爭之禍與此有莫大的關聯。
臺諫：一把雙刃劍
我們在上學的時候，最討厭的就是有人“打小報告”，宋朝的臺諫官就有點這個性質，畢竟是皇帝的耳目，只是臺諫官是明目張膽的給皇帝“打小報告”。這是一個得罪人的官職。《清平樂》中經常會有這樣的場景，臺諫官與大臣當廷就吵個面紅耳赤的。因為臺諫官能直言不諱，所以也成為新舊黨爭的工具。被皇帝利用，被權臣利用，他們的存在激化了士大夫之間的矛盾。
宋朝皇帝有一套自己的權術，叫“異論相攪”。這個概念是由宋真宗首先提出的。宋真宗任用寇準時，有人問真宗為什麼要用寇準。真宗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其實就是類似於乾隆同時重用“紀曉嵐與和珅”的理念差不多。就是讓意見相左的大臣共處一朝，輪流當權。
北宋皇帝為了防止某個大臣專權，總是使得某位大臣在某個緊要位置上屁股還沒坐熱就被換下了。如宋神宗時，先是起用王安石，轉而又起用他的反對派司馬光，之後又起用王若欽，這都是一回事。而臺諫官在其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呢？
《清平樂》中的宋仁宗
推波助瀾。宋仁宗時通過嚴格的臺諫制度將此理論發揮到極致。對於某位重臣，一旦臺諫列其罪狀，哪怕是“風聞”，哪怕是極小的事仁宗就會見機將這位重臣貶謫。比如宋仁宗時期重用范仲淹推行新政，新政遭到了御中丞王拱臣等人的反對，在王的帶動下，范仲淹遭到了臺諫官的彈劾，於是新政在第二年就廢止了。范仲淹也離開了朝堂，連帶著范仲淹的擁護者也被貶謫。其中原因，並非全是因為仁宗覺得新政不好，也不是仁宗“耳根子軟”，而是仁宗有意放任臺諫官的結果。
所以，對於宋朝的皇帝而言，臺諫雖能承擔“耳目”的角色，但也因此激化了大臣之間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了消耗了趙宋的元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