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報紙投稿供出一套房的時代，過去了！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從2000年5月到2015年10月，整整15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我的眼睛近視了，頭髮稀疏了，也心灰意冷了。我切身體會到了這份職業的酸甜苦辣，也見證了紙媒從輝煌走向末路的全過程。
2000年5月21日，在33歲生日當天，我走進廠長李明的辦公室，將辭職報告遞到了他手中。
高中畢業後，我進入這家已經有24年曆史的國營棉紡織廠工作，一轉眼已滿10年。棉紡織廠有1300多名職工，是我們這個小縣城最大的一家企業。我在織布車間做保全工，帶出過十幾位徒弟。半年前，李明曾暗示，說等幹部調整時提拔我當車間副主任。車間副主任的獎金係數要比普通職工高出0.2，很多人都盯著這個位置。
李明把我的辭職報告仔細地看了一遍，擰開鋼筆，又抬起頭看著我說：“你再慎重考慮一下吧，以後可別後悔。”
我豪情滿懷地說：“不用考慮了，我決定的事情，十頭牛也拉不回來。”
李明又問：“辭職後你準備幹嘛？”
我底氣十足：“當自由撰稿人，就是靠寫文章拿稿費混飯吃。”
聽到這兒，李明二話沒說，刷刷刷地簽下了字。
決定丟掉鐵飯碗，並不是我的一時衝動——從1995年起，我就開始寫作了。
那一年，廠團委辦了一份油印的刊物《經緯》，上面除了刊登一些廠裡的動態、工作經驗、先進人物的文章外，還開闢了一個文學欄目。團委書記、也就是《經緯》的主編錢江龍是我的好朋友，一天找到我，希望我幫忙寫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學稿，不然，刊物就要開天窗。於是我花了一個晚上，寫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散文《雨夜》。
文章在油印刊發後，好多同事都說寫得不錯。我心裡得意——既然大家都說好，文章肯定不會差到哪裡去，我乾脆把稿子謄抄了一遍，裝進信封，寄給了市報的文學副刊。
半個月後，《雨夜》變成了鉛字——既然市裡的報紙能發表，省裡的報紙似乎也可以試試，於是我又把稿子寄給了《浙江日報》的文學副刊“錢塘江”，只過了一星期，文章也見報了。
市報的20元稿費和省報的40元稿費是同一天匯來的。紡織廠的收發室就在大門口，全廠職工上下班都要經過那裡，桌子上兩張淺綠色的郵政匯款單相當顯眼，讓我很出了點風頭——在我們廠裡，之前還從沒有人賺到過稿費。
寫文章不僅能出名，而且還有稿費，我來勁了，晚上也不太出去玩了，全用來碼字。
我運氣不錯，寫出來的文章沒有一篇是廢稿，全都能夠發表出來。一個月下來，多的時候能發表20多篇，少的時候也有10多篇見報。當時，我一個月的工資是396元，在當地已經算高的，但我每個月的稿費，平均起來差不多有500元。
經常去收發室拿匯款單，我心裡爽了，有些同事心裡就不爽了，到車間、厂部告狀，說我不務正業，把精力用在搞“私有制”上面。都什麼年代了，還有人持有這種觀念，再說，我寫文章用的全是業餘時間，他們如果不嫌累，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吧。
紡織廠裡女職工多，自從我有了稿費收入，一些年輕漂亮的女工經常來找我借書看——借書是幌子，目的是想跟我套近乎，我還能不知道她們的心思？
1998年春天，我跟紡紗車間的質量員周韻確定了戀愛關係。周韻長得漂亮，廠裡廠外追求者不少，能看上我，這跟我會寫作、能賺稿費有很大關係。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我對周韻誇下海口：“現在我一個人賺的比雙職工還多，你乾脆辭職算了，我養你。”
周韻笑笑：“我們廠效益還是不錯的，真要把這份工作扔掉，我還有點捨不得。”
到了2000年，我的工資已經漲到720元，每個月的稿費收入也已經達到了1500元左右，已經是工資的一倍多。我想，如果把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寫作上面，賺的稿費肯定翻番。而且當時“自由撰稿人”已經成了一個新興的時髦職業，我瞭解到有幾位知名的自由撰稿人，在多家報刊上寫專欄，每個月稿費輕鬆過萬，這對我太有吸引力了。
我選擇在生日那天辭職，就是想寓意著未來將是一個嶄新的自己。從廠長辦公室裡出來，我抬頭看了看天，是那麼的寬廣，我相信，自己會成為那隻在天空中自由快樂飛翔的小小鳥。
張重是我們縣電視臺的新聞部主任，他也十分喜愛文學創作，但發表的不多。在瞭解到我的作品經常出現在各級報刊上後，他常上門來和我交流探討寫作心得。時間一長，我們就成了無話不說的朋友。
那天，張重得知我辭職要當自由撰稿人的消息後，認為我太草率，不僅失去了一份穩定的工資收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等還要自己繳納，壓力可不小。我拍著他的肩膀讓他放心，說等一個月後，我把稿費收入統計出來，保證讓他吃上一驚。
張重說：“寫作畢竟不是流水線作業，萬一到了才思枯竭的時候，沒有稿費進項，吃飯穿衣又照樣要花錢，你怎麼辦？”
“我相信自己不可能混到那一步。”
張重搖搖頭：“你也別太自信了。這樣吧，我們電視臺新聞欄目最近要擴版，需要招聘幾名採編人員，你先進來幹著，把業務熟悉起來，再做出點成績，到時候我跟領導說說，爭取半年之內把你的身份問題解決了。我們電視臺是事業編制，財政兜底，旱澇保收。再說，在新聞單位從事採編工作，接觸的人和事會特別多，這對你以後的寫作大有幫助。”
事業編制算個啥？即使是行政編制的公務員，跟我們企業的工資也差不多。我謝絕了張重：“你是我的好兄弟，不過，我真的不想再過朝八晚五的生活了，我現在就想寫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賺更多更高的稿費。”
以前寫作是愛好，現在為了生存而寫作，性質已經完全不同，我得好好規劃一下。
我覺得要想長久地幹下去，就得給自己立幾條規矩：一是每篇文章都必須追求質量；二是堅決不寫有違法律法規、有違良心的文字；三是堅決不抄襲、不洗稿。
以前我寫作用的是鋼筆和方格文稿紙，寫一篇稿子，經常塗塗改改，有時候連自己都認不出。謄清時，擔心編輯老師看不清楚，影響採用，只好一筆一劃地認真抄寫，1000字的稿子，差不多要抄上半個小時，時間一長，手指也結了厚厚的老繭。我一咬牙，拿出6000多元錢，買了一臺聯想電腦和一臺打印機，鳥槍換炮，開始了電腦寫作。
用電腦寫出的第一篇文章，是篇叫做《微笑如花》的隨筆，850字。當我看到稿子從打印機裡吐出來的時候，就認定它會給我帶來不錯的收益。我將它一共投寄給了22家大大小小的報社，見報16家。等稿費陸續匯來，我一統計，這篇稿子給我帶來了快800元的進賬。
我算了一筆賬：如果我每天寫一篇文章，一篇文章發表10個地方，每篇稿費算它40元，一個月下來我也能賺1萬多元，比在工廠裡累死累活幹一年還多，太振奮人心了。
我寫作的主要方向是散文、隨筆、小品、雜文、評論，供給各地日報、晚報的副刊。雖然雜誌的稿費要高出不少，但我很少去寫——雜誌要求的稿子，篇幅較長，故事奇特，一般要3個月才知道是否採用，文章發表出來，又要等一個週期，稿費來得就更慢了。若是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寫出來的雜誌稿子不被採用，損失可不小。
自由撰稿的頭一個月，雖然沒有拿到想象中的1萬元稿費，但也賺了7000多元，是一個不錯的開端。
但很快，就有讀者開始陸續投訴我一稿多投了。
一次，我在天津一家黨報的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散文，隔了10天，我又把稿子投給了天津一家著名的晚報。幾位讀者看到後，打電話給報社編輯。編輯立即給我寫了一封信，指責我一稿多投的行為，並告知要停發稿費，並把我列入報社“黑名單”。
其實，很多像我一樣的自由撰稿人，對一稿多投是持保留態度的。畢竟有的報社開出的稿費實在太低，作者辛辛苦苦寫出的一篇千字文，才給5元的稿費。連一些編輯對作者一稿多投也是睜一隻閉一隻眼，退而求其次，只是要求同一個省份或者同一個城市不要再投。
東方不亮西方亮，當時全國有報紙近2000份，只要有好稿子，不愁沒有發表的地方。
2000年前後是紙質媒體的黃金時期，新創辦的都市報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每份報紙都是越出越厚，需要大量的稿子填充版面，我如魚得水，用自己的稿子在全國各地報紙上“攻城掠地”。
那段時間，我每個月的稿費收入都在7000到10000元之間。在給自己繳納了養老、醫療保險後，還買了3份商業保險。
到2000年12月份，我已經攢下了4萬元稿費。當時，我們縣城的房價每平方米900元左右，我貸了9萬元，買下一套130平方米的房子——寫文章寫出一套房子，一時之間，我幾乎成了縣城裡的“風雲人物”。
2001年的3月，我和周韻結婚了。有了家庭，揹著貸款，我寫作更努力了，也漸漸養成一種獨有的作息：
我一般在夜裡10點之後開始寫稿，再修改幾次，然後打印裝信封，等第二天睡醒後到郵局投寄。後來有了電子郵件，投稿就更方便了，凌晨就可以把稿子全部發出去。然後再看兩個小時的書，便安心地歇下。第二天上午10點起床後，我或去公園散步，或找朋友聊天。
別人很是羨慕我的生活狀態，其實，白天不懂夜的黑，寫作也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容易。正如張重所言，寫作不是流水線作業，有靈感時還好，用不了多長時間，一篇千字文就能完成；也有些時候，對著電腦屏幕，腦子裡一片空白，就是把頭髮揪下好幾綹，也寫不出一個字來。
靠寫稿為生，自然對稿費尤為關注。按1999年4月國家版權局頒佈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原創作品的基本稿酬標準為每千字30元到100元。但從我的經驗來看，一般報社給普通作者的稿費，基本上都是按最低標準支付。像內陸、西北等地區稿費更低，每千字在5到15元之間。不過，沿海發達地區的報紙每千字能夠達到100元，有的甚至更高。
所以，我一般專攻廣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以及我們浙江省的報紙。特別是深圳報業集團和南方報業集團的報紙，編輯專業，不惟名家，開出的稿費也是業內最高標準，只要寫出新的文章，我都會第一時間投給他們，每個月我都能在深圳的報紙上發上十幾篇文章。每一天，都有全國各地的報社給我寄樣報、匯稿費，每過十天半月，周韻就會將自己上下打扮一新，拿著厚厚一沓匯款單，興高采烈地去郵政局領一次稿費，再逛逛商場，請幾個小姐妹去飯店吃上一頓，那種得意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2003年2月，當初買房子的9萬元貸款已全部還清。晚上，周韻專門炒了幾個我喜歡吃的菜，還開了一瓶紅酒，給我滿滿倒上一杯。
她笑著說：“這幾年你辛苦了，不過，我還有一個小小的願望。希望你用一年的時間，給我們寫出一臺10萬元左右的小車，我已經去駕校報名了。有了車以後，你寫作累了，我們就駕車外出旅遊，尋找更多的靈感，然後更有精神賺稿費。”
我喝下杯中的酒，說：“好吧。”
對於周韻給我下的這個任務，我是很有信心的。當時，我在3家報紙上都開了個人專欄，每星期發一篇，每篇稿費200到300元不等，再加上其他報紙的用稿，每個月的稿費已接近萬元，一年下來，買臺10萬元的汽車不會是大問題。
我們當地還有不少寫作愛好者，有的是企業員工，有的是鄉鎮部門的公務員，都希望通過寫作出一點小名，或者賺一點稿費貼補家用。他們知道我靠自由撰稿為生，又活得如此滋潤，經常向我討教獨門秘訣，更希望我“提攜”一下。
當時，我隔三差五就會接到報社編輯的約稿，多的時候，我一個人根本就寫不過來。於是，我從寫作愛好者中篩選出5位有一定寫作基礎的，成立一個“寫作聯盟”，每天由我定選題，讓他們具體寫作，最後由我把關、潤色、投稿，發表後稿費五五分成。
小李那年29歲，是一家機械廠的門衛，工資不高，6年前開始寫作，希望通過發表文章引起領導的重視，把他調到廠辦工作。可這些年僅在市報發了6篇文章。他對寫作聯盟充滿了期待：“兄弟們，哥要帶我們吃肉了，加油幹。”
大家的寫作熱情十分高漲，經常深更半夜還打電話討論：
“我突然有了靈感，這篇文章肯定能火。”
“我想到了一個好題材，你覺得應該從什麼角度去寫？”
……
但說句實在話，他們的寫作水平參差不齊，與報社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離，有時候改他們的東西甚至比自己寫還累。
這個寫作聯盟僅僅兩個月就散夥了。
第一個月，大家衝勁十足，每天都熬到凌晨，一共寫了53篇文章，向外投稿552次，但只發表了33次，總共收到稿費1520元，按五五分成，我拿了一半，他們每個人才分到100多元。
第二個月，稿費更少了，只有1000多元，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大家都有些垂頭喪氣。這筆稿費我們沒有分，6個人來到一家酒店，叫了一桌子酒菜。沒一會兒，大家都喝高了，小李摟著我的肩膀說：“哥，我現在一點也不羨慕你了，自由撰稿這碗飯，不好吃，你不容易。”
也許是真的覺得這幾年自己寫得夠累夠苦，也許是酒精的作用，我也狠狠地哭了一鼻子。
2004年8月的一天，周韻下班回來跟我說，這幾年棉紡廠效益直線下滑，企業要改制。改制後，一部分職工可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置換職工身份；一部分職工則要下崗分流。
“我到底是留是走？”周韻讓我拿主意。
“走。企業成了民營企業，就沒國營企業好混日子了。你累死累活幹一個月，我多寫幾篇就什麼都有了。再說，我們也該有個孩子了。”我說。
周韻辦理好離職手續，按工齡拿到一筆一次性的工資補償後，在家做起了全職太太，偶爾幫我簽收一下信件和匯款單，登記一下投稿情況。
周韻的舅舅是我們縣一家銀行的行長，得知周韻也放棄工作，專門來家裡，語重心長地勸道：“你們兩個都脫離了單位，沒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萬一以後有個什麼情況，連一點兒保障都沒有，日子怎麼往下過？”
舅舅建議周韻先去他銀行做臨時工，有機會就辦理正式聘用手續。當時銀行職工的收入一點也不比公務員差，周韻有點心動，可我死活不同意。
兩個月後，周韻懷孕了，這事情也就放在了一邊。
2006年9月，女兒噹噹出生了，我激動得不行，決心要給她最好的生活。
當初周韻給我定下的用稿費買一臺小車的目標，到噹噹3歲時都沒有實現，不僅如此，家裡的存款也始終停留在5萬元左右。我分析了一下原因才發現，物價在上漲，家裡又添了人丁，我所賺的稿費只能維持開銷，幾乎沒有結餘。
周韻的臉色開始變得難看起來，跟我說話也沒有以前那樣好聲好氣了。其實，我心裡也十分焦急，賺不來錢，不能讓家人過上好日子，作為一個男人，確實直不起腰抬不起頭。
除了正常途徑投稿，我開始嘗試些其它方法。
我在QQ上的一個“文學寫作交流群”裡，看到有人在推薦一款投稿軟件，上面大約有7000到10000個郵箱，幾乎涵蓋了全國所有報刊的副刊和專刊。
我眼睛一亮，心想只要有了這個“投稿神器”，一稿千投萬投，即使採用率低得只有1%，一個月下來，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於是我花280元買下了軟件，開始了天女散花式的投稿——管它稿費多少，只要有就行。
剛開始，發稿量確實有了一定的提升，匯款單也如雪片似地飛來，但兩個月後，這種情況就結束了。而且，越來越多的郵件被拒收，甚至被編輯拉入黑名單。幾位熟悉的報社編輯打電話提醒我：“兄弟，你多少也算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用投稿軟件，沒意思，也不值得。”
這句話讓我很羞愧，從此我便棄用了投稿軟件。
噹噹3歲半了，周韻決定把她送入一家收費較高的民辦幼兒園。那天，周韻問我要3000元錢交學費，我說：“你前天不是剛去郵局領了稿費嗎？怎麼又要錢？”
“前天領的那3000多稿費，交了我們兩個的養老保險，再買一些日常用品，你說能剩多少？”周韻語氣不善，“賺不來錢，一個大男人好意思嗎？”
我有點生氣，大聲地說：“我天天絞盡腦汁地爬格子，不全是為了這個家？”
“我現在真的後悔當初從棉紡織廠出來，更後悔沒有聽我舅舅的話，不然，我現在至少還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用天天伸手問你要錢。”周韻舅舅因年齡的關係，一年前已經從行長的位置退下來，再讓他給周韻在銀行裡找一個工作已經不可能了。
周韻委屈地哭了起來，噹噹不知所措地看著我們。我長長嘆了一口氣，轉身進了書房。
周圍羨慕我的人開始慢慢變少了。到了2010年，我們當地的月平均工資已達到了4000多元，我的那點兒稿費已經沒有任何吸引力了。
很多以前寫作的人現在已經不寫了，當初參加寫作聯盟的那幾個傢伙，就只剩1人在心情好的時候偶爾會寫個一兩篇，發在自己的QQ空間裡自娛自樂一下。小李4年前從機械廠辭職出來辦了個裝飾公司，一年下來收入30多萬。
一天我在公園裡散步，碰到了去公園管理處談裝修業務的小李。他問我：“哥，現在一個月的稿費收入肯定突破兩萬了吧？”
我只好跟他打了個哈哈：“正在努力中。”
2011年年初，當年縣棉紡織廠的團委書記錢江龍找到我，問我想不想掙筆外快。
原來，在棉紡廠改制那年，他通過親戚關係調到了行政部門的宣傳教育科工作。每年單位都會給他下達宣傳任務，要求展示本部門工作業績的宣傳報道，得上國家、省級、市級多少多少條，並且制定了獎懲制度：如果稿件上國家級黨報，給予稿費20倍的獎勵；如果上省級黨報，給予稿費10倍的獎勵；上市級黨報也能給3倍的獎勵——相反，如果完成不了任務，年終考核不合格，並扣除年終獎金。
縣級行政部門常規性的宣傳報道，要想上上級黨報，確實有難度，於是錢江龍想到了我。他專門找到我家，開門見山，希望我替他操刀寫宣傳報道，然後利用我跟報社編輯的關係讓報道見報，報社發的稿費和單位裡給的獎勵全部歸我。“這件事情能夠讓我們雙贏。比你實打實寫文章要‘有利可圖’吧？”
如果在以前，我是不會答應寫這類程式化的宣傳報道的，但現在，我不得不說，這高額的獎勵實在太有吸引力了。
錢江龍當即給我提供了一些素材，不出半小時，一篇報道就出爐了。我把稿件發給一家國家級黨報熟悉的編輯，央求他幫助。第三天，稿件見報了，雖然編輯刪刪減減，只剩豆腐乾那麼點，但錢江龍十分激動——這是他們單位第一次上國家級黨報。
一個月後，錢江龍把稿費連同獎勵金、一共2100元錢交到我手中。嚐到甜頭的他希望和我繼續合作，很快，第二篇稿件就出爐了，在給編輯發稿件的同時，我還附寄了幾斤茶葉。
在我的翹首等待中，我收到了編輯的郵件：“這種稿件給你用一次，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如果再用，你會讓我覺得對不起自己的職業，有些事，無需我點破，請好自為之。”隔了幾天，茶葉也被原封不動地寄了回來。
從此，我連別的文章也不敢投給這位編輯了。
一天，我收到一份樣報，打開副刊版，發現我的新作旁邊的那篇文章，幾乎是一字不差抄襲我兩個月前發在另一份報紙上的稿子。
自從我寫稿以來，被抄襲、洗稿已是常事，本不想在這上面花費太多精力，編輯們也大多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我總抓住抄襲的事情不放，可能會惹惱編輯，畢竟他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可那天，我想動動真格為自己維一次權。我軟纏硬磨，終於從編輯那裡要來了抄襲者的工作單位和電話號碼。通過側面瞭解，他是江西省某縣一個鄉鎮的文化員，抄襲文章發表是為了得到領導的賞識，把他調到黨政辦當文秘，以求更大的發展。
我多次與他在電話中交涉，但他拒不承認自己的抄襲行為，還一副“你愛咋咋地”的無賴相。我被惹怒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抄襲我文章的相應資料備齊，寫了一份情況說明書，寄給了他所在鄉鎮的黨委書記，同時委託律師把他告上了法庭。
這一套組合拳終於令他慌了手腳，打電話來要求私了，不僅承認了抄襲行為，還願意賠償10倍的稿費，第二天，他就往我賬戶上打了1000元錢。
一些報社也不是很尊重作者的勞動，常常拖欠稿費。
廣州有家報社，3個月時間一共發了我14篇稿子。可半年過去了，稿費遲遲不來。我先是聯繫編輯，編輯說：“這是財務的事情，我給你一個號碼，你聯繫他們好了。”我打通財務的電話，那邊說：“我跟編輯核對一下。”
核對來核對去，又3個月時間過去了。期間我多次打電話去催討，報社財務煩了，很不客氣地說：“又沒多少錢，幹嘛天天催個不停？不煩嗎？”
我無言以對，只好自打退堂鼓：“好吧，這點小錢我不要了，留著給你們發獎金吧。”
每年，各類選刊、網站摘編我的文章都有上百篇（次），除了像《讀者》《青年文摘》等少數幾家知名報刊會匯來轉摘稿費外，其他的不要說主動聯繫我了，即使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打電話、發郵件去要轉摘稿費，也基本沒有任何下文。
有次我們當地一位語文老師去外地參加一個教學研討會，回來見到我說：“兄弟，你太牛了，你的文章上了語文教材。”原來，“蘇教版”語文課本五年級下冊27課，收錄了一篇我前幾年發表的文章。
文章能夠被語文課本收錄，這讓我很高興，但高興之餘，我也有不痛快的地方：兩年時間過去了，出版社從沒有主動聯繫過我。
我立即給出版社打去電話，希望能給個說法。不久，出版社給我寄來了一本樣書，以及一份“版權授權協議書”，並一次性支付給我了300元稿費。
2012年以後，新媒體崛起，紙媒廣告收入少了，都開始壓縮版面，用稿量也大幅度下降。
報社效益不好，工資待遇受到影響，人員流動就快，一些熟悉的編輯紛紛轉行，這樣一來，我發稿就更難了。有編輯曾跟我說，每天他郵箱收到的投稿都在100至300件之間，根本看不過來，而報紙每個星期只有一個副刊版面，最多用4篇文章。為了保證文章質量，基本上都是向名家和老作者約稿，自由來稿幾乎沒有採用的機會。
同時，稿費也在縮水。原來我在一家都市報發表一篇文章，稿費是200元，現在直接砍半，甚至更少。一個月下來，我的稿費到手只有5000元左右了。
我明顯感覺到了寒冬的來臨。
那年，一家北京的出版社裡的徐姓編輯聯繫我，說看到我發表的作品挺不錯的，他們想為我出一本12萬字左右的散文隨筆專集，計劃定價每本30元，首印2萬冊，給我8%的版稅。我一算，能拿到將近5萬元的版稅，於是，我天天加班加點，用了1個月時間，將書稿整理好寄給了他。
兩個月過去了，出版社一點消息也沒有，我厚著臉皮打通了編輯的電話：“徐老師，書稿的事情怎麼樣了？”
徐編輯先是雲裡霧裡，我解釋了老半天，他才明白是怎麼回事，說：“真不好意思，書稿在二審時被打下來了，主任說，書出出來可能在市場上不太走得動，就先不出了，你可以把書稿寄到別的出版社看看。不過，如果你自費出版，我們可以再談一下。”
我本來是希望通過出書增加一筆收入的，如果要自己出錢就算了。接著，我又把書稿寄了10多家出版社，但全部被退了回來。
張重那時已經是我們縣電視臺的常務副臺長了，知道我出書受阻後，一天晚上專門把我叫到家裡喝酒。他說：“書稿既然已經整理出來了，就出吧。寫了這麼多年，也算對自己有一個交待，缺錢的話，我可以幫你拉一點贊助。你打聽一下，到底需要多少錢？”
“你說，我都混到什麼份上了？”我仰脖喝下了一大杯酒，淚水溢出了眼眶。
我又聯繫了那個徐編輯，問他自費出書要多少錢。徐編輯說：“編審費、書號費、設計排版費和印刷費加起來，給你一個優惠，3萬元，到時候給你印1000冊。”
張重幫我到一家企業拉了1萬元贊助，我自己又拿出2萬元積蓄，湊足了出書費。2013年8月，書出版了，一大堆書運過來，我不知如何處置，張重提議：“我幫你聯繫一下新華書店，辦個新書籤售會吧。”
新書籤售會那天，幾位朋友專門在新華書店門口給我搞了一條橫幅，上書“作家XXX新書籤售會”。張重還特地叫來電視臺的記者採訪報道。雖然前來看熱鬧的人很多，但買書的幾乎沒有。1個小時下來，只售出了10多本書，我羞愧難當。
這批書畢竟花了3萬錢，怎麼也得處理出去。最後還是張重出面，幫我聯繫了一些部門鄉鎮和企業，這裡10本、那裡20本，我到處陪笑臉說好話，最終賣掉了800多本，連本錢都沒拿回來。
2013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書房裡寫作，周韻走了進來，說：“明天我要去一傢俬營紡織廠做出納了，每月工資2100元。以後噹噹上下學你接送一下，家務事也多擔待些。”我點點頭，沒了以前的底氣。
2014年10月，在新公佈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中，雖然對稿酬標準進行了調整（原創作品每千字80到300元），但真正執行到位的報社卻很少。
也是在這一年，新一輪的報紙休刊潮開始了。像我經常供稿的《新聞晚報》《東方早報》《天天新報》都退出了歷史舞臺。每停一家報紙，我的心就痛一次——發表文章的陣地又少一處，稿費收入又被割去一塊。
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是《深圳商報》文化時評版的下線。2015年10月19日，編輯給我發了一封電郵：“紙媒式微，奉旨減版。深圳商報文化時評版自10月19日起正式下線。在此道一聲珍重，說一聲感謝。所有稿費會在接下來的一個月發放，請兄注意查收。”
長期以來我都給這個版面供稿，每個月發稿4到8篇，稿費每篇300元，僅在這裡，我一個月就可以拿到1800元左右。它的下線，意味著我本就縮水的稿費收入又被攔腰斬去一半，每個月到手只有3000元上下了，如果除去要繳納的養老、醫療等保險金，已所剩無幾。
別人的收入是水漲船高，而我則是水落石出。稿費收入不僅不能讓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甚至連維持基本的生存都捉襟見肘。
這期間，也有朋友建議我開個人微信公眾號，靠寫爆款文章吸引粉絲，同樣可以賺錢。我清楚我自己，由於長期依附於傳統紙質媒體，思維和筆法已經固化，根本就寫不出什麼“10萬+”的文章。
從2000年5月到2015年10月，整整15年的自由撰稿人生涯，我的眼睛近視了，頭髮稀疏了，心力交瘁了。我切身體會到了這行的酸甜苦辣，也見證了紙媒從輝煌走向末路的全過程。
我真的應該和這個職業說一聲“再見”了。
2015年10月20日上午，我走進張重的辦公室。他見我垂頭喪氣，給我倒了一杯水，說：“我知道你想什麼。你先休息調整一下，11月1日，你來電視臺當編輯，不過，是聘用的，沒有正式編制。臺裡幫你交五險一金，發到手工資3000元。唉，沒辦法，按規定聘用工只能拿這麼多。”
後來我私下了解到，電視臺的正式在編員工，除去繳納的五險一金，全年的收入已經突破了10萬元。
我謝過張重，走出了他的辦公室。我抬頭看了看天，天還是那麼的蔚藍，但我一點不覺得它有多寬廣。
編輯 | 任羽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