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歷史進程中，高門顯族也時常變化著。歷次政權的更替造就的新興統治階層必然要走向歷史前臺，漸趨式微的沒落貴族則勢必要設法挽救自己。
正緣於此，起於庶族、寒門的新興統治力量和傳統高門之間，在唐初存在著一種方興未艾和老氣橫秋的強烈對比。為了使新興的官僚能得到更好的發展，同時也為抬升皇族的門第，李世民即位後就有了修訂《氏族志》的想法。“氏族”即是“士族”。
一、士族沒落，衰而不僵。
隋王朝建立後，為了打破“尊世胄，卑寒士”的觀念，在選用官吏上，廢除了已經不合時宜的門閥制度下的“九品中正制”，創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用人制度——科舉（有些人認為科舉始於唐朝）。這一創舉的出現，標誌著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的士族特權制度化的終結。
科舉考試場景
但是，士族門閥觀念卻並沒有因此而消亡。在這種觀念影響下，國家的政治核心仍是聚焦在士族集團。大唐之初的政治集團就是以關隴士族為核心，聯合其他階層組成的。而且，在政務的實際處理過程中，舊士族仍一度起著重要作用。
如，剛定鼎關中時，李唐政權為了管理好山東（崤山或華山以東）地區，就充分任用山東士族。武德元年，唐高祖李淵詔命淮安王李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以山東崔姓士族出身的崔民幹為副使，到山東招撫諸郡縣。武德四年，又詔命山東士族出身的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
鄭善果（像）
為了鞏固、壯大初生的政權，李唐王朝雖然任用了不少舊士族出身的人為官，但沒能阻止舊士族的沒落。
舊士族雖然在政治上逐漸失去了優勢地位，但是由於他們的歷史悠久、“血統高貴”，在社會上仍享有相當高的威望，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舊士族的生活場景
處於政治核心的關隴貴族，包括李唐皇室在內，雖然在政治上握有實權，但就社會地位來說，尚不足以與舊士族相抗衡。在門閥制度下，社會看重的是“文化傳統”，是血統種姓。
而包括李唐皇室在內的關隴貴族，他們的祖先都是沒有文化的胡人或者胡化漢人。李氏家族雖然已經掌握了整個國家，可他們的“低下”，在初唐時期的人們的觀念中還沒有改變過來。
二、庶族新興，起而不壯。
在舊士族沒落的同時，新興的庶族地主階級卻迅速崛起，並逐漸在朝臣隊伍中形成了較大的勢力。李世民即位後重用的大臣中，出身於庶族、寒門的佔有很大比重。
如，大唐貞觀時期任用的宰相共計28人。除李淵早就任命的6人以外，李世民任命的22人中，有8人（房玄齡、魏徵、溫彥博、戴胄、李勣、張亮、馬周、張行威）都是山東的庶族、寒門出身；有6人（長孫無忌、李靖、杜淹、杜如晦、楊師道、侯君集）出身於關隴貴族。
房玄齡、杜如晦（像）
由此可見，進入唐太宗李世民統治集團的重臣中，關隴貴族和庶族已佔了絕對優勢。
進入李唐政權上層統治集團的新興地主階級，也就是那些出生於庶族、寒門的人士，雖然經驗豐富、才能卓越，身居高位，執掌著部分朝政，但由於門閥較低，出身寒微，卻還是要受到舊士族出身的官僚的奚落、岐視。 如，馬周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韋挺就因為馬周出身寒士，無名無望，而對馬周的一些政見嗤之以鼻。
馬周（劇照）
這一事件並不僅僅是個人間的矛盾體現，更是兩個階層間的對立衝突。韋挺可以瞧不起馬周，那麼以韋挺為代表的舊有士族，是不是同樣也瞧不起以馬周為代表的新興庶族地主呢？答案是肯定的。《舊唐書•高士廉傳》中就說：“是時，朝議以山東人士好自誇，雖復累葉陵起，猶恃其舊地。”
三、窮則思變，修《氏族志》。
大唐王朝建立的初期，有相當多的新興官僚出身於庶族、寒門、低級官吏和農民起義軍，他們非常想改變舊有的門閥等級觀念，以擺脫尷尬的局面。
議論中的新興庶族官僚（圖景）
這些官僚，在政治生活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到舊士族歧視後，自然就難以充分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
這種矛盾衝突造成的李唐統治集團內部的心態不平衡，以及將由此引起的思想混亂，勢必會影響到人才的招攬、利用，進而影響大唐王朝的統治基礎，影響新局面的開創、形成與發展。
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強烈地意識到，為這些新興官僚正名，為他們貼上“士族”的標籤極為必要。
唐太宗李世民（像）
鑑於此，貞觀十二年，李世民曾頒佈一道詔令，道：
“……。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之序，務合法典，稱朕意焉。”
舊的門閥觀念，有礙大唐建立之初的中央集權，折損皇族的權威，同時也滯阻了新興庶族地主的作用的更大發揮。對此，如不及時予以變革，勢必影響李唐王朝的統治。因此，李世民決定修訂《氏族志》，讓新興庶族地主階級，同時也要讓皇族李氏挺胸抬頭。
參考文獻：《貞觀政要•禮樂第二十九》、《舊唐書•高士廉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