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從北京回到湖北雲夢老家，1月25日封城，2月12日戰時管制，到3月17日逐漸放鬆，到4月19日回到北京，我們一家參與了老家抗擊冠狀肺炎的全部過程。今天是回北京後居家隔離第一天，新的抗擊又拉開了序幕。
2020年，註定是不平常的一年。
我兒子是提前幾天從學校直接回老家的。1月19日晚上，我和妻子、女兒坐上了北京西到孝感的火車。女兒在火車上看到了武漢有疫情的消息，並且從網上訂購了口罩，收貨地址是母親在雲夢縣城隆盛華府的住地。
很快，媒體傳出了鍾南山教授說冠狀肺炎人傳人的消息。1月24日獲悉，繼武漢之後，孝感市將於25日開始封城，火車站、長途汽車站全部封閉。我本想連夜趕回北京，因為當天大年三十，應該可以買到回北京的車票。但是，因為打亂了原來的計劃，妻子要照顧岳父岳母，最終沒有當機立斷，因此滯留家中。
這段時間，最難受的是2月12日到3月17日雲夢實施戰時管制期間。因為不能出住所一步，整個家變成了囚牢，食物、蔬菜完全靠配送。我們一家訂購的蔬菜價高而質次，而鄉親們的蔬菜卻長在地裡無法出售。此番情景，恰是用事實給我們上了一堂經濟學的課：壟斷是萬惡之源，無論是國家壟斷還是商家壟斷。
4月19日早上，雲夢縣隆盛華府前面的人工湖
除了物質上的不便，更大的麻煩是精神上的壓抑，心理承受的巨大壓力。好在我女兒每天在家正常工作，兒子在家上研究生的網課，我和小妹每天也有自己的工作。72歲的母親因為有我們陪伴，因此也並不孤獨。
抗疫初期，雲夢縣人民醫院嚴重匱乏防護物資。妻子的侄女夫妻倆都在這家醫院做醫生，夫妻倆從春節前一直忙碌到春節後，很長時間沒有回家看到自己的兒子。我在微信朋友圈發出求助信息，前後拉來了接近20萬元的捐贈物資。
和老家民眾共克時艱，並且為抗疫出了一點點力，這讓我感到了一絲欣慰。
在戰時管制後期的兩個星期裡，我們每天測量體溫，並且記錄下來，用紙片貼在門口，工作人員收集之後彙總。同時，我們每天都刷健康碼，直到它從灰色變成綠色。
孝感北站離孝感90多公里，雲夢到這裡123公里，拍於19日上午
困擾我們一家的問題，核心是什麼時候可以返回北京家中。妻子想著自己的富貴竹可能都死了，而我則想著我的四盆梔子花沒有人澆水，可能都死了並且枯乾了。
自冠狀肺炎爆發之後，北京天通苑社區的工作人員幾次打來電話，通知我們不要回北京。3月17日戰時管制放鬆之後，湖北生的外出就業人員開始陸陸續續出發，大都採用了點對點的出行方式。但是，湖北人受到普遍歧視和冷血對待，這令人很寒心。儘管湖北的疫情漸漸平息，但北京仍然處於一級防控。
妻子也和北京天通苑社區工作人員聯繫，詢問返回北京的程序和流程。按照提示，我們在京心相助小程序填寫了返回北京的申請。申請通過審核之後，因為兒子所在的大學讓他不要回北京，兒子只得申請學校批准。最終，我們一家四口和母親都買到了4月19日孝感北站到北京西的G4816火車票。
從雲夢縣城到孝感北站123公里，我們只有租車前往。雲夢縣隔蒲潭鎮的人在出發前，一再要求我們告知租車的車牌，還有當天我們五個人的體溫。顯然，這也是北京這邊的要求。
4月19日早上6點，一家人早早起床，吃過早點後，分乘兩輛車前往孝感北站在孝感北站進站時，工作人員測量了我們的額溫，但沒有告訴具體溫度。好在火車上乘務員再次測量，於是我短信告知。
回到北京家中，看到熟悉的書架讓我內心篤定
在高鐵上，一家五口因為車票分配而坐在不同的四節車廂。我們沿途沒有摘下口罩，沒有喝一口水，沒有吃任何食物。
接近16點，G4816到達北京西，出站之後，我拖著56斤的旅行箱，揹著20多斤的雙肩包，提著幾斤的手提袋出站。按照工作人員帶領，前往昌平區的接車區。母親膝蓋不便，只能碎步前行，這讓我既心疼又著急。好在工作人員比較耐心，我們平安坐上大巴。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行駛，到達昌平區的分流處，然後，我們轉乘了前往天通苑南的中巴。
到達社區後我發現，住宅樓前新增了一排白色的防護欄，有工作人員在測量體溫。這時還在下雨，工作人員給了我們一人一把傘，妻子簽署了隔離14天不出門的承諾書，我們取了近鄰寶中的快遞，再次測溫之後進入社區，分兩次將所有行李提了上去。
足足三個月沒有澆水，居然還有一盆梔子花還活著
進入家門，女兒開心大笑，兒子更是唱起了歌，一家人格外開心。儘管居家隔離，但這裡是我們自己的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空間，辦公環境也好了很多——網速更有天壤之別（在雲夢縣城，手機無線上網可謂龜速）。
妻子的富貴竹有兩株生機尚存，而我意外發現，三個月沒有澆水的四盆梔子花，居然有一盆還活著！
這真是一個生命的奇蹟。
社區工作人員在我家防盜門安裝了一個小儀器，我們一家不得下樓，防盜門每天只能開兩次。20日上午，妻子訂購了蔬菜，聯通放在門口的快遞一起取了進來。
回北京之後的抗疫，正式拉開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