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但也耗費了大量帑銀。 明神宗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缺乏張居正這樣的賢士應對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明神宗執政晚期，黨爭長期持續，導致朝政日益腐敗。另外，明神宗強徵礦稅亦是在位期間被稱為一大詬病，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 而且此時東北的滿族開始崛起，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明軍在薩爾滸之戰中被努爾哈赤擊潰，從此明朝在遼東的控制陷於崩潰。
明神宗在位期間衰敗的明王朝也在這個時期走向活潑和開放， 中國的經濟處於當時世界經濟主導地位。在此期間，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外國傳教士也紛紛來華，例如利瑪竇就覲見過明神宗，開始西學東漸，整個社會也出現了反對封建禮教、個性解放的精神。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終年56歲，廟號神宗，諡號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死後由長子朱常洛繼位，明神宗死後僅24年，明朝滅亡。
萬曆初年的政治改革主要措施是“考成法”，是萬曆元年（1573）推行的。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其特點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制：以內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後使“部權盡歸內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為受內閣制約，聽從內閣指揮，實有悖於祖宗舊制，實質上是將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內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變革。
隆慶六年（1572），朱翊鈞即位，關於早朝這一儀式有了折中的變通辦法。根據大學士張居正的安排，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則不朝，以便年輕的皇帝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攻讀聖賢經傳。這一規定執行以來已近15年，越到後來，聖旨免朝的日子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其他的禮儀，如各種祭掃，皇帝也經常不能親臨而是派遣官員代祭。實際上，神宗的早朝，即使按規定舉行，較之前代，已經要省簡多了。首先是早朝的地點很少再在正殿，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早朝人員都不經午門而集結於宣治門，所有駿馬馴象的儀仗也全部減免不用。其次，御前陳奏也已流於形式，因為所有陳奏的內容都已經用書面形式上達，只有必須讓全體官員所知悉的事才在早朝時重新朗誦一過。
從萬曆九年（1581）到萬曆十年（1582）間，張居正一直沒有請假，堅持辦公。次年二月，張居正舊病復發，雖然屢經名醫醫治，但是張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過行屍走肉而已”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朱翊鈞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諡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 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1584）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矇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即說張居正無視皇帝權威，鉗制言官，擅權亂政。）
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張居正恐怕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無情的懲處。朱翊鈞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轉變是他長久處於張居正約束下的發洩，同樣也是自己開始親政的基礎，推倒張居正，也就樹立了皇帝自己的權威。
萬曆二十年（1592），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寧夏銀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韃靼部人，降明以後做副總兵。他的兒子叫哱承恩，承襲父爵，做了指揮使），朱翊鈞果斷決定平叛。派去平叛的軍隊攻打了幾次都沒有取勝，萬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兒子李如松為總兵，率軍平叛。李如松派人決黃河水灌城，城外積滿了水，城被衝開一個口子；李如松乘勢下令攻城，一舉平息了哱拜之亂。
從萬曆二十年（1592）到二十七年（1599），朝鮮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僅靠近明朝邊境義州一帶尚存。 [42] 朝鮮危急，請求明朝援助，“請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絡繹不絕”。朱翊鈞鑒於唇亡則齒寒，決定派兵到朝鮮，援朝抗倭。這場戰爭時斷時續，前後進行了七年多。最後，日本因豐臣秀吉去世，將侵朝日軍撤出朝鮮，明軍戰勝而歸。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發佈“七大恨”，起兵反明，建立後金政權。女真兵克撫順，朝野震驚。 [46] 萬曆四十七年（1619），遼東經略楊鎬四路進攻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萬曆年間，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播基督教，使得中西之間文化上得到交流。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01年1月25日），利瑪竇覲見了朱翊鈞。向朱翊鈞進呈自鳴鐘、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他的信任。 [54] 利瑪竇還把封面燙金、裝訂精美的地圖集《地球大觀》送給他，告訴他，從這部地圖集上，可以看到他從西方來到中國途經的路徑。 [5]
同年，朱翊鈞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除利瑪竇外，明末來中國的著名傳教士還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湯若望，瑞士人鄧玉函，西班牙人龐迪我等。
這些傳教士在中國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對於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對於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 [55] 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傳教士把在中國所經歷的寫到西方去，引起西方巨大的反響，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朱翊鈞是明代歷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歷史中以萬曆紀元的時間，持續將近48年之久。 [58] 明神宗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於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在這個歷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裡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進程。
《明史》：①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②“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另外郭沫若主持開挖的定陵就是萬曆帝的，十三陵唯一被髮掘的皇陵。對於萬曆皇帝不上朝的演義，也是在後來考古專家挖開明神宗陵墓，才終於找到了答案。考古學家發現，明神宗的屍體是彎曲躺著的，於是專家有高科技對萬曆皇帝進行復原，發現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一截，也就是他患有嚴重的腿疾，行動不便。所以專家推測，萬曆皇帝是不願讓大臣看到他走路跛腳的樣子，所以才不去上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