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華
施蟄存先生生於1905年12月3日，今年的這個時候，先生若健在，115歲了。
先生去世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前的11月中旬，滬上秋雨連綿。這樣的天氣是先生向來就討厭的，也是先生不願會客的時日。遠行三年多，返滬後原想挑個好天、帶上剛編完的書稿去華東醫院見先生，我怎麼都想不通，直到十七年後之今日，坐在電腦前，感情上我還是無法將鍵入的文字和懷念扯在一起，還是無法忍住湧自心底的熱淚，我該說的太多太多。
當年訃聞裡稱先生是教育家，第一趟見到先生，是1989年，我不知道在先生幾十年執教生涯中到底有多少出色的學生，但我可以說自己是先生非常喜愛、關懷備至、最年輕也是最不爭氣的私淑弟子。先生指導我研究的第一個專題是“象徵派詩歌鼻祖”沈寶基老人，而我半路輒止，我對詩歌理論確實沒有特別的興趣；先生要求我靜下心來試譯法文版昆德拉作品，我卻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耗於社會調研、雜文時評；先生勸我不要學別人東奔西趕，省點氣力，養好身體，完全能寫出幾本好的小說，做出幾隻好的課題來，我是意氣用事，獲無所獲。在我工作遭受挫折、病情一度惡化且少人理解的時候，是先生深切關懷，指點勸勉，伸以援手，還提出為我擔保，又託人送信給出版社，要將他的稿酬助我捱過難關。而我，也早已經習慣了往常先生老掛在嘴邊的“我要死了，我要回‘老家’去了，我不是病倒而是軟倒……”這樣的“口頭禪”；這樣的話，從香港迴歸到澳門迴歸，一路講過來，我曉得這是老人信“老法”，先生問我要過一張蘇局仙百十壽誕的留影，我始終是相信先生能悄然度過百歲的。先生就這樣走了，天人永隔，噩耗傳來時的綿綿冷雨，彷彿先生從遙遠的地方依然在關照我說，落雨天，儂用不著跑來看我了。
檢出過去的日記、先生給我的幾十封信，翻閱以往整理的一些對話記錄，再聽先生的談話錄音，所有的往事，宛在昨天。從1998年到2000年的兩年當中，先生一直不讓我去愚園路看他，那是我心臟經常出問題的一個階段，在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也都有“千篇一律”的那幾句話，“你不要來，我也不健，話講不動了”；“我體力大衰，馬上就要嗚呼哀哉了”；“你也不要出門，儘量少出門，也不要寫什麼東西”……我父親是遺腹子，我祖母1948年去世；我母親3歲失怙，13歲孤身到上海，我外祖母在我8歲的時候病逝於皖南老家，我從沒見到過。我自己也是少年失怙。從小我就羨慕人家孩子都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先生大我整整一個甲子，與其說我將他視為業師，不如說更多的辰光我在心底裡認他為祖父。1994年年底我住在醫院裡，也不敢告訴老人家，元旦上午家人送來先生寄我的賀片，內中一邊是用圓珠筆寫道：“不見光臨，想必病了，好好養病，從報上看到你還在寫，不要再為文字所累，休息半年，恢復健康要緊！”另一邊是用毛筆手書繁體“賀歲”兩字，鈐了印章。次日下午我溜出病房驅車到愚園路看先生，他一見是我忽然出現在他面前，還未及戴好助聽器就指著我大聲說：“剛剛還有人來告訴我儂住院了，哪能介快出院了？勿在屋裡養毛病，跑來看我做啥？”我說收到賀年片了，想儂，就來看儂了，有人陪勿要緊的。先生說：“關照儂噢，今後儂要有人陪，否則就勿要到我此地來了。”這天先生贈我一封沈從文1961年元旦寫給他的信及一條漂亮的章草舊體詩稿手書。
先生的老朋友周退密最早對我提起，先生準備整理收藏多年的碑版，要周老協同編輯，二老寓所相距不近，有困難；先生在信中說，最好有年輕人從中做“通信兵”，但擔心我的身體狀況不允許。事實上酷愛此道的我也失去了一趟研習良機。記得1995年夏天，新民晚報的攝影畫刊專版要發一組滬上文化老人的“消夏圖”，我介紹其時還在中新社工作的林明傑兄、市收藏協會的馮鍾兄去給先生拍幾張照片，事後馮鍾寄給我一份先生寫給他的信的複印件，老人家說：“請你轉告何振華，叫他必須醫好心臟，我是自然衰朽，他是認為損傷，他的心臟可以修復的。”老人其時住在華東醫院，還不忘提醒我這個小他六十歲的小朋友。現在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淚光一遍遍摩挲先生1996年深秋給我的那封信，“為何不用本名？趕緊把‘何苦’改掉，這個筆名不好。你還年輕，省點氣力保持老本，先養好病，我再提一提，不要抓筆桿子了，像我一樣，‘蟄存’。”像他一樣的“蟄存”，先生在給我的信中反覆提醒過幾次。我沒有聽先生的叮囑，身體透支，光陰虛擲，大部分更重要的工作擱淺了。
先生在1992年11月給我的信裡有這樣一句話，“陸谷葦為我寫了許多報導，我也無法阻止。你叫陸或你自己給趙清閣寫點東西吧，這位女作家近來很冷落，該為她吹吹風了！”1993年4月來信中說，“近來拙文常被選用，連書也不送一本，也不求同意，法制觀念一點沒有，我也不能為一小文打官司，無可奈何！《隨筆精品大展》我尚未收到，那篇序引是很勉強寫的，我知道這本書選得不好，有許多不是‘隨筆’，你看我的序引，可以猜出‘言外之意’。”同年10月信中問我，“牧惠何人？向未問知，《歪批水滸》極好，妙論連珠，燈下閱十數篇，頗足解頤。”1994年5月先生信中有對一家雜文刊物的評價，“據說這個雜誌是個‘高檔次的人文雜誌’，我實在看不出‘高’在哪裡？現在散文刊物多，沒有一個好的。”同年7月信中說，“出了這麼多的刊物都不見佳處，看來刊物多於作家，編輯也無高手，不會組稿，恐怕就要辦不下去。你寫沈寶基的那篇文章看了，開場白寫了1000字，太多了，第三頁還是開場白，有1500字，廢話太多。不適當的謙虛反而害事。你訪問過沈先生，應該多記一些訪問時的談話，這是你的獨家材料，我覺得你在做‘文章’，而不是介紹人物。”我在這裡摘錄這些內容，我是覺得對先生在學術上的造詣、文壇上的地位、創作上的貢獻和他的處世哲學及其生榮死哀，已經沒有必要也用不著我們這些後輩作什麼評論。讀歷年懷念先生的文字，凡讓人愈加沉痛、更乃回尋的，總是其中所能夠感受著的逝者身上發散出的睿智的光和自然的愛。睿智，並不盡然出自學術，也是源於天賦；自然，無疑是一種率真的綠色，像施蟄存先生的原名德普，那是任何高超的畫筆無法描繪的風景，給予我們的是再漫長的歲月也淘洗不掉的愛。
這些天來，每看著先生的照片，任淚水模糊視線，努力使自己相信先生還在。憶味自己輕步走上雪茄香瀰漫的樓道，門虛掩著，能看見先生坐在臨窗的藤椅裡，溫暖的黃熾燈光下，拿著放大鏡瀏覽報刊，再輕步走近，先生抬頭揚手示意我坐到他書桌邊，遂從抽屜取出助聽器像話筒一樣伸到我的面前，一邊用他那雙柔暖的手翻閱讓我帶去的書，一邊問我“現在比薩餅幾鈿一隻？漲過價伐？”、“有了檢察院為什麼還要成立反貪局？這樣會不會就有人多送一隻紅包”……
那一年，幾乎是纏綿病榻的巴老度過百歲的同時，施蟄存悄然超脫於塵世。滬上那個忽然風雨交加的深秋，兩位世紀老人無意合唱了一曲大喜大悲的歌。只是這歌聲，餘音繚繞，總教人不免沉思，不免懷想。目之所及，耳之所聞，依舊都在這歌聲的旋律之外喧囂、徘徊和漫舞。至於執著的寂寞、堅韌的真摯和神聖的使命，是不是照樣還繼續成為閒適的文苑裡某種奢侈的談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