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停擺之後的恢復時期，不能拘泥於供給或需求端的單一救助，也不能簡單進行救助政策疊加的‘錦標賽’”。
4月15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在宏觀經濟論壇（CMF）熱點問題線上研討會上談及應對新冠疫情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時表示，我們當前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猛烈衝擊，簡單地加大供給側調整、逆週期調整不能應對當前的問題。
劉元春稱，此次危機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範疇，第一表現為供給損失，第二表現為需求的急劇收縮，當前的重要任務在於，不能讓疫情對經濟的一次性衝擊成為趨勢性的衝擊。
劉元春認為，面臨超常規的危機，要用更大力度、超常規的“一攬子宏觀政策計劃”，不能僅僅延續此前的“六穩”政策。
超級疫情帶來的衝擊不僅有供給衝擊和需求衝擊，同時還有人道和社會危機帶來的超級預期衝擊。因此，在疫情基本控制後的復工復產必須要有供給側的行政推動，同時還必須要有需求側的市場大推動，以克服重啟市場循環體系面臨的各種市場失靈問題。
同時，為了對沖疫情對於經濟主體和社會主體帶來的災害，疫情的經濟主體救助和社會主體救助是保證未來疫後重建的基礎。
為穩定預期，恢復經濟循環，劉元春團隊認為，在宏觀政策層面，可以設計“3.5+2+1”的方案，即以3.5萬億元減稅+2萬億元基建+1萬億元補貼為基準的救助政策。
在財政赤字方面，劉元春認為可以考慮將預算財政赤字率從2019年的2.8%提升到3.5%，可以直接擴大財政支出1萬億；此外將實際財政赤字率從2019年的3.9%提升到6%。
此外，要建立疫情中小企業紓困基金、貧困補貼與消費啟動基金專門進行受疫情衝擊的主體救助，發行疫情特別國債2萬億，擴大地方專項債規模。
值得注意的是，劉元春指出，上述“一攬子”擴張政策首先必須滿足疫情救助、復工啟動的目標，其次才是對沖下行壓力、保穩定和保目標。
“必須認識到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有不對稱關係，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會增加200萬左右，但每下降1個百分點將帶來的失業會增長300萬至400萬。”
因此，按照當前的就業彈性來計算，如果2020年我國要保證城鎮新增就業在1100萬左右，則GDP增長速度就要達到5.5%左右。這意味著，保就業、保民生所需要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不像很多人認為的那麼低，而是要求的比較高，即：保就業與保增長並不矛盾，必須綜合考慮。
劉元春指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當經濟衰退的時候，衰退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而增長的時候，主要增長的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
這種不對稱關係意味著，保民生、保就業與保增長、保目標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首要必須先防止疫情衝擊帶來的公共危機，其次才是防止經濟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