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清平乐》讲述了赵桢的一生，因为他的仁德，死后加封庙号“仁宗”。在明朝也有一位皇帝，和赵桢这一生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口碑却是一个天一个地，这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两位皇帝的雷同经历
我们来对比下这两位皇帝的相似之处：
都是当朝在位时间最长：赵祯一共在位42年，终年54岁，宋朝在位时间最长；朱翊钧在位48年，终年58岁，明朝在位时间最长。
赵桢影视形象——清平乐
都是冲龄践祚：宋仁宗13岁登基，明神宗10岁登基。
朱翊钧影视形象——大明嫔妃
都有一位强势的母亲：宋仁宗的养母大娘娘刘娥在宋真宗过世后，垂帘听政十一年，权势滔天，几乎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同时也被称为女中尧舜。
刘娥影视形象——清平乐
明神宗有一位“虎妈”李太后，朱翊钧从小就怕他妈，被后世戏称为“妈宝男”，每天一到五更就被李太后从被窝里拖出来。
李太后影视形象——万历首辅张居正
亲政时间差不多：明道二年刘娥病逝，宋仁宗亲政，当时赵桢24岁。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明神宗亲政，当时朱翊钧20岁。
亲政以后表现很相似：
作为一个24岁的热血青年，在吃喝不愁，父母双亡的情况下，赵桢终于可以自由的放纵了，一头就扎进了皇宫的温柔乡里什么尚美人、杨美人、陈氏、张贵妃等等，赵桢的后宫里，恃宠而骄那是常态。在《清平乐》中有一个剧情，韩琦对赵桢说，为什么大臣们都推荐曹氏，就是因为曹氏“貌丑不至惑君”，这从另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得出当时赵桢沉溺于美色到了何种境地了。
万历20岁亲政，已是弱冠之年。李太后也就不太管他了。同样的，失去枷锁的朱翊钧也是一头扑进了温柔乡中，一心一意地搞起了人口建设。这里面的杰出代表就是郑贵妃。这些故事在之前写万历、郑贵妃的时候都有谈及，不再赘述。
萧蔷饰演的郑贵妃
两位皇帝都疏于朝政，同样的平庸：
景祐元年八月，宋仁宗过于勤修政务，力有不支而昏倒，病逾后又面临各种天灾人祸，不得不强提着精神坚持在岗位上，此时朝中大臣不但没有为赵桢的辛勤而点赞，相反却指责起赵桢来说什么“倡优日戏于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日夜”。在赵桢看来自己明明是因操劳过度昏倒，却被理解成废掉皇后，宠信美人，纵淫过度而昏倒。至此宋仁宗心神俱疲、心灰意懒。把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集诗书、修礼乐之上。除了不拜佛，几乎是回复到真宗末年时期。
曹皇后影视形象——清平乐
万历皇帝因为被大臣们怀疑要“废长立幼”，引发了万历与文官集团长达十多年之久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看透了文官集团的本质，一气之下，索性罢工，数十年不上朝，国家政务几乎都由文官集团操作。
两朝都出现了朋党之争：
明道二年十二月，郭皇后误伤了宋仁宗，吕夷简与郭皇后有旧隙，趁机提议废除郭氏。而另一方面，由孔道辅、范仲淹为首的谏官则力挺郭氏，不主张废后。就此为之后范仲淹、吕夷简的朋党之争埋下了种子。
清朝总结明朝灭亡的时候说：“明朝亡于党争”，而这党争，就是从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开始，东林党在“国本之争”开始之后，逐渐形成。
两朝的党争都指向了一个结果：一度使得政治失去了弹性，只要你不是我这个团队里的，我就必须把你赶走，甚至弄死你。都不以是非做评判，只以立场说事。比如之后的王安石和欧阳修、东林党和阉党。北宋、明朝的灭亡，从这里就可以找到源头。
两位皇帝都有着相当不错的“文治”：
宋仁宗时期有范仲淹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开创了仁宗盛世。在嘉佑年间税收达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
明神宗时期有张居正改革，史称万历新政，开起万历中兴。万历三十年，1000多万户，5000多万人。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到了后来的康乾盛世都没有被打破。
由此可见，在“文治”上，两位皇帝都交了一分不错的答卷。
清明上河图——横店布景
两位皇帝却都有着糟糕的“武功”：
宋仁宗时期没打过西夏，庆历和议，北宋每年给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
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努尔哈赤击溃，从此明朝在辽东的控制陷于崩溃。
两位皇帝的仁德：
赵桢的“仁”那是共认的，无可厚非。为了手底下的太监不被挨骂，忍住不喝水。晚上看劄子，想喝羊汤又忍了下来，就怕别人以后天天备着羊汤等着皇帝，这样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朱翊钧似乎没什么关于“仁”的口碑，但是在“国本之争”闹得这么严重的时候，万历也没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东厂厂监陈矩，更是宽松，连东厂的监狱都长出草来了。再相比较下明太祖、明太宗那叫个杀人如麻。再看看明世宗在“大礼议”时，对文官集团也是打压得相当厉害。那么我们再看看明神宗，大臣干涉立储之事，只是自己躲起来，不和那些士大夫们“玩”了，作为一国之君，是不是已经很“仁”了呢？
朱元璋影视形象
为什么赵桢可以封“仁”，而朱翊钧只是个“神”？
赵桢能被加封庙号“仁宗”，可以说是货真价实，能做到这个地步的帝王，古往今来确实不多。
但是“神”这个庙号，却是明褒暗贬的。意思是不知道你这个皇帝在位做了点什么，后世的人也说不出你什么好与不好，所以一股脑儿就用了一个“神”，你这个皇帝是功是过，让老天来评定。
那么就很奇怪了，我们之前从成长轨迹、朝廷状况以及文治武功上，对赵桢和朱翊钧做了一番比较，发现这两位皇帝很相似。那什么赵桢和朱翊钧差距就那么大呢？
归根结底两个字“权力”
有一个说法，凡是一个人，总有自己主观的倾向性，书又是人写的，那么再客观的书，或多或少的都会带有写书人的主观意识。
这两位皇帝的评价，又是谁写得呢？就是那些士大夫啊。那么这个问题就很显而易见了。
宋仁宗时期，这些士大夫是最开心的时期，开启了“皇权与儒生共掌天下”。赵桢就修修书、完善完善礼仪。这政务嘛就交由文官集团处理。这时候的赵桢和文官集团是并行的，赵桢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文官集团的对立面。
而朱翊钧则不一样，明清两朝是皇权最稳固的朝代。而朱翊钧又是一个操纵权术的顶级高手。民国历史学家白寿彝评价：“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发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
所以这样一个朱翊钧自然不会出权力交给文官集团。出现“皇权与儒生共掌天下”的现象。举个例子，万历时期一些人事任用是需要皇帝的同意，但是万历罢工，以致于很多部门的官员是走一个少一个，而在位的官员又是累得不要不要的。
万历这样死死得抓住权力不放，使得自己不得不站在整体文官集团的对面，成为一个正真的孤家寡人。这样一来，后世的儒生怎么会去说一个“敌人”的好话呢。一个“神”，究竟是那些士大夫们“不好说”还是“不想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