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田飛龍】
1987年，臺灣著名歌手王傑發行首張國語專輯《一場遊戲一場夢》，以臺灣流行民謠風格走紅兩岸。彼時的臺灣剛剛解除戒嚴，兩岸探親開始破冰，兩岸關係開始朝著有序恢復方向發展，後續的“九二共識”更是寄託兩岸與國共兩黨關於國家最終統一的政治合意與民族復興的歷史期待。
33年後，臺灣民進黨顛覆“九二共識”，離岸割據，唯美是從，在“臺獨”路線上日益滑向深淵，甚至不惜重啟“戒嚴法制”及無節制損害中國主權利益和統一前途。“九二共識”夢碎，民族復興“遊戲”規則破裂，留給兩岸中國人的是一種日益升高的對抗風險與非和平方式完成統一的倒逼選項。
在此背景下，臺灣當局利用新冠疫情危機尋求美國支持及闖關WHO，就成為又一個版本的“一場遊戲一場夢”，是一場關於臺灣“主權正名”的國際政治遊戲，一場破壞兩岸合作抗疫及“一箇中國”國際法共識的臺灣本土主義迷夢。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臺灣民進黨當局最關心的不是同胞福祉，也不是全球合作抗疫合力，而是自身可否利用疫情機會加入WHO，成為“完整”的會員國。美國臺北法案“許諾”了對臺灣成為主權國家參與之國際組織“觀察員”的支持，臺灣覺得不夠，希望更進一步。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回擊臺灣當局侮辱和人身攻擊，視頻/觀察者網 周千千
臺灣在對大陸封鎖口罩等醫療物資的同時，展開了空前力度的“口罩外交”，甚至不惜犧牲本地居民的疫情防控利益。主動“送”口罩，刷國際存在感，求外國的回應和關注，利用一切媒體機會提出“臺灣加入WHO”的議題。
臺灣官方及散佈各地的網軍為此極力造勢，渲染輿情，鼓譟突破。臺灣試圖“曲線入會”，繞開“一箇中國”與兩岸關係路徑，利用國際政治的短暫窗口，搞機會主義的造勢和衝刺。甚至，臺灣還威逼“中華航空”改名，以避免援助交際中的“China”混名化效果。
臺灣的魔幻低智操作，只有民進黨和臺灣媒體自以為“了不起”，也只有美國政客鼓譟相助，而無論在WHO官方層面，還是國際社會多數國家的層面，根本沒有臺灣“會籍”這個議題。有些外國媒體偶爾炒作一下，也只是無風無浪的鬧劇而已。
新冠疫情危機對臺灣而言非但不是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的“轉機”，反而逐步演變為臺灣的一場公共“外事”的危機。這是由民進黨的離岸“臺獨”路線及“唯美是從”的偏狹國際政治觀決定的。民進黨的“疫情外交”整體上是一種“去中國化”的國際政治機會主義，對臺灣的國際形象、貢獻力及參與空間都會造成“回火效應”（back fire）。
臺灣在全球疫情防控中扮演了負面角色：
其一，在兩岸關係上，對大陸封鎖抗疫醫療物資，阻撓武漢臺胞包機返臺，錯失了與大陸合作抗疫及通過這一合作參與WHO相關事務的機會窗口；
其二，在美國臺北法案上錯誤依賴美國的支持力度和影響力，無節制追隨美國在抗疫中的立場和利益，從而與全球合作抗疫背道而馳；
其三，錯誤批評WHO及總幹事譚德賽的抗疫領導工作，試圖藉助美國勢力顛覆WHO領導層，渾水摸魚，乘機入會。
這些負面角色表明臺灣在國際政治上已喪失基本的平衡理性思維，非常外行和不成熟，不能正確理解WHO的國際法基礎與規則，不能通過調整兩岸關係迴歸WHO參與空間。臺灣希望藉助美國勢力及疫情機會“硬闖”WHO在政治上非常不明智，也沒有任何可行的程序機制，必然遭遇失敗。
民進黨當局所謂的“完整”參會是一種政治上的自嗨與自慰，根本不具有任何國際法理基礎和空間：
其一，美國臺北法案本身是非法的長臂管轄法律，但即便是這部法律也仍然受到“一箇中國”原則的某種約束，沒有越線支持臺灣成為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會員國，而只是支持其成為觀察員，所以是不完整的，臺灣希望更加一步，已超出美國政治容量的極限；
其二，臺灣參與WHO的唯一國際法通道就是回到“九二共識”，以“一箇中國”為前提，尊重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國際代表權，在此基礎上獲得與其地位相適應的國際參與空間；
其三，“一箇中國”是穩定的國際法秩序共識，中國在全球抗疫中表現出積極的合作與援助能力，對WHO的實際貢獻越來越大，而美國卻開始遠離WHO，在此條件下，臺灣當局“倚美自重”完全選錯立場和方向，只能無功而返。
“轉機”根本不存在，因為臺灣背離了“九二共識”和WHO基本規則，試圖藉助美國霸道力量硬闖，是國際政治的幼稚兒。
“危機”倒是存在的：其一，臺灣在此次全球抗疫中背信棄義以及無視國際規則的做法，進一步損害和降低了臺灣的國際形象與地位；
其二，臺灣在兩岸關係上進一步後退，造成臺灣問題進入歷史對決的窗口期，臺灣的經濟社會發展可能遭遇嚴重的自閉危機，在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進程中靠邊站；
其三，臺灣民主法治秩序出現大倒退，“戒嚴法制”再臨，反滲透法成為政治威權手段，社會撕裂與政治對抗將會加劇，從而導致“臺灣民主”暗淡和邊緣化；
其四，臺灣在知識與制度上日益喪失理性和判斷力，無法適應21世紀中國角色日益凸顯的新世界秩序，有“孤兒化”的風險；
其五，臺灣的“臺獨”本土主義持續侵害與大陸有關聯的臺胞利益，阻止臺灣民眾分享民族復興的成果和利益，倒逼越來越多的民眾“用腳投票”，西進發展，以及在全球範圍內更加堅定地與中企及中國人群體融合，造成本土“選票”之外的另一個臺灣，這一場關於“臺灣人民”的兩岸競爭，民進黨走向失敗的可能性很大。
這些“危機”主要是民進黨當局和臺灣本土分離勢力的危機，對更多的不走極端、溫和理性的臺灣民眾而言，反而可能是一個全新的歷史機遇，讓他們睜眼看中國和看世界，做出切合自身利益及長遠價值的理性選擇。臺灣的選舉實際上已經變質，成為民粹、媒體與政黨操作下的本土化產物，無法反應切合臺灣長遠利益的基本理性。民進黨為了單純的選票利益和“臺獨”目標，持續誘導和放任臺灣民主走上對抗大陸、遠離正常國際法秩序的道路。
兩岸統一需要更加自覺及堅定有力的大陸“主場動作”，需要兩岸中國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民族利益共識，需要利用好包括疫情危機在內的統一機會窗口，給臺灣迴歸祖國及其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理性可靠的國際政治環境與本國憲制秩序。
在兩岸關係陷入“極低谷”的對抗形勢下，臺灣許多民眾產生了“速決統一”的正當訴求，而大陸主體的主流民意對統一亦存在持續而強勁的支持，國際社會對中國最終完成兩岸統一是可理解與可接受的。反對的力量可能僅僅是在國際政治上日益孤立化的美國，以及秉持“唯美是從”國際政治觀的臺灣民進黨當局。
更有甚者，美國在權衡全球利益及戰略抗壓得失的過程中，大概率存在“棄臺”可能性。臺灣求做美國“盟友”，最終可能成為“棄子”。中美才是國際政治中“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因而儘管存在權力競爭甚至“修昔底德陷阱”，但都不具備完全摧毀對方的可能性。
“臺灣民眾”募資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廣告，指責世衛組織。圖片來源：臺媒
這不僅是因為中美存在“核武平衡”，更在於21世紀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多元化所帶來的中美“脆弱合作”的理性壓力。在經歷多重對抗、脫鉤與遏制的戰略壓力測試之後，中美關係可能進入一個相互適應和承認的新常態，競爭為主，合作為輔，但誰都沒有能力主動破局，所謂的“戰略相持階段”。
臺灣或許可能在這樣的相持階段覓得短暫的美國戰略支持，但美國自身力量的結構性侷限與帝國總體的撤退戰略，決定了臺灣整體利益的“被犧牲選項”。邏輯其實很簡單，臺灣的戰略分量嚴重不足，且仍在不斷縮水。臺灣沒有能力長期介入中美“史詩級”的全球治理權力博弈，也不可能在中美重新定義21世紀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具有成比例的話語權。在這種“超級大國”的權力與秩序博弈中，臺灣自身的經濟與政治能量可能面臨衰竭，觸底而難以反彈。
那麼，什麼是臺灣在21世紀的“第二春”呢？太平洋浩瀚無邊，唯有回頭是岸。大陸和平統一善意猶存，但等待時間必然有限，十九大報告有明確的戰略時間表，“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有操作性原則和思路。大陸只要堅定站立民族復興正義立場，堅定執行憲法與反分裂國家法制度規範，堅定維護兩岸中國人所在政治共同體的主權利益，就一定能夠畢其功於統一，做臺海和平的唯一責任人。
而今日在臺灣輿論中被嚴重汙名化和低估的“一國兩制”選項，或許是未來兩岸統一多種方案中對臺灣民主法治、經濟社會制度與國際空間最好的保障方案。今日不加珍惜，未來談判與尋求保留的政治難度更大。“臺獨”的國際政治機會主義道路，註定是苦澀難嚥的“一場遊戲一場夢”，遊戲過火，迷夢碎裂，待從頭，山河已過幾多春秋，無處歸航，為國家與世界所強制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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