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媒體秉持“批評主義”原則，不僅盯著本國政府，也用放大鏡去審視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在這次席捲全球的瘟疫中，美國（以川普為代表）經常成為德國媒體批評的目標。
從以下標題和導讀中，諸位或許能感到其中的“火藥味”：
《明鏡》週刊4月10日文章：《川普是如何將美國推入新冠崩潰中的》
美國總統災難性的危機處理致使美國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崩潰邊緣。世界正在經歷一個超級大國的內爆嗎？
《世界報》3月9日文章：《排斥、掩蓋、歪曲 —— 川普的新冠亂象》
美國總統淡化危機，承諾向所有人提供疫苗，而他的政府部門卻立刻後撤。川普吃驚地望著股市，伯尼·桑德斯則發現了一個競選話題。
《世界報》3月29日觀點文章：《唐納德·川普的無能正在危及人的生命》
在這場可能是美國最大的危機中，唐納德·川普如此誇誇其談地炫耀自己，又如此猶豫不決地處理行事，這種扶不上牆的政客表現，正在危及更多的生命。
《南德意志報》4月20日文章：《別人的瘟疫》
新冠病毒折射出毀滅性的落後思維方式：責備，排斥，仇恨。川普如此陷入舊模式，引發的後果將更甚於疾病的危害。
《南德意志報》3月12日觀點文章：《慫先生川普》
停止美國和歐洲之間的旅遊往來聽起來夠猛夠絕， 實際上，這是無意中在嘗試轉移自己的無能而已。
《時代報》3月12日文章：《偏執的總統》
唐納德·川普不瞭解新冠全球疫情，相反卻將歐洲人當作替罪羊。為了挽救生命，美國總統正該做得相反。
三篇德國媒體的評論文章
以下三篇文章頗有代表性，反映了德國媒體在疫情中對川普總統的看法。為了完整起見，筆者將它們翻譯成中文，以饗讀者。
- 1 -
如何反對這位總統？
媒體：德國《時代報》（Die Zeit）/ 日期：4月27日
作者：馬丁·柯林斯特（Martin Klingst）/ 專欄
最近，一些川普的反對者喜歡把《美國憲法》第25條補充款拿出來說事兒。按照這條規定，如果總統無力行使職權 - 例如精神紊亂 - ，可以被逐出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
確實，川普的自控能力有時看上去好像真的出了問題，有些員工頗為擔心他的精神狀態。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強烈推薦向新冠患者發射“強光”，因為據說科學家發現紫外線可以殺死冠狀病毒。由於消毒劑和氯漂白劑也可以殺死病毒，總統還建議將其服用或注射。醫生，衛生當局和思維正常的人聞後譁然。
關於啟用第25條附加款的討論並非才有，川普上任後幾個月就曾出現過。當時，他的不靠譜的執政方式已顯端倪。據說，連司法部副部長羅德·J·羅森斯坦也曾考慮過彈劾的可能性。這個傳言儘管遭到否認，但仍未停息。川普的前顧問、至今依然與總統保持密切關係的右翼分子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據說也曾表示過，川普最大的風險不是彈劾程序，而是第25條。
好萊塢曾將這一憲法規則作為主題，製作過多部精彩的影視作品。例如，《國務卿女士》（Madame Secretary ）劇中，就曾考慮啟用第25條來罷黜虛構的總統康拉德·道爾頓，因為腦瘤隱疾使他變得難以捉摸，還下令發動軍事進攻。在著名的美劇《國土安全》（Homeland ）第六季中，副總統和內閣將他們眼中特別無能的伊麗莎白·基恩（Elizabeth Keane）代總統趕出了白宮。
憲法條款並非針對低能
但是，在現實中，第25條並不是用來應對像唐納德·川普總統這樣執政無能、誤導和不穩等情況的。這條法律規定，總統只有在身體或精神狀況被醫學確定絕無行使職能時，譬如失去知覺或在臨床意義上出現精神錯亂，才有可能被副總統取代，而且這個舉措一般情況下也只是臨時性的。
即使到這一步，還有很大的障礙需要克服，如，副總統和大多數部長必須以書面形式向國會保證總統已無法履職。當然，如果總統本人對此表示不同意，第25條也難以為繼。如果您有充分的理由要將唐納德·川普從總統寶座上拉下馬，唯有通過選票方能實現。
美利堅合眾國並非通過新冠病毒才成為民主和民主意識大試驗場的，但這次大瘟疫的可怕後果卻再次強化了這點。問題是，大多數選民會從白宮持續的抓狂中汲取教訓嗎？他們會在11月3日投票將這位民選產生、但行為常常不民主的總統趕下臺嗎？國家及其職能機構還能重新獲得公民的信任嗎？
大瘟疫加劇了信任危機
民主的基礎是信任，包括對國家效率、領導能力以及對國家機器是否有效和是否守法的信任。這種本已出現裂痕的信任在新冠危機中遭到進一步的破壞。政府這次的反應太遲了，而且極不充分，從而危及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
衛生系統被節省壞了，不僅裝備不良，而且 - 與醫保系統一樣 - 極不公正。窮人，黑人和拉美裔人得到的醫療保障要比富人差很多。此外，誰失業 - 這次大瘟疫中數百萬人遭此厄運 -，誰就會迅速失去醫保。對許多人來說，生病是陷入貧窮的巨大風險。多年來，社會勞動局的資金和人員被削減，人力不足自然無法應付這次的緊急救援需求，資金拖欠不到位已令醫療系統岌岌可危。
這當然不是唐納德·川普一個人的過錯。紅鉛筆的節流政策已持續了幾十年，從1980年代的共和黨人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執政時宣佈國家是個人和自由的敵人那天便開始了。克林頓（Bill Clinton）等民主黨總統們也拿國家福利開過刀。
與國家極端對立有傳統
美國有反對和批評國家的傳統。如同許多政治運動一樣，這些人的要求一如既往的激進。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執政期間，極右反國的“茶黨運動”（Tea Party）不僅在共和黨內獲得了權力，而且完全控制了該黨。這個“大老黨”（die Grand Old Party）如今亦像茶黨一樣，也開始大力反稅收，反國家和反福利了。
川普當選後雖然無節制地舉債數萬億美元，但茶黨起初卻出乎預料地保持了沉默。右翼在政治上貌似並不反感川普將借來的錢用於以下事情：修建隔離牆和削減稅收，後者給企業和富人帶來很大的好處。
如今，這些右翼美國人在川普推特的鼓勵下再次登高抗議，反對國家。他們手舉聯盟旗和步槍，肩並肩地要求立即結束停業，讓餐館和酒吧重新開張，反對佩戴口罩義務。他們似乎不在乎自己的行為是否危害他人的健康和生命。
示威者濫用黑人民權運動
特別厚顏無恥的是，他們還把自己與1955年反對種族歧視法規的黑人民權活動家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相提並論。示威者故意忽略了以下事實：這次的社交距離和停業法規與歧視無關，這些限制個人自由的臨時措施正是為了保護所有公民、特別是弱勢群體成員的健康。抗議者似乎並不知道，這次大瘟疫和醫療保障不良的受害者主要是美國黑人，也就是羅莎·帕克斯的後人。
毫無疑問，福利措施也應該受到審視。國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集體福祉的僕人。一個臃冗、官僚、低效的國家對集體福祉並無益處。同樣，疫情期間也應該不停地反覆詰問限制自由的措施是否還能產生預期的作用，對那些達不到的和不成比例的目標自然應該考慮取消。
運作良好的國家能提供最佳的保護
但是，在美國國會面前揮舞武器的示威者思考的並不是這些，他們針對的是國家本身。對他們而言，國家就是一負擔，所以要儘可能地砍掉它。
但在世界範圍內，情況正好相反：人們獲得最佳保護的，恰恰是在那些國家尚未被大幅砍伐、運作良好和尚能有效完成任務的地方；那裡人們的健康、生活和自由始終得到最佳的保護。
大多數美國人也這麼看。根據著名民調機構（Pew）在4月中旬進行的一項調查，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擔心行動限制可能會過快解除。昆尼皮亞克大學在4月初進行的另一項民調顯示，81%的受訪者傾向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實施限制，而不希望每州各行其是。
毫無疑問，唐納德·川普依然不會引領，而是繼續誤導。好在對他的支持正在隨之下降。
評論：唐納德·川普在新冠危機中失敗
媒體：《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 日期：3月30日
作者：亞歷山德拉·馮·納門（Alexandra von Nahmen）
他現在幾乎天天舉行疫情新聞發佈會，旨在展示信心和決策力。但對於那些正在尋找方向並對事實感興趣的人來說，他的新聞發佈會已變得相當不堪。美國總統在臺上經常散佈半真半假的信息，或徹頭徹尾的謊言，一旦被追問便開始攻擊媒體。他發出的信號自相矛盾，他的危機處理可能會葬送許多美國人的性命。
當他自己的情報機構在一月份預警新冠病毒時，唐納德·川普輕描淡寫病毒的危險性；當病毒因缺乏測試而失控蔓延時，他聲稱一切盡在掌控之中。如今，他自稱是抗擊無形敵人的“戰時總統“。但是，在危機中勇敢而堅定地給本國打氣的並非川普，而是被稱為美國疫情震中的紐約州州長、民主黨人士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
特朗普傳遞的矛盾信息
當紐約和美國其他地區的患者數量正在迅速增加、越來越多的美國醫院已瀕臨極限時，川普總統卻希望儘快恢復經濟。當紐約市的醫生正因呼吸機短缺而不得不對患者作出生死取捨的抉擇時，唐納德·川普日前卻還在忽悠復活節爆滿的教堂。
上週六他宣佈，白宮正在考慮對紐約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澤西州實施禁足限制。幾個小時後，他已改了主意。而美國疾控中心（CDC）則建議疫情區的居民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川普的民調聲望上升
紐約州州長庫莫報告說，他接到恐慌中的紐約市民打來的電話，他們正考慮趕緊離開紐約。此時，人們想大聲疾呼：“美國，你把誰選進了白宮！”
然而，川普的民調聲望卻在上升。危機時刻，動搖和恐懼中的國家往往會聚集在總統周圍。他承諾，美國就是美國，必將比以往更強大地走出這場危機。沒有這個偉大的國家辦不到的事情。在這悲情而又需要信心的時刻，川普本來可以擔負美國賦予總統的角色。不幸的是，這樣的時刻常常只持續幾分鐘，川普便開始反覆大肆吹捧自己，讚揚自己新聞發佈的高收視率，抱怨媒體和州長們未給予他足夠的尊重等等。
總統的支票？
對他的追隨者來說，這無關緊要。他們相信“他們的”總統。至少許多美國人很快會從政府那裡收到1200美元的支票，以作為應對危機的直接援助，而這場危機現在的確也使美國經濟陷入了困境。有傳言說，川普非常想在支票上看到自己的簽名。恐怕沒有比這更好的選舉禮物了。
這筆錢是國會上週跨黨派通過的、美國曆史上最廣泛的救助計劃的一部分。從這數十億美元的補貼和貸款中受益的不僅包括普通僱員，還有小型企業、醫院以及遭到疫情重創的行業，如航空業等。
川普的挑戰者正在爭取受到關注
為了通過這項旨在讓美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法案，民主黨和共和黨人都做出了讓步。對眼下這位一直通過經濟增長和股市記錄來定義自己政績的美國總統來說，這可謂是當務之急。川普打的算盤是：如果秋季選舉前經濟能再次增長，失業率重新下降，那麼，他的選民將會繼續忠於他。
在當前的形勢下，他的潛在挑戰者、民主黨的前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很難引起公眾的關注。與現任總統相比，他在危機中雖然表現出更多的同理心和專業知識，但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這對他未必會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在這樣的時刻，每個人會望著坐在白宮裡的那個人。如果川普能引領美國戰勝疫情，那麼11月連任的概率將會大增。
- 3 -
被自己國家出賣的醫護人員
報刊：德國《時代報》（Die Zeit）
日期：4月15日
作者：馬努埃爾·史塔克（Manuel Stark）
現在，美國已攀到了可悲數字的頂端：新冠已致死25000多人，居世界之首。正常情況下，紐約市的日死亡人數為150人，這次疫情期間，這個數字成數倍增長。為了能及時埋葬屍體，人們不得不在哈特島上挖萬人坑。與此同時，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卻宣佈打算削減給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資金。
美國心臟病專家和遺傳學家埃裡克·傑弗裡·託波爾（Eric Jeffrey Topol）對此很生氣。他寫道，美國政府在應對新冠危機方面一而再三地犯錯，眼下的情況是國家對醫護人員的“背叛”。大夫、護士和護工的防護物資很差，或乾脆斷貨，致使他們中許多染疾和死亡。4月7日，白宮在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至今尚未收集護理人員中的確切感染人數，但會進行追補。託波爾認為，造成災難的原因之一是美國檢測開始得太晚，致使局勢失控。
託波爾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大聲疾呼者，他還是多個學科的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醫學家之一。作為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斯克裡普斯研究所的首任所長，他致力於醫學領域的數字新技術研究。以下是“時代在線”（ZEIT ONLINE）記錄的託波爾3月30日在他創建的互聯網平臺“Medscape”上發佈的報告節選及其對當前疫情發展的背景補充。
與很快用世界衛生組織（WHO）提供的新冠檢測劑進行檢測的韓國不同，美國決定開發自己的測試劑，但結果不理想。由於沒有有效的測試劑，美國比韓國多花了近50天才增加了測試量。這期間，無數患有肺炎和呼吸系統疾病的患者被送去急診。由於無法診斷新冠病毒，患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傳播了病毒，包括在醫護人員中間。
比較2月份美國和韓國的檢測數，便能確認託波爾的描述。韓國的檢測始於2月4日，不久後每天的檢測人數便達到3，000人，這個數字美國直到三月的第二週才達到。此外，韓國還執行了世衛組織的其他建議，如追蹤感染鏈，並立即隔離所有患者。保持社交距離後來在德國也得以實施。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數據表明，僅此一項措施就大大減緩了病毒的傳播。
美國卻什麼都沒做。相反，當局不斷作出錯誤的決策。這些決定不僅危害了公共衛生，而且還包括那些負責照顧他人的醫護人員。
儘管美國的新冠始發地在西雅圖，但美國防疫的不足，包括防護設備、重症監護病床和呼吸器的嚴重短缺，在三月初暴發的紐約疫情中才暴露無遺。
要求改善裝備的呼聲被壓下
3月1日，世衛組織記錄美國出現62個新冠病例，當時尚無人死亡。一週後，11人死亡，感染人數增至201。從此時開始，數字迅速飆升。許多美國人開始購買和囤積口罩、肥皂和消毒劑。包括衛生部長在內的多位政府成員呼籲民眾團結互助，告誡大家醫護人員更需要防護物資，而口罩對普通人並無太大用處。正如《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等美國媒體猜測的那樣，政府人員發出的這個信息不僅沒有使百姓放心，而且還讓他們更感不安。國內商店簡直就跟遭到洗劫一樣，只要被認為是能抵抗病毒的東西都屬於搶購對象，甚至包括武器。
恐懼似乎並非完全沒有根據。與德國不同，美國沒有廣泛的健康保險，超過五千萬的美國人沒有醫保，每次治療都要花錢。在過去的三週中，僅新冠疫情就造成近1600萬人失業。
衛生系統中的許多工作人員要麼根本沒有口罩，要麼一隻口罩得用上幾班、甚至幾天。我這裡說的是普通的75美分口罩，而不是更適合抵禦飛沫感染的N95型號。
不僅醫生，護士和護工之間不得不分配緊缺物資，而且，在一些重症監護室中，幾名患者也必須共用同一臺呼吸機。用具體的數字來說：我們需要幾十萬到一百萬臺呼吸機，而全國實際上只有不到16萬臺。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的數字，在3月31日這一天，美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數已達2398，感染人數140640。在猶豫了很久之後，美國政府啟動《國防生產法》。該法最初是為朝鮮戰爭期間支持美國軍事能力而設的。2001年9月11日發生恐襲後，該法擴大到衛生領域。唐納德·川普依照該法強迫通用汽車等公司生產呼吸機，蘋果公司則開始生產塑料防護口罩。至於這些物資具體何時變得供不應求的，目前尚不清楚。疫情開始階段，許多診所試圖掩蓋員工的疑慮和不滿，漠視、甚至壓制要求改善裝備的警告和呼聲：
經常禁止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談論他們的擔憂。若談到目前的情況，上司會讓他們收聲或開除那些堅持發聲的人。
根據羅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的統計，德國死於新冠病毒的人均年齡為82歲。在美國，80歲以上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看了這些數據，人們會輕易認為年輕人沒事，只有老年人會受到影響。確實，致命的結果在35歲以下的人群中相對罕見。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一份報告，到目前為止，在美國只有三名死者低於18歲，而且都有其他疾病。儘管如此，新冠病毒是難以捉摸的，它對每個人的影響也都不同，年輕人也並非絕對保險，特別是那些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的人。
“一隻口罩要用好幾輪班”
至於為何會這樣，存在著多個理論。其中一種認為，這種病毒對免疫系統的影響類似毒藥，劑量越大，重症風險越高。
在武漢，最早對冠狀病毒發出警報的眼科醫生李文亮2月7日去世時才33歲。他還不是中國疫情期間去世的最年輕的醫療專業人員，與病毒抗爭35天后去世的夏思思醫生才29歲。川普總統對此全然不顧，3月11日，他在橢圓形辦公室宣佈：年輕和健康的人感染後有望迅速並完全康復。
據說新冠病毒不會殺死年輕人，但是美國確有年輕的護士、護工和醫生失去了生命。
美國廣播公司（ABC）報道說，俄亥俄州和明尼蘇達州約五分之一的新冠患者均為醫療專業人員。與其他醫護人員在紐約診所門前抗議的蒙特菲奧雷醫療中心（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大夫勞拉·烏西克（Laura Ucik）說：“每天上班時，我都感覺自己像是一隻待宰的羔羊。我和我的同事們都寫下了遺囑。”抗議者中有位護士展示他們是如何存放為數不多的口罩的：那是一個棕色牛皮紙袋，看上去有點像裝麵包的袋子。“倒五、七次班，我們用的都是同一個口罩。”
這些醫生和醫學專家死於病毒絕不僅僅是一場悲劇，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死得太冤。他們的死亡是檢測延遲太久和防護物資太缺的結果。
如今，為了應對醫護人員緊缺的局面，一些美國大學不得不讓醫學專科生提前畢業。然而，無論是人數還是經驗，這些年輕的醫務工作者恐怕難以填補新冠病毒給醫生、護士和治療團隊留下的空白。並且，他們是否願意去填空還是個問號，因為這些天在美國抗疫“前線”作戰可能意味著丟掉性命。
目前的援助來自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提供了150萬隻N95防護口罩以及手套等其他醫療物資。川普總統宣佈已簽署更多的援助合同。儘管現在已動用軍隊的病床和醫生，但仍然缺乏防護服、呼吸器、病床和人力這些抗疫中最重要的資源。埃裡克·傑弗裡·託波爾堅持認為美國政府造成了這種絕望的局面。他說，政府將帶著這份罪責被載入史冊。
與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以及破壞程度相比，9/11恐襲和許多其他災難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或許，最讓我們醫療界無法忘懷的是，我們在最需要自己國家的時候卻被它騙了。
（譯文完）
根據以上三篇文章的內容，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第一，德國媒體對美國疫情防控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原因是相當清楚的，對川普本人的做法（自我表現炫耀，指責和甩鍋他人，“胡言亂語”，決策錯誤，朝令夕改等）心知肚明。
第二，德美兩國在抗疫中做法的不同原因複雜，這裡有領導人的執政風格因素，也有國家大小的原因，當然也有體制方面的根源。德國和美國都屬於“聯邦制”，但前者為內閣責任制，後者為總統制。客觀而言，德國政體在防止和截流錯誤的機能要比美國的強一些，美國總統的權力雖然受到議會的牽制，但依然很大，因此，遇到川普這樣的總統，就會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
第三，德國媒體的自我反省能力並不強，這與這個“第四權”本身的職能有關。長期習慣把手指向別人，容易忽略自身視角的偏狹。還有一個問題，西方媒體的聲音雖然紛雜多樣，但這“百花齊放”的表象之下，主流意識的影響力相當大。從商業角度看，各媒體之間是競爭關係；從意識形態上看，它們之間又彼此影響。根據筆者的觀察，觀點“抄襲”，分析平庸者居多，而真正有見識並善於自我反省（包括對體制）的並不多。
再回到眼下德美兩國的疫情。
根據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提供的最新消息，新冠病毒在美國造成的死亡人數已超過美國在越戰中的陣亡人數。德國的情況基本保持穩定，人們更多關注的是解禁問題。
據報道，默克爾的穩健風格在美國受到追捧。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美國人對自己總統搖擺不定的危機處理方式並不滿意。
圖文摘自德國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