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劇《清平樂》講述了趙楨的一生，因為他的仁德，死後加封廟號“仁宗”。在明朝也有一位皇帝，和趙楨這一生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口碑卻是一個天一個地，這就是萬曆皇帝朱翊鈞。
兩位皇帝的雷同經歷
我們來對比下這兩位皇帝的相似之處：
都是當朝在位時間最長：趙禎一共在位42年，終年54歲，宋朝在位時間最長；朱翊鈞在位48年，終年58歲，明朝在位時間最長。
趙楨影視形象——清平樂
都是沖齡踐祚：宋仁宗13歲登基，明神宗10歲登基。
朱翊鈞影視形象——大明嬪妃
都有一位強勢的母親：宋仁宗的養母大娘娘劉娥在宋真宗過世後，垂簾聽政十一年，權勢滔天，幾乎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同時也被稱為女中堯舜。
劉娥影視形象——清平樂
明神宗有一位“虎媽”李太后，朱翊鈞從小就怕他媽，被後世戲稱為“媽寶男”，每天一到五更就被李太后從被窩裡拖出來。
李太后影視形象——萬曆首輔張居正
親政時間差不多：明道二年劉娥病逝，宋仁宗親政，當時趙楨24歲。
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明神宗親政，當時朱翊鈞20歲。
親政以後表現很相似：
作為一個24歲的熱血青年，在吃喝不愁，父母雙亡的情況下，趙楨終於可以自由的放縱了，一頭就扎進了皇宮的溫柔鄉里什麼尚美人、楊美人、陳氏、張貴妃等等，趙楨的後宮裡，恃寵而驕那是常態。在《清平樂》中有一個劇情，韓琦對趙楨說，為什麼大臣們都推薦曹氏，就是因為曹氏“貌醜不至惑君”，這從另一個側面就可以看得出當時趙楨沉溺於美色到了何種境地了。
萬曆20歲親政，已是弱冠之年。李太后也就不太管他了。同樣的，失去枷鎖的朱翊鈞也是一頭撲進了溫柔鄉中，一心一意地搞起了人口建設。這裡面的傑出代表就是鄭貴妃。這些故事在之前寫萬曆、鄭貴妃的時候都有談及，不再贅述。
蕭薔飾演的鄭貴妃
兩位皇帝都疏於朝政，同樣的平庸：
景祐元年八月，宋仁宗過於勤修政務，力有不支而昏倒，病逾後又面臨各種天災人禍，不得不強提著精神堅持在崗位上，此時朝中大臣不但沒有為趙楨的辛勤而點贊，相反卻指責起趙楨來說什麼“倡優日戲於上前，婦人朋淫宮內，飲酒無時節，鐘鼓連日夜”。在趙楨看來自己明明是因操勞過度昏倒，卻被理解成廢掉皇后，寵信美人，縱淫過度而昏倒。至此宋仁宗心神俱疲、心灰意懶。把工作重心開始轉移到集詩書、修禮樂之上。除了不拜佛，幾乎是回覆到真宗末年時期。
曹皇后影視形象——清平樂
萬曆皇帝因為被大臣們懷疑要“廢長立幼”，引發了萬曆與文官集團長達十多年之久的“國本之爭”。萬曆皇帝看透了文官集團的本質，一氣之下，索性罷工，數十年不上朝，國家政務幾乎都由文官集團操作。
兩朝都出現了朋黨之爭：
明道二年十二月，郭皇后誤傷了宋仁宗，呂夷簡與郭皇后有舊隙，趁機提議廢除郭氏。而另一方面，由孔道輔、范仲淹為首的諫官則力挺郭氏，不主張廢后。就此為之後范仲淹、呂夷簡的朋黨之爭埋下了種子。
清朝總結明朝滅亡的時候說：“明朝亡於黨爭”，而這黨爭，就是從萬曆年間的“國本之爭”開始，東林黨在“國本之爭”開始之後，逐漸形成。
兩朝的黨爭都指向了一個結果：一度使得政治失去了彈性，只要你不是我這個團隊裡的，我就必須把你趕走，甚至弄死你。都不以是非做評判，只以立場說事。比如之後的王安石和歐陽修、東林黨和閹黨。北宋、明朝的滅亡，從這裡就可以找到源頭。
兩位皇帝都有著相當不錯的“文治”：
宋仁宗時期有范仲淹改革，史稱慶曆新政，開創了仁宗盛世。在嘉佑年間稅收達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
明神宗時期有張居正改革，史稱萬曆新政，開起萬曆中興。萬曆三十年，1000多萬戶，5000多萬人。耕地總面積是七百萬頃，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後來的康乾盛世都沒有被打破。
由此可見，在“文治”上，兩位皇帝都交了一分不錯的答卷。
清明上河圖——橫店佈景
兩位皇帝卻都有著糟糕的“武功”：
宋仁宗時期沒打過西夏，慶曆和議，北宋每年給西夏歲幣絹15萬匹、7萬兩銀和3萬斤茶葉。
萬曆四十七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被努爾哈赤擊潰，從此明朝在遼東的控制陷於崩潰。
兩位皇帝的仁德：
趙楨的“仁”那是共認的，無可厚非。為了手底下的太監不被捱罵，忍住不喝水。晚上看劄子，想喝羊湯又忍了下來，就怕別人以後天天備著羊湯等著皇帝，這樣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朱翊鈞似乎沒什麼關於“仁”的口碑，但是在“國本之爭”鬧得這麼嚴重的時候，萬曆也沒大開殺戒，濫殺無辜。東廠廠監陳矩，更是寬鬆，連東廠的監獄都長出草來了。再相比較下明太祖、明太宗那叫個殺人如麻。再看看明世宗在“大禮議”時，對文官集團也是打壓得相當厲害。那麼我們再看看明神宗，大臣干涉立儲之事，只是自己躲起來，不和那些士大夫們“玩”了，作為一國之君，是不是已經很“仁”了呢？
朱元璋影視形象
為什麼趙楨可以封“仁”，而朱翊鈞只是個“神”？
趙楨能被加封廟號“仁宗”，可以說是貨真價實，能做到這個地步的帝王，古往今來確實不多。
但是“神”這個廟號，卻是明褒暗貶的。意思是不知道你這個皇帝在位做了點什麼，後世的人也說不出你什麼好與不好，所以一股腦兒就用了一個“神”，你這個皇帝是功是過，讓老天來評定。
那麼就很奇怪了，我們之前從成長軌跡、朝廷狀況以及文治武功上，對趙楨和朱翊鈞做了一番比較，發現這兩位皇帝很相似。那什麼趙楨和朱翊鈞差距就那麼大呢？
歸根結底兩個字“權力”
有一個說法，凡是一個人，總有自己主觀的傾向性，書又是人寫的，那麼再客觀的書，或多或少的都會帶有寫書人的主觀意識。
這兩位皇帝的評價，又是誰寫得呢？就是那些士大夫啊。那麼這個問題就很顯而易見了。
宋仁宗時期，這些士大夫是最開心的時期，開啟了“皇權與儒生共掌天下”。趙楨就修修書、完善完善禮儀。這政務嘛就交由文官集團處理。這時候的趙楨和文官集團是並行的，趙楨並沒有把自己放在文官集團的對立面。
而朱翊鈞則不一樣，明清兩朝是皇權最穩固的朝代。而朱翊鈞又是一個操縱權術的頂級高手。民國曆史學家白壽彝評價：“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
所以這樣一個朱翊鈞自然不會出權力交給文官集團。出現“皇權與儒生共掌天下”的現象。舉個例子，萬曆時期一些人事任用是需要皇帝的同意，但是萬曆罷工，以致於很多部門的官員是走一個少一個，而在位的官員又是累得不要不要的。
萬曆這樣死死得抓住權力不放，使得自己不得不站在整體文官集團的對面，成為一個正真的孤家寡人。這樣一來，後世的儒生怎麼會去說一個“敵人”的好話呢。一個“神”，究竟是那些士大夫們“不好說”還是“不想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