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向蘇聯的納粹將軍們
如前所述，儘管盟國管制理事會制訂了去納粹化的原則和標準：完全解除德國武裝、以戰犯身份逮捕納粹黨員、解散各類納粹組織、實行民主化改造，但是美、英、法、蘇四國在各自佔領區內實際實施的去納粹化卻各具特色，並且隨著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的迅速變化，“去納粹化”也走了樣。
做為與西方意識形態對立的蘇聯，“去納粹化”的動作最快，標準最嚴格，最具特色：蘇聯軍管委從未正式使用“去納粹化”，而是稱為“社會主義改造”。
1948年8月，東柏林的蘇聯軍管會開庭審判前納粹成員曼弗雷德·鮑姆（右站立者）
1945年8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內務部）官員率先到柏林甄別被關押的納粹黨核心成員，相比治下，美國軍法機關在1946年10月才正式開始審查工作。到1947年，蘇聯佔領區共拘捕67179人，其中8214人經審判後釋放，獲釋者比例為12%，遠低於獲釋）。
蘇聯將去納粹化與對佔領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結合在一起。例如：德國工商界、舊容克貴族手裡的生產資料、土地被沒收、充公；律師全部被解僱，除非能證明擁有除納粹德國外的他國法律資質；各城市街道凡是與相關的納粹主義或帝國主義命名的，一律改成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名字。納粹德國佔領的大部分東普魯士被劃歸波蘭，蘇聯指使波蘭政府對該地區的德國裔居民進行種族清洗。因此，大批德裔居民逃離波蘭，回到德國。
對於前納粹德國的精英人才，蘇聯當然也不會放過將其收入囊中的可能，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許多像馮.布勞恩這樣的精英人物害怕蘇聯的恐怖統治而逃往西方國家佔領區（主要是美國佔領區），因此落到蘇聯手中的有價值的人才不多，而且大都是投降或被俘的軍人。
前德軍第四集團軍指揮官文森茲·穆勒（Vincenz Müller）中將於1944年7月向蘇軍投降並向蘇聯表明自己的反希特勒立場。他被關押在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Krasnogorsk）戰俘營並參加了那裡的反法西斯學校（die Antifa-Schule in Krasnogorsk）的學習班。1949年獲釋後，穆勒被安排到剛成立的民主德國，擔任警察總督察、內務部副部長。
1953年，穆勒被任命為東德警察部隊（KVP）參謀長，1956年任新改編的國民軍的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然而，東德國家安全部（MfS）並不放心這位前納粹德國將領，從1952年10月開始通過其私人秘書Heinz Sperling上尉對穆勒進行秘密監視。
穆勒在1955年、1956年曾代表民主德國政府在東柏林會晤當時的聯邦德國財政部長弗裡茨·謝弗（Fritz Schäffer，CSU），就德國與兩德達成諒解的可能進行了會談。他表示，民主德國的烏布利希特（Walter Ulbricht）政府即將被推翻，兩德有可能統一。 1958年9月，前東德官方宣佈，因穆勒患有嚴重的心臟病，批准其退休的請求。
1943年1月，德軍元帥保盧斯在斯大林格勒戰場向蘇軍投降後，被送到戰俘營
蘇聯手中最有名的人物當屬前德軍第6軍團指揮官弗里德里希·保盧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元帥。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因部隊被重重包圍，無法逃脫，未避免全軍覆滅，保盧斯元帥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於1943年1月向蘇軍投降，之後他先後被關押在不同的戰俘營。他曾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很多人認為他應該像戈林、凱特爾、約德爾等元帥一樣受審並被判刑。
然而，保盧斯沒有被帶回普通戰俘營或監獄，而是被轉移到了莫斯科附近托米利諾的一棟別墅，並配有廚師和勤務兵。那裡還有另外外兩位前德軍將領，其中之一是上文提到文森茨·穆勒。享受這樣的特殊待遇，預示他們將面臨與其他戰俘不同的命運。
1948年6月，保盧斯以幫助建立民主德國為由，請求回到德國的蘇聯佔領區，但是未得到答覆，相反，對他的監視加強了，其人身自由受到更多限制。奇怪的是，儘管1949年有足夠的證據給他定罪，但蘇聯沒有對他提出任何指控。
1954年保盧斯在東柏林出席新聞發佈會
保盧斯的夫人和一對兒女生活在聯邦德國，1949年他的夫人去世後，保盧斯再次申請返回東德。1953年9月，保盧斯與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特會面之後，其請求得到批准。對此，他特別給蘇聯政府寫了一封感謝信，此舉讓他成為西德民眾心中的叛徒，然而他受到東德官方的隆重禮遇。
1953年10月26日，保盧斯終於回到德國，在東柏林，他受到東德統一社會黨和政府領導的正式歡迎。他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職務，被安排了一個“卡瑟尼騰人民警察大學（die Hochschule der Kasernierten Volkspolizei）戰爭歷史研究委員會負責人”的虛名。他被安置到德累斯頓附近的上洛施維茨（Oberloschwitz）一棟別墅中，並享受擁有手槍和西德歐寶汽車的特權。
然而東德政府對這位前元帥顯然是不放心的，其日常生活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身邊的工作人員是線人，他的信件被檢查，電話和住所被監聽。保盧斯為東、西德之間的交流做了一些工作。1955年開始，因健康原因淡出公眾視線。1957年2月1日在別墅中去世。
無縫對接：從納粹骨幹到西德高官
在蘇聯佔領區到後來的民主德國，對前納粹黨員或軍、警人員的清查極其嚴密，東德官方定期向民間散發所謂《棕冊子》，其中列出所有仍被東德政府通緝的在逃納粹黨員，任何加入武裝部隊的前納粹成員一經查出，必馬上開除並進行審訊。1949年民主德國成立後，只有12名前納粹黨員經嚴格審查後，被允許加入統一社會黨。
相比之下，在聯邦德國，前納粹黨成員能很輕易地進入各級政府任職，仕途也暢通得多。其中最具代表也是最具爭議性的是漢斯·格羅布克（Hans Globke），他是從普魯士帝國、納粹德國到到聯邦德國無縫對接的行政官員的典型。
格羅布克曾經是普魯士帝國、納粹德國內政部的行政律師，1938年7月，他升任助理部長。他領導編著了一系列種族歧視法案，諸如1935年頒佈的《帝國公民法》、1937年頒佈的《保護德國人遺傳健康法》和《公民身份法》，他還幫助設計了蓋在猶太人證件上的“ J”字樣圖章。
二戰開始後，他多次前往佔領地，參與指導將猶太人驅逐出境或送往集中營。格羅布克於1941年9月陪同納粹德國內政部長威廉.弗裡克 (Wilhelm Frick)訪問附屬國斯洛伐克，之後不久，斯洛伐克政府頒佈《猶太法典》，成為迫害猶太人的法律基礎，人們相信格羅布克的訪問為斯洛伐克政府提供了幫助。
漢斯·格羅布克（左1）與納粹帝國內政部長威廉.弗裡克（左2）於1941年9月在納粹附屬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
然而另一方面，格羅布克與地下反納粹組織和民間團體保持聯繫，戰後對前納粹人員的審判中，他以證人身份參加，為公訴人作證。從1948年到1949年，格羅布克格洛布克擔任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稅務局副總裁。聯邦德國成立後，他被康拉德·阿登納總理任命為總理府國務秘書，後來成為阿登納的私人顧問及核心團隊成員。
匪夷所思的是，阿登納在魏瑪共和國期間擔任科隆市長，因為拒絕與納粹合作，他於1933年納粹掌權後被解除職務，1934年“長刀之夜”中短暫被捕入獄，獲釋後流亡各地。944年7月暗殺希特勒失敗後，阿登納被懷疑參與其中，再次被捕。其任中尉的兒子親自去柏林向秘密警察申訴，當年11月阿登納獲釋。正因為他在納粹時代的不合作，美國支持他出任之後首任聯邦德國總理。一位納粹的反對者卻重用一名納粹要員做自己的顧問，阿登納的胸懷確實寬廣。
1963年，漢斯·格羅布克出任西德首任總理阿登納（左）的總理府國務秘書十週年，二人關係極為密切
所謂“總理府國務秘書”相當於聯邦總理的辦公室主人，其職責來自聯邦政府《議事規則》（GOBReg）第7條，該規定至今未改變。格羅布克對阿登納政府的決策發揮了重要影響。阿登納經常與他一起在總理府官花園散步，就重要的政治決定徵詢他的意見，例如與以色列的賠償協議。格羅布克向阿登納提出了內閣人事建議，並負責監控內閣官員的忠誠度。他與基民盟/基社盟議會黨團也保持密切聯繫，並管理基民盟的捐款。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納辭職四天後，向時任西德總統海因裡希·呂布克（Heinrich Lübke）提出建議，授予格羅布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功績大十字勳章。同年，格羅布克退休，格羅布克準備移居瑞士，早在1957年，其夫人已在日內瓦湖的沙爾多納（Chardonne VD）購買了土地並建造了別墅。
1963年秋天，沃州議會決定不準向格羅布克頒發居留許可。無奈之下，他只得放棄移居計劃，他發誓要中斷與瑞士的一切聯繫，當時的瑞士聯邦總統路德維希·馮·穆斯（Ludwig von Moos）在議會宣佈，瑞士政府因此避免了向他發佈入境禁令。
關於格羅布克在戰爭期間的各項活動都被美國方面刻意隱瞞，其中最嚴重的包括希臘戰區猶太人清洗行動及他與另一知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聯繫。1961年5月，猶太裔法官弗裡茨·鮑爾掌握到艾希曼在塞薩洛尼基處決兩萬餘名無辜平民前曾與格羅布克洽商的記錄，但是案件很快因為聯邦情報局的介入，以證據不足為由而被迅速撤銷。此外格羅布克的戰時檔案被列為不得向公眾發佈的機密。
與美國和西德政府對格羅布克的袒護不同，東德政府於1960年代初由政治局領導、國家安全部實施了大規模調查，目的是證明格羅布克是納粹種族歧視法案和迫害猶太人的煽動者和組織者，並且與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艾希曼有聯繫。
1963年7月，由東德最高法院院長海因裡希·託普利茨（Heinrich Toeplitz）主持對格羅布克的缺席審判，最終判決格羅布克反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成立，判處其終身監禁。雖然審判的實際作用，但是宣示了東德政府與西德政府的對立。
因為冷戰，西德的去納粹化虎頭蛇尾，並不徹底。大批前納粹份子被輕判、減刑、甚至被宣佈無罪，還有許多潛逃到南美各國。以色列建國後，1949年成立的以色軍事情報機構“摩薩德”致力於在全球範圍追捕前納粹人員，1962年將阿道夫.艾希曼從阿根廷綁架到以色列受審，堪稱傑作。
出生於烏克蘭的猶太人西蒙·維森塔爾先後被拘押在12個集中營，死裡逃生活到戰後。作為人數不多的大屠殺倖存者，維森塔爾開始了對納粹戰犯的不懈的追捕。1947年，他在維也納成立了猶太文獻中心，維森塔爾對前納粹份子窮追猛打，絕不放棄。他跟蹤調查了6千多起納粹案件，讓1千1百多名戰犯被繩之以法。正是他追蹤到艾希曼在躲藏在阿根廷的蹤跡並通報給摩薩德，使得罪行累累的劊子手落入法網。
與魔鬼共舞：陪它下地獄
自古以來，亂世出各種各樣的“雄”：英雄、梟雄、奸雄......摩西、漢尼拔、凱撒、秦始皇、劉邦、項羽、曹操、李世民、成吉思汗、趙匡胤、拿破崙、斯大林、希特勒、丘吉爾......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中有人名垂青史，有人遺臭萬年，他們都是國家命運的主宰者，書寫歷史的人。
歷史絕不是偶然的，在特定的時刻，必然出現特別的人物來決定歷史：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秦始皇滅六國，成吉思汗統帥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希特勒偏執地幻想優等的日耳曼人一統歐洲......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論是福是禍，這都是註定的。這些主宰歷史的人是上天派來的使者——也許是天使，也許是惡魔。他們帶著使命來到人世間，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使命：興盛或者毀滅。
希特勒與“希特勒青年團”團員合影
具體到希特勒，早年的他是典型的失敗者，遊離在社會邊緣，沒有尊嚴。這是他人格扭曲、仇視社會的原因。他把對社會的仇視定向到對他認為的“劣等民族”、“有缺陷的人群”。在他的時代，德國正是一片凋敝、民心渙散的亂世，這個帶著使命而來的“地獄使者”把自己的理論系統化成為《我的奮鬥》，並一手創建納粹黨來貫徹之。
希特勒之所以能夠將其“奮鬥”付諸實踐，得益於特定的國內外條件。打個比喻：如果說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是病變的細胞，當時的德國社會和德國人是他寄生的宿主，而英、法等國不在初期及時切除這病變的細胞，反而任由它吸收養分，促進它成長和擴散，最終成為致命的毒瘤。
在國際社會，剛剛經歷了一戰、經濟大蕭條，英、法兩國國力衰退，無力他顧，其主流政客們一廂情願認為犧牲小國利益可以換來自己的安全與和平。結果是養虎為患，給自己和世界帶來滅頂之災。建政不久的蘇聯無法與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同盟關係，也無力對抗納粹德國的興起。大洋彼岸的美國出於自身利益，不願介入歐洲事務。於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在國際社會得不到任何制約，可以為所欲為，公然踐踏國際公約，以各種手段侵佔他國領土，最終挑起世界大戰。
在德國國內，希特勒以一手締造的納粹黨為資本，在政治上逼退其他政黨，最後用“國會縱火”這樣的卑鄙手段將德國共產黨清理出國會，使德國國會成了納粹黨的國會，納粹主義通過立法成了德國的法律，德國進入納粹專制時代。對於納粹主義的懷疑者，希特勒毫不留情地清理和打壓。
1933年希特勒當上“帝國總理”後，接連撤銷了一批不支持納粹主義的市長，第一批遭撤職的就包括時任科隆市長康納德·阿登納（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後來當選戰後聯邦德國的首任總理。生性多疑的希特勒對身邊的追隨者同樣毫不留情。
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希特勒親自指揮黨衛軍和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在全德範圍內對納粹黨進行了一次政治清洗（史稱“長刀之夜”），拘捕了上千名被懷疑不忠誠者，處死數百人，其中包括早期跟隨希特勒打江山的納粹衝鋒隊首領羅姆。
經過政治清洗，希特勒牢牢掌控了黨衛軍和國防軍，保證了自己的政治安全。
對於德國民眾，希特勒、戈培爾等人極盡所能，發揮其蠱惑、煽動能力，不遺餘力地給民眾洗腦。雖然希特勒文化水平極其有限，但是他卻擅長演說，其滔滔不絕地脫稿演講，加上特點鮮明的肢體語言，為他帶來大量粉絲。當時留下大量希特勒演說的聲像資料，幾乎都是萬人空巷、巍巍壯觀。
單從演說能力來說，在內向木訥、不善言辭的日耳曼人中，希特勒可謂出類拔萃的佼佼者。組建納粹黨的第四年——1924年，希特勒得到一位“天才的宣傳家”，後來成為納粹理論權威、黨內第二號人物。他就是保羅.約瑟夫.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這位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長期擔任納粹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是德國納粹化的主要推手。1933年就任納粹宣傳部長，兩個雨後即開始在大學焚燒非德意志思想家、作家的書籍，並開始系統地清洗文化界、知識界。
除了強力控制德國的意識形態何文化教育，戈培爾在給德國民眾洗腦方面也“功不可沒”，他的權威理論解釋與希特勒的即興演說相宜得彰，成功地迷惑、控制了大多數德國民眾。
納粹理論權威戈培爾：“如果你說的謊言範圍夠大，並且不斷重複，人民最終會開始相信它。在謊言被確信期間，國家可以阻隔人民對謊言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的瞭解。”
對於“洗腦”，戈培爾總結出一套理論：“
如果你說的謊言範圍夠大，並且不斷重複，人民最終會開始相信它。在謊言被確信的期間，國家可以阻隔人民對謊言帶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後果的瞭解。”可見，戈培爾很清楚納粹理論是謊言，但是通過不懈的、全方位的洗腦，謊言會被人們相信，從而達到特定的目的。為了實踐自己的“謊言效應”，戈培爾成立德國文化協會，強迫媒體從業人員入會。通過收購、控股、清洗、審查、停刊等手段，全面控制德國媒體。對媒體發佈每日指令，所有的報刊都必須與指令保持一致，否則強制停止出版。戈培爾還通過強制集體收聽納粹廣播、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刑罰嚴懲收聽國外電臺等手段控制民眾。
儘管德國民眾是納粹專制統治的受害者，但是，他們並不是無辜的。儘管納粹用了各種流氓、暴力手段清除了其他政黨，但是，它是被德國民眾投票選舉進入國會的。納粹德國晚期出現了“白玫瑰”、施陶芬堡這為數不多的叛逆，然而在12年的黑暗統治時代，大多數時候、大多數德國人是認同、接受納粹的，或者是沉默的。可以說當時的德國民眾是納粹瘋狂集權專制、亡國、禍害全世界的幫兇，國破家亡也是他們應得的報應。
假如——歷史是冷冰冰的，沒有假設。但是我們不妨假設：假如1921建黨到1933年掌權，希特勒的一系列擴張特別是種族主義舉措、暴力行動受到魏瑪政府和法律的有效制約和懲罰，假如他們得不到容克地主和工商界的支持，假如德國人對特勒的煽動打問號、不認同納粹理論、反對納粹的種種非法暴行，他們會投票給納粹黨，將它推進國會嗎？
假如德國民眾不接受、不配合納粹執政後推行的種種專制集權統治、種族清洗政策，甚至加以反抗，納粹統治能夠在德國暢行無阻嗎？毫無疑問，沉默的大多數德國民眾是納粹的受害者，更是幫兇。“白玫瑰”英雄蘇菲.紹爾總結得非常到位：“畢竟，有些人要做先驅，因為我們所寫的，說的，也被許多人認同，但他們不敢像我們一樣表達出來。”
神降下大洪水，懲罰崇尚暴行的、墮落的亞當的後代。納粹時代與魔鬼共舞的德國民眾，遭到了神的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