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王明帶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到中國。王明的回來如同丟下一顆炸彈，讓剛剛平靜的延安又湧起千層巨浪。
為什麼這麼說呢？紅軍從各大根據地出發，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到達延安，找到了一塊棲身之地。這個千辛萬苦不僅僅是來自國民黨蔣介石的圍追堵截，還有來自內部的鬥爭。和執行王明路線的博古、李德鬥，和拉山頭搞分裂的張國燾鬥，反覆鬥反覆打仗的過程中，大家終於明白一個道理，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最正確的那個領導人。
但是，現在另一個領導人又回來了，而且是從蘇聯和共產國際那裡來的，這該怎麼辦呢？要知道，對延安那些土生土長的中共領導人和紅軍將士來說，延安和共產國際，那是“上帝”呆的地方。王明即便不是“天使”，也至少是個“欽差”！
可以說，不但官軍將士誠惶誠恐，連毛澤東也誠惶誠恐。毛澤東在冒著紛飛的大雪去機場迎接王明的時候，姿態放得極低，稱讚王明是“崑崙山上下來的神仙……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喜從天降。”
王明回來做什麼呢？他有沒有什麼目的呢？
首先，王明是蘇聯派回來的。蘇聯派他回來，蘇聯是有目的的。在蘇德戰場上，蘇聯面臨著德國最強烈的威脅，他們自然不願意日本打到他們的國土上，承受兩面夾擊。因此，中國戰場能夠抵擋住日本，是最符合他們的利益的。要抵擋得住日本，最好就是中國國內不要打內戰，統一力量，怎麼統一呢？就是共產黨最好能夠服從國民黨的指揮。這就是蘇聯派王明回來的時候交給他的任務。
王明除了需要完成蘇聯交給他的任務外，有沒有自己的目的呢？當然是有的。曾經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王明，重奪最高領導人的權位，這就是他的目的。而要奪權，忠實執行蘇聯的指示，是他唯一可行的辦法。
為什麼說忠實執行蘇聯的指示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呢？因為蘇聯讓王明回國傳達的“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對共產黨八路軍有很大的吸引力。國破家亡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是一腔熱血，把日本人趕出去，比什麼都重要。反而是毛澤東提出的持久戰、游擊戰、統戰下的獨立自主原則這些東西，不怎麼能得到大家的共鳴。
回國不到一個月，王明立刻在延安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把蘇聯讓他傳達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觀點拋了出來，並且未經討論，對政治局進行了重新排位，把他及康生、陳雲加進政治局，他排在前面，把作為書記的張聞天排到第七位。
對於政治局排位，大家都還沒怎麼在意，在意的是王明和毛澤東在會上的各執一詞。王明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毛澤東說“堅持統戰下的獨立自主原則”，究竟聽誰的呢？所以會後下去傳達中央精神的時候，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說，連彭德懷後來回憶都說，他當時採用的是“模稜兩可”的態度。
這次會議對官兵的影響是很大的，彭德懷就說，會後發生了一些軍官逃跑及在國民黨的勾引下，八路軍官兵叛變的現象。
也難怪這些不覺悟的叛變官兵，既然都是歸國民黨管，那在共產黨的陣營裡還是在國民黨的陣營裡，應該都是一樣的。在國民黨的陣營裡，前途自然會更大一些。
這次會議結束後，王明離開延安，到武漢主持長江局。在這裡，他儼然是另立中央，未經中央同意，便提出“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六大綱領。
1938年3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王明把自己起草又未經中央同意的文件《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遞交給國民黨。中共中央接到後，覺得不妥，重新起草了一份，讓王明再交。但王明拖著不交，後來又以會議已經閉幕為由搪塞。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做了《論持久戰》的演講，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要經過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並把游擊戰提到戰略地位的高度。7月，中共中央把《論持久戰》交給王明，讓他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但是王明以文章太長，拖著不發。中央又說讓他分期發，他仍然置之不理。
那麼，王明和毛澤東的主張，究竟哪個是正確的呢？隨著日本侵略的深入和抗戰形勢的發展，我們不得不佩服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日本很強大，日軍氣勢很兇，國民黨的軍隊在正面戰場上雖做了一定的抵抗，但總之是節節敗退，如果一切聽從國民黨的，那中國可能早就滅亡了。毛澤東要求抗戰下的獨立自主，是希望能把共產黨保留下來，有自己的運作空間。毛澤東要求的發動群眾，敵後抗日，游擊戰，是要實現“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把敵人置於人民群眾反抗的汪洋大海中。這確實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不但在那時候抗日戰爭中有用，現在也有用。美國那麼牛，三兩下拿下伊拉克，為什麼最後卻不得不從伊拉克撤軍呢？因為伊拉克在搞游擊戰，他們把伊拉克擱不平！
所以那時候，不但中共在讀《論持久戰》，連蔣介石也在讀，而且還拍手叫好。
也正是隨著抗戰的形勢變化，王明的主張越來越不得人心，反對他的意見才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看到了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後臺米夫在蘇聯倒臺，於是派任弼時專程去蘇聯。任弼時去蘇聯，名義上是接替王稼祥，其實是專程向蘇聯及共產國際回報中國的情況。蘇聯及共產國際興許也是看清楚了中國的抗戰形勢，知道不能一味倚靠國民黨，必須要充分發揮中共的作用。明白了毛澤東關於持久戰游擊戰的方略是正確的，於是讓換班的王稼祥把最新的指示帶回來，明確說明，中共必須“以毛澤東為首”，王明必須服從中央的領導，毛澤東的抗戰路線是正確的，必須堅決執行。
王明之所以敢於在武漢“另立中央”，分庭抗禮，與毛澤東鬥，根本原因就在於他的後面有共產國際的支持，手裡拿著共產國際交給他的“尚方寶劍”。現在這個尚方寶劍被共產國際奪去了，他便再也沒有了和中央，和毛澤東爭鬥的本錢。所以，當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後，王明也不得不收起他的傲氣，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班子合影）
隨著武漢的淪陷，長江局的撤銷，王明不得不回到延安，任中央統戰部長，他與毛澤東爭鬥的這第二個回合，再次以失敗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