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生活出路在哪？
十年前，戚小光把女子宿舍素材剪辑成片。今天，那间“女子宿舍”已夷为平地。一群底层女人的命运比不上明星光彩夺人。但你打开它，看到的却是关于生命的种种本质。对于穷人来说，如何生存是永远是探讨不完的话题。
01
这部至今无人看过完整版的纪录片，豆瓣评分却出奇的高——9.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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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打分的人也许都在期待着有生之年能看到片子。或许这也是一种感动。农民工是记者戚小光一直关注的对象。看多了他们白天忙碌的身影，戚小光有时候在想： 晚上，他们都去哪里了？这一次 ，他找到了他们的栖身地。在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白纸黑字写着：住宿2元。再往前走，僻静深幽的巷子里高高挂起一块“女子宿台”牌匾，里面是一个谁也不曾料想的世界。
这里没有任何的美艳，只有数不尽的悲哀、荒诞、令人震撼的温情，更有与命运抗争的别样生活。戚小光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五年时间身处这样的环境，一路追踪拍摄，原本壮大的拍摄团队最后只剩下戚小光和他手中的摄像机。枪是战士的武器，在这间狭窄阴冷的女宿舍里，摄像机是记录的眼睛，也是这群女性的朋友。
故事从一个有爱的女人开始，一个有爱的女人为这群女人打造了一座“避港湾”。女子宿舍，比任何一所想象中的宿舍都要逼仄。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不足10平方米的房里。
床板是木匠用剩木料搭起的，床单是一条条打着补丁，跟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破布。床腿要么是砖头堆砌，也可以是铁桶垫着。这一张窄窄的床，是她们全部的栖身之地，容纳着劳作一天后，每一个疲惫的身体。她们来自四面八方，却都有共同悲剧的底色。里面住着的女人，要么逃婚多年无依无靠，要么儿女不孝谁也指望不上。总之，火车进站，带着这群女人来了。
她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在等待转机的日子里相互交流。尽管彼此帮不上什么，但是聆听也是一种力量。起码可以相互取暖。
02
孙世清——女子宿舍老板。不是什么有钱的慈善家，这是她谋生的手段，她自己也住这里。“都一样，我和她们都一样，她们是打工的，我是给她们打工的。
孙世清三十多岁时，发现老公出轨和别人好上了，她毅然离婚，领着孩子，在劳动力广场摆地摊卖货。 单亲妈妈的苦辣酸甜，她都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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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不想再让更多老姐妹们受苦，孙世清租下这间房子，再租出去当宿舍。住在这黑屋子里，乍一听和宿舍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可她心底涌起的善意，让她感到格外幸福。如今，儿子长大成人，有了工作，买了房子，妻儿圆满，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幸福不就是如此平凡又简单吗？
在这里人都称她“孙二娘”，里里外外一把手，每天打扫卫生，脏活累活都是自己包揽。不过生意还是要做，孙二娘口头禅也就一句：“拿钱来！”。 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宿舍姐妹生病，孙二娘打车带她们去诊所。
打针买药，全都是她掏钱，生死关头她又从不计较这些小钱。她甚至常带着女人们打短工，干活儿时，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好有个照应。遇上孙二娘谁都别想坑了这群娘子军，回到宿舍，她就坐在床头给大伙儿分钱。这里就像驿站，也许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一群落难的底层女性，只要有一点点温暖，就能支撑着她们活下去。
03
2010年5月一天，马大姐因为一桩小事，与一个叫黑姑娘的姐妹发生了矛盾。被黑姑娘刺成重伤，脾脏摘除。戚小光和孙二娘顶着大雨找车把马大姐送往医院，预交了手术费，但没法代表马大姐的亲人为她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那一刻，孙二娘的眼睛都急红了。情急之中，只好让老肖以丈夫名义签了字。
老肖，比马大姐小14岁。生性好赌，哪怕口袋里剩下20元钱，也要拿到赌桌上放手一搏。他和马大姐纯属搭伙过日子，总是因为钱争吵不休，最后恶语相向，彼此大打出手。一到马大姐病榻前，老肖换了个人似的，尽心尽力地照顾老伴儿。甚至为了借钱，还急哭过。大家都是在旋涡里挣扎的底层人，生存远比对错更重要。然而难得的是，他们还保留着人与人之间最淳朴的感情。
可生活就是如此生动有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方大姐羡慕马大姐的生活，不管是争吵和还是拳头，起码她有个伴儿。她时常感觉自己是孤零零的活着，连一个吵架的人都没有。被儿媳赶出家门的方大姐，走投无路中住进了女子宿舍。后来儿子终于离了婚，她本以为能回到自己家里。却意外得知，儿子把房卖了，她彻底失去了原来的家。只好落魄地再回到这里。
方大姐有时候像祥林嫂，一遍遍和姐妹们说：“我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命会这么的苦？”如今，所有的恨意都被生活的痕迹泯灭掉。她在劳务市场找到了一个在医院里伺候老人的活儿。倒屎倒尿，跪在地上给老人剪脚指甲，喂饭喂药。
照顾20个老人，她每个月能拿到1000块钱。“怀着恨是很难活下去的，现在早已别无所求，只要能活下去。”
一个没有上过学的女人，从几十年艰辛生活中领悟到的。不只是一句话，是她在希望中死去活来的半辈子。
04
和别的女人不同，45岁的张燕秒带着一个花季年龄的女儿，在外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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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王芳的童年记忆，都是和母亲挤在旅馆廉价的床铺。直到个子越长越高，老板要求母亲再为她单买一张床铺。11岁那年，她和母亲赌气，偷了姥姥几十元钱乘火车来到了吉林市。多方打听找到了劳务市场，但周围的饭店没人敢收留她。后来她跟别人学着捡垃圾，她在市郊租了一间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小屋，每天靠捡瓶子为生。
王芳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桶金特自豪：“我捡矿泉水瓶子攒1000多块钱，我乐颠颠地去见母亲，母亲收下了钱之后，享受了一顿丰盛的鸡爪子和啤酒，正式宣布，允许我在外打工了！”
年轻是她最大的资本，在楼下的劳动市场，她只要晃10分钟就能找到工作。当然也总有不怀好意的男人上来，介绍些乱七八糟的活儿，她也上过当。“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她有的不只是年轻的资本，还有信念，多苦都不放弃、不自甘堕落的信念。
王芳曾无数次说，理想就是早日成为新娘子，穿上白色的婚纱，因为只有那一刻才算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他们对于家的渴望，是我们这些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晚上，女人们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日子虽然清贫，但彼此间心贴心地在交流。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在这里，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却在坚强地活。体面和自尊从来不是贵族的特权，这是属于他们朴实的尊严。
05
她们从不会向人乞讨，即便再难，想到的也仅仅是谁能给我介绍一个活儿。2006年的冬天，戚小光见到大张，也是带他进入女子宿舍的那个女人。 十年前，她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离了婚进城打工，住进了这家女子宿舍。大张在劳务市场找到了活儿，给一个叫金春子的朝鲜族女人带孩子，一个月500块钱，她爽快接下了。
大张带着孩子回了农村娘家，可自打孩子来到她身边的那天起，一场关于钱的纠葛就没完没了地上演着。
她每月期待那500块钱的报酬，以及给孩子的生活费始终不见兑现。孩子长高了，一次次赊欠，垒积起的债款也在升高。直到有一天，孩子的生母彻底消失了，大张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种种猜想令她坐卧不安， 十年里，她带着孩子走了很多地方打听金春子的下落。层出不穷的难题又摆在了大张面前，孩子九岁，没有户口无法上学。
于是她带着孩子，背着百斤重的衣物，穿行于舒兰市和吉林市之间。在有关部门的走廊里等着、耗着。既然来了，不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决不罢休。含辛茹苦十年，带大的孩子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如今她和孩子累积起来的爱已经让大张割舍不下这个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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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张和孩子回到大连。大张重新组成了家庭，一面继续帮孩子落户、找生母，另一面仍在辛苦找活儿、赚钱。去了一趟女子宿舍，大张的心变得温暖了。在她的生活里，相继出现了许多热心的朋友，有的帮着寻找孩子的生母，有的为孩子补课。
善意是一种向外扩散的水波，当她触及到大张，她也成了下一圈涟漪的中心。那个与她无关的孩子，她依然会待在身边，视如己出。当然，这本不是她应该承担的责任。
06
这群被社会抛弃的女人，她们责怪儿女不孝，责怪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误。但从不抱怨社会，愤世嫉俗。她们依然怀着朴素的热望，相信努力就能改变现状。这种努力，不是跪着乞讨，而是沿街找活儿，用双手赚每一分钱。因为生而为人的尊严，在她们心里一样至高无上。
不要因为那些哭声太远，把她们屏蔽在生活之外。她们需要被看到，被有尊严地帮助，而不是捂住眼睛、堵住嘴巴。只有一个豆瓣9.6分，却永远看不到完整的纪录片。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