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場激烈程度相較四年前更甚的拉鋸戰中，拜登涉險獲勝，從而終結了特朗普的連任之夢。但特朗普主義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影響並不會就此消失，治癒分裂對拜登來說會是更加艱鉅的課題。 文｜劉怡
這一代美國人已經有整整20年沒有經歷過下一任總統在大選投票日之後第四天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了。上一次出現類似的僵局是在2000年，它最終導致了爭議重重的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裁斷。但2000年的世界不存在Twitter和智能手機，人們用電話調制解調器撥號上網，有線電視是大多數美國民眾關注選情變化的首選資訊渠道。正因為如此，20年前的選民在面對小布什和戈爾時，很難像今天活躍於全球社交網絡的那些業餘政治觀察家一般，懷抱如此強烈的情感表達衝動和代入感——除去最虔誠的宗教信徒外，很難想像會有共和黨選民把布什的勝利視為自己畢生理想實現的某種標誌。同樣，嚴肅的民主黨選民即使會對佛州裁斷中的一些程序問題存在質疑，多半也不至於認定華盛頓存在一個蓄意迫害前副總統戈爾的“深層國家”或者陰謀集團。
但這種情感波動、懷疑主義甚至人身攻擊，卻貫穿在2020年選戰的整個過程中。它提醒著我們：不單是美國，整個世界的面貌都已變得大不相同。信息技術和資訊獲取方式的改變重塑了普通人對現實世界、尤其是超出日常生活經驗的那部分世界的看法，並且反過來影響到了他們對現實做出的反饋。這是一場真正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它有助於我們理解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來，世界政治中的諸多新現象。
唐納德·特朗普留意並借重了這種新變化，這是他能夠在2016年出人意料地擊敗希拉里·克林頓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喬·拜登以及整個民主黨陣營在2020年的選戰策略依然是傳統的——常識告訴他們，當現任總統自作聰明的防疫決斷導致美國在不到10個月裡出現970多萬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23萬人不幸去世之後，繼續投票支持這樣一屆政府的選民只會少之又少。
2018年中選期間開始湧現、在今年民主黨黨內初選期間曾經發揮過關鍵影響的“郊區起義”（Suburban Revolt）現象，更助長了圍繞拜登—哈里斯組合產生的樂觀主義：過去20多年裡一直是共和黨傳統票倉的大都市周邊郊區，在湧進了更多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更加多元的文化—種族背景以及更多女性成員、收入也更可觀的年輕一代群體（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互聯網企業的僱員）之後，正在轉變為民主黨意識形態的支持者。
在2016年一度淪為“勝利詛咒”的民調支持率領先優勢，這一回也被小心翼翼地重新撿了回來：親共和黨的福克斯新聞在整個10月採集到的1012份調查樣本顯示，拜登在全國層面的支持率達到了53%，領先特朗普10個百分點。一場足以洗雪2016年之恥的大捷儼然已經在望。
最終結果令所有人都失望了：沒有“特朗普奇蹟”，同樣也沒有壓倒性的“藍潮”。在佐治亞、威斯康星、賓夕法尼亞等幾個主要“戰場州”，你追我趕的僵局持續到了最後時刻，賓州一度低於0.5%的得票率差值曾使人擔憂是否會觸發允許重新計票的機制。直到賓州和內華達99%的選票在當地時間11月7日上午點算完畢，拜登—哈里斯組合才最終越過了足夠獲得執政權的270張選舉人票“紅線”。截止到北京時間11月8日上午，開票結果顯示民主黨陣營已經贏得290張選舉人票，共和黨陣營為214張（據彭博社實時數據）。不過由於特朗普依然有希望拿下北卡州和阿拉斯加，雙方所獲選舉人票的最終差距甚至可能比2016年（77張）更加接近。
“藍潮”沒有出現：現實是滄海橫流，處處不安。對特朗普個人的反感，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輿情波動，使得過去20年共和黨最穩固的票倉之一亞利桑那州意外“轉藍”。在菲尼克斯周邊以及馬里科帕縣這樣具有風向標意義的郊區，有利於拜登的“起義”真的發生了。由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和賓州組成的“藍牆”，最終成為民主黨“過線”的勝負手，但得票率的接近也意味著它們身為“戰場州”的總體態勢沒有改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郊區起義”沒能擴展到一些規模較小的都會區——在辛辛那提、印第安納波利斯和聖路易斯，共和黨的傳統得票優勢沒有受到任何顯著挑戰，這意味著參議院“紅強藍弱”的格局極有可能延續下去。而與四年前相比，在總體投票率顯著上升的情況下，特朗普得到的普選票實際上多了整整700萬張：這絕不是一個小數字。
是的，特朗普的個人特質以及價值觀或許不合於人們熟悉的那種共和黨建制派；但從政策取向看，他恰恰是足夠“共和黨人”的。無論是大張旗鼓的減稅、增加軍費開支、放鬆對金融系統和互聯網的管制還是擱置環保議題（頁岩油開發者對此一定足夠滿意），甚至遠為嚴苛的移民門檻，都完美契合了人們對任何一位共和黨籍總統的預期。
事實上，若不是在新冠疫情防控問題上出現了賭博性誤判（基礎心理是將復甦經濟置於社會安全之上），大部分民眾本來會對特朗普時代經濟保持增長、失業率下降的狀況感到滿意。當民主黨陣營將特朗普個人與新冠疫情失控、“弗洛伊德騷動”進一步蔓延等棘手的社會問題直接聯繫到一起時，他們有時會選擇性遺忘了，促成共和黨的目標選民倒戈並沒有那麼容易，並且他們自己對化解這些問題同樣沒有成熟方案。
當地時間2020年4月17日，特朗普與美國“抗疫隊長”福奇出席白宮新冠病毒工作組新聞發佈會（圖｜人民視覺）
另一方面，時隔四年，特朗普—彭斯組合的選戰策略幾乎沒有任何實質性變化，依然是藉助社交媒體散佈關於“深層國家”和拜登家族的負面信息，從而製造輿論焦點、動員基本盤。2016年的選情已然顯示，特朗普從來都不是那個能夠獲得相對多數美國選民支持的人（他在普選票上輸給希拉里·克林頓將近287萬張），他也拒絕把“爭取多數人”作為自己的第一選擇。老年人、白人藍領和西班牙裔美國人——尤其是身處“戰場州”的那些——是他的主要爭取對象，共和黨在佛羅里達和得州的勝利部分印證了這種路線行之有效。對郊區選民，特朗普的策略是分化。
8月24日共和黨全國大會在夏洛特召開的那個晚上，總統的長子小唐納德·特朗普發表了一場充滿恐嚇意味的演講；他宣稱，倘若拜登當選，美國勢必滑向“無政府、暴力和壓迫的絕境”。這番言論雖然隻字未提仍在持續中的“弗洛伊德騷動”，卻明明白白地將騷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和民主黨的政策立場聯繫到了一起，希望通過對“絕境”的渲染誘導民眾改變投票取向。唯一的問題在於，看上去這項操作並不成功。
當地時間2020年11月7日，美國特拉華州威爾明頓，拜登登臺演講。（圖｜人民視覺）
然而在2020年，整個共和黨的政治前途已經與特朗普本人的進退牢牢捆綁到了一起。曾經，他們是有機會主動走出這種困境的：2012年米特·羅姆尼落敗於角逐連任的民主黨人奧巴馬之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起草過一項籠統的改革方案（保守派揶揄其為“屍檢報告”），建議在移民政策、少數族裔權益、LGBT問題等“千禧一代”關心的議題上轉變固有立場，以吸引更多年輕選民的目光。但隨著共和黨在2014年中選中成功贏得參議院，再也沒有人關心“屍檢”和改革了。
2016年，共和黨在無力推舉足夠強勢的總統候選人的背景下祭出奇招，徵召政治素人特朗普出征大選，在爆冷勝出的同時，也使本黨的全部政治議程就此被這位具有非主流右翼色彩的總統所操縱。因此，人們在2020年看到了一系列怪現象：當拜登—哈里斯陣營已經注意到“郊區起義”的深刻象徵意味，並試圖利用這種趨勢時，共和黨卻在配合著特朗普上演追問亨特·拜登“叛國”電腦記錄、影射卡馬拉·哈里斯是“社會主義者”之類的可笑鬧劇。所謂的“共和黨建制派”，在2020年似乎已經不存在了。
當地時間2020年9月29日，美國俄亥俄州克里夫蘭，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凱斯西儲大學的健康教育園區參加首次總統辯論。（圖｜人民視覺）
不再有“非特朗普化”的共和黨人了——這是過去四年裡美國兩黨政治發生的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變化。通過推出減稅計劃、提名保守派大法官以及個別施惠，特朗普成功地使得共和黨高層（尤其是參議院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接受了“行政中樞支配立法機器”的現實，甚至主動配合逢迎。在2012年拒絕了“屍檢報告”提出的改革方案之後，共和黨現在把希望完全寄託在特朗普藉助極端言論和社交網絡動員起來的鐵桿粉絲身上：他們沒有勇氣把特朗普徵召起來的那些選民推開。而這反過來又會造成被動狀況的延續：
在過去的美國選舉史上，黨派領導人需要為大選失利的結果承擔個人責任。但特朗普會把責任推給不存在的“深層政府”，他甚至可以把日後極大概率會展開的針對他個人濫權、偷稅行為的調查渲染成“政治獵巫”，以維持粉絲的同情分。在這個問題上，2016年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的非主流右翼“軍師”班農無疑具有足夠發言權。在今年的一次採訪中，他曾經表示：“大選只會有兩個結果：要麼特朗普獲勝，要麼勝利被‘偷走’。後一種情況下，無論是尼基·海莉還是邁克·蓬佩奧，在2024年都只能為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而戰。”換句話說，一個“自帶粉絲”、並且瓦解了共和黨建制派共識的特朗普絕不會主動離場。他將在每一個可能的場合發出“捲土重來”的信號，從而促使共和黨在四年後再度選擇徵召他，最低限度也將成為決定共和黨最終候選人的“造王者”。而共和黨最後一次自我改革的希望，在今年年初“通俄門”調查關閉之際已經流失了。特朗普將會在2021年1月離開白宮，但特朗普主義還遠沒有退場。在一個政治極化態勢依然顯著的美國，它的幽靈隨時會從每一個動盪角落鑽出。
作者檔案
劉怡
週刊特約主筆，原《戰爭史研究》副主編，不擅長聊天、沒有社交網絡賬號的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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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2期《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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