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最終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點卻歷來被忽視，借用龔定盦的一句詩來表達，那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七國並立之時，山東六國的權力大部分都掌控在王室成員的手中，尤其是政府首腦相國（相邦）更是基本上被王室成員壟斷。齊國的田忌、田文，韓國的公仲、公叔，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這些都是明證。
而秦國則不然，賈誼在過秦論中寫下“奮六世之餘烈”並非沒有用意，因為自秦孝公開始，秦國大力啟用人才變法圖強，這些人才基本上都不是本國人，商鞅衛國人，張儀、魏冉、范雎魏國人，蔡澤燕國人，呂不韋韓國人，李斯楚國人，最終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離不開這些人的鼎力相助。
秦國重用外人、輕視王室的做法，註定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封建宗法制度被後封建時代的郡縣制所代替。
秦之後的兩千多年，王朝更迭不斷，郡縣制作為帝國行政制度的主體雖遭遇封建制度的多次衝擊，依舊巋然不動的原因很簡單，那就是相較於封建制度，郡縣制的社會流動性更強。
社會流動性背後有著兩套看似矛盾卻統一的邏輯。
一是社會流動性必然包括著等級秩序，形成涇渭分明的不同階層，為了統治的穩定，必然維持著某種秩序的堅固性。
因此，先秦時代不論是哪家的思想體系，或多或少向等級秩序靠攏。儒家的禮儀，就打下深刻的等級秩序烙印；墨家主張非攻兼愛，禁止鋪張浪費，可是在等級上卻主張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法家，主張強國弱民，讓所有的人聽命於君主；道家，主張聖人（意即君主）的心為平民的心，實質上就是一種思想控制，過於隱晦地表明瞭維護君主統治的立場。
諸子百家的源頭是西周的王官學，夏商周被後人統稱為黃金三代，更多是出於對現實的不滿，將美好寄託在遙遠的過去，實際上夏商周本身制度就相當不同，王國維“殷商變革論”有推測的成分，但也是建立在考古發現上的推論。
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據說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他的很多言論都是想當然耳，他所做的是重新構建一個社會體系，只不過打著三代的旗幟而已。
正如文藝復興運動，根本就是為了對抗的中世紀宗教統治，既不是為恢復希臘羅馬的文化，中世紀到底黑不黑暗也並非重點，更沒有人去詳加考證。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他又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殷於因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認為周繼承和發展了夏商的禮儀體系，這當然是錯的。根據商王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繼承關係並非父死子繼，而更多的是兄終弟及，只有一代人全部去世了，才有可能傳到下一代，繼位的人只要是族內就可以。
孔子的思想自稱來自於周公，實際上他根本就不理解周公，孔子心目中的周公與其說是一個人，不如說是一群人的集合體。
西周的封建制根源是周人打敗了大邑商，無力取代商成為天下尊重的主人所做的一種妥協。西周封建制和歐洲的封建制度並非一回事，如果將後者比喻為切蛋糕，那麼前者就是畫大餅。
用錢穆的話來講，西周的封建制是一種武裝拓殖。周天子名義上給你一塊地，實際上需要你自己用武力征服了之後，才真正屬於你。
這種武裝拓殖是周人集思廣益想出來的辦法，只不過在推行過程中開始於周公輔佐的成王，慢慢地將所有的功績集中在了周公身上。
到了西周晚期，原始的宗法制度已經不能幫助周天子牢牢控制諸侯，又有了新的變革，從西周晚期到孔子出生前五個世紀革新的等級制度，才是孔子真正掌握的一種制度。
封建制被郡縣取代之後，並沒有完全摧毀，原本官僚體系中的龐大血緣關係轉化成了區域性的血緣和地緣兩種關係。
翻開兩漢太守刺史表，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出身於京兆、潁川、汝南、扶風等地的人居多，而這些地區恰好是當時的文化重鎮。官職雖然不能世襲，但是文化上的世襲，幫助後人做官的幾率更是普通平民想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靠著門生故吏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東漢產生了豪族，繼而產生延續到隋唐時代的門閥制度，就不足為奇了。
宋代官修史書新唐書中的宰相世系表，更是赤裸裸的證明了唐朝之前的郡縣制流動性雖然比封建制更強，但是對平民來說，流向上層也是極其困難的。
二是統治階級為了統治的穩定，這本是出於自私，卻不得不開出一條讓社會流動的通道。王夫之所說，“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正是這個道理。
而最先打開這種通道的並不是別人，正是孔子。孔子是一個矛盾的人物，他所倡導的一切，分明都是有利於等級秩序的構建，而所做的一切卻最終顛覆了封建制。
知識，原本就是屬於貴族和統治階層的特權，平民接受教育的機會少之又少。當孔子喊出“有教無類”的時候，實際上已經動搖了等級制度的根基。
“士”在春秋時期之前對下層貴族的稱呼，而到了戰國，已經轉變成了對知識分子的稱呼，出生當然重要，但是隻要有本事，就可以晉升為新的貴族。
作為最高統治的君主，不論是周天子還是後來的皇帝，總想讓自己的權力增大，而削弱貴族的權力。權力的衝突展現出一種“波紋式的循環發生”的特性。
皇帝作為統治者，干涉政府運作的權力有限，丞相（宰相）最為政府的最大官，起到了平衡皇權的作用。丞相是一個稱謂，而所屬的官員機構卻不固定，漢代的丞相初為尚書所取代，及曹魏時尚書省已正式成為丞相府，它復為中書長官所取代；再發展下去，門下侍中又漸握實權了。唐代三省長官的權力後來為擁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天子親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正式成為朝廷重臣，其實權遂又轉入翰林學士及樞密使（宦官）之手。
不論哪個官階是宰相，最終的結果都是隨著權力的增加與皇帝分庭抗禮，於是宰相在數量的增多，也成為了皇帝削弱相權的一種手段。
從漢代的單一丞相後來變成左右丞相，到唐代三省設置多個丞相，到宋代之後比唐代更多，但即便如此，皇帝運用起權力來依然感覺捉襟見肘，朱元璋統一全國之後，索性廢了丞相，自己皇權相權一手抓，可皇帝畢竟是人，精力有限，不得不依靠宦官和特務機關，東西廠也好，軍機處也罷，都是皇權高度集中的產物，也是皇權專制到達頂峰的標誌。
可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又發生了，皇帝這樣子專制，社會流通性卻遠遠增強了，按理說皇帝不會給別人分權，那流通性增強的邏輯又是什麼呢？
說個不恰當的比喻，如果把皇帝手中的權力比喻為一塊蛋糕，那麼唐五代之前的蛋糕中大部分是由皇帝和貴族共有，留給平民的一塊非常小，而貴族具有高度的排他性。
人們經常將陶淵明塑造成了一個甘於貧賤，不為權貴折腰的隱士。實際上，這有很大的誤解。陶淵明自己本身很不甘心。陶淵明的曾祖是東晉著名的將領陶侃，也是唯一個在世族壟斷高位的東晉，寒族出生晉升為三公的例外，可是結果呢？
即便如此，他依然沒有進入到貴族的圈子裡，始終遭受排擠，死後兒子們爭奪財產，原本富裕的家庭四分五裂。
陶侃生前和王氏家族不和，在東晉那個王與馬共天下的時代，若不是他戰功顯赫，恐怕早已經身首異處。家族之間的爭端持續的年代不是一代人而通常是幾代人，到了陶淵明的時候，他任彭澤縣令時期的頂頭上司就是王氏子孫。藉口封印而去，陶淵明儘管身心自由，卻不得不面對生活的困苦，也算是一種取捨吧。
試想，一個官至三公的寒族都不能因為出身被接納，何況是一介平民，不要忘記，寒族也是地主。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果說南朝時期的皇帝像傀儡一樣，那麼英明神武如唐太宗面對這些豪族也不得不讓步，就很是說明問題了。
皇帝一直在尋找一種可以消滅貴族的方式，最終確實也找到了，那就是科舉考試。
科舉考試具體開始於什麼時候不得而知，但是隋唐已經頗具規模，楊廣的覆滅自然是自己咎由自取，但是真正埋葬大隋江山的卻是因為科舉選拔人才而激起的貴族反抗。
不論是楊素的反叛，還是後來李淵的起兵，都是貴族對自己權力的敏感反應。農民起義有成功的嗎？還真沒有。
遠的陳勝吳廣，赤眉黃巾，甚至是瓦崗寨，近的李自成，太平天國，義和團，哪一個不是雷聲大雨點小，最終落得失敗的下場。
科舉在唐代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尤其是武則天之後，隨著關隴門閥的覆滅，士人的地位又開始上升，但是也不要太高估發展時期科舉的作用，終李唐一代，享國將近三百年，總共去士人才六千多人，意味著平均每年不到三十人，而拋開裡面的貴族人員，有面對龐大的人口基數，這些人在當時起到的作用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
從一到一百容易，而從零到一很難。科舉邁開了第一步之後，到了宋代之後成為社會階層流動的主要方式也就不足為奇了。
內藤湖南曾經提出過著名的唐宋變革論，主要就是指貴族這一階級到了宋代已經被消滅，平民出身的人物開始顯露頭角。
這種變革和科技的進步當然也不能分開，這個科技的名字就是印刷術。印刷術的發明與普及，讓書籍向底層民眾的流通成為可能。
文武分流也是在這個時候發生，以往的讀書人並不是以手無縛雞之力的形象示人，但是宋代科舉之後，競爭的激烈程度遠超唐朝，準備考試需要佔據大量的時間，原本半耕半讀的生活，轉換為家族勞動供一人唸書的模式。
宋代確實在打擊科舉作弊方面力度很大，以保證考試的公平。相傳秦檜的孫子參加科舉考試，秦檜將主考官請到自己家中，然後秦檜藉口有事，讓主考官在客廳等待，等了好久，秦檜都沒有出來。主考官百無聊賴，正好客廳中掛著一幅字，也不知作者是誰，就反覆看了很多遍，等到秦檜出來之後，寒暄了幾下，就讓主考官回家了。等到考完之後，主考官在閱卷的時候，發現有張卷子字跡和在秦檜家中字跡很像，才明白秦檜的用意。
秦檜權傾朝野，但是在科舉考試上，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採取這種迂迴的方式，足見皇權將科舉看的多麼重要。
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已經不僅是皇帝選拔人才，集權的有效手段，而是維護自身統治最有效的手段。
皇帝只要保證在每個省份給予一定的進士名額，給予社會底層一定的流動性，讓平民們主動去競爭，保證考試的公平，遇到荒年、旱年開恩科，以示恩寵，自己垂拱而治即可，而這些平民供學生讀書已經筋疲力竭，哪有心思去管皇帝的權力越來越大呢？
何炳棣先生曾經計算過明清三代以上無功名的進士佔了所有進士比例的五分之三以上，如此大的比例，遠遠超多同時期的世界其他國家。
流動性越強，社會就越穩定，可凡事都有一個限度，一旦超過這個限度，就必然產生不良的效果。科舉考試成為上升的唯一通道，功利性越來越強，尤其是科舉程式化之後，只需要腦子好用，投機取巧便可以，我們不禁要問，這樣得到的人才還是人才嗎？
而且一旦功成名就，這些原本底層的人士搖身一變成為統治階級，自己曾經受過的苦，捱過的累，後半生一定要補回來，而明清晚期官場的腐敗，成為這些人腐化的催化劑。皇帝憑藉這些人維護自己的統治，增加自己的權力，沒想到最終咎由自取，顛覆了整個王朝。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濟，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搖頭擺尾，便道是聖門高地”，這不是一個人的牢騷，而是那個時候整個國家的糜爛。
這樣的社會，就是三代以上無功名的進士所佔比例是百分之百，又有何用呢？
積習成弊，即便是清末新政之後，大清的留學生依舊沒能改變那種急功近利的毛病。內藤湖南在日本見到大清留學生，諷刺地寫道：
“然其所學者，必先曰政法，業喜速成，義避艱深，一知半解，高談放論，以其時勢所趨，能動當路，乃遂倒持太阿，妄指鄰邦之瑕疵，縱意毀刺，投國人恥敗思報之情，迎大吏求名急功之意，往往因以博取好官，菲薄自用。”
更可笑的是，清帝國為了挽救自己的政治危機，假模假式地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洋和東洋溜達了一圈回來，居然選擇學習日本的君主立憲。
人們總是喜歡拿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清末的戊戌變法進行比較，似乎為後者的失敗而惋惜，但是根據國情比較，明治維新式的改革怎麼可能在中國成功呢？
明治維新完成了日本從封建到郡縣的過渡，繼而權力歸於天皇一人，而這種轉變，中國兩千多年前的秦朝已經完成，到了宋朝更是一君萬民的集權式統治，比日本轉型早了成百上千年，同樣的改革再來一次，失敗不是註定的嗎？
流動性如此之大的清朝，卻讓龔自珍這樣的人才成為犧牲品。因此我們面對歷史的時候，重要的不是將當時的流動性計算的分毫不差，而是反思這樣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