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對近代機制幣的誕生，功不可沒！
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887年2月16日），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擬以新法制造銀銅錢幣，勘地建廠後將之命名為“廣東錢局”。機器設備購自於英國伯明翰的喜敦父子工廠（Ralph Heaton & Sons),雖兩年後該廠改名為伯明翰造幣廠（The Mint,Birmingham)，但各界習慣上常以舊名稱呼。訂單合同由駐英大臣劉瑞芬代辦，主要造幣用印花機有大型機器4臺，與倫敦皇家造幣廠同級，每臺日產銀圓2.5萬枚左右；小型造幣機86臺（與喜敦廠所用相同），每臺日產銅錢3萬枚左右，這日產銀圓10萬枚、銅錢270萬枚的規模在當時各國造幣廠中堪稱之最。
合同中也要求代聘英國技師隨同第一批機器到廠料理安裝等事宜。此外，模具由該廠代辦，其他還包括車床多架及“作鋼模之大螺旋機一座，用此機器由子模可做無數鑽錢文之鋼模”。
I-1-01 廣東錢局開制時所造方孔一文制錢
廣東錢局的廠房規模長約200米、寬約130米，由伯明翰市的米德頓
（Edwin C. Middleton)設計，喜敦廠依約在18個月內完成全部設備製造。負責協助建廠及試車的是愛德華·韋恩（Edward Wyon)，愛德華率領包括主計長、軋片機師、印花機師及制模師等洋匠4名駐廣州兩年，由於績效良好，愛德華被延聘為廣東錢局監工，直到光緒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調派背景籌辦“京都製造銀圓局”（京局），愛德華在光緒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因“辦事出力”獲頒雙龍寶星勳章，他在文件中的名字是“衛安”。雖有若干工期的延遲，但該廠仍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初正式投產，首先開制的是一文制錢，當年產量約6000萬枚。
七三反版系列銀圓開創中國錢幣新局面
張之洞在奏請機器造幣時擬定的銀圓主幣重量為七錢三分，錢幣正面中間是漢文和滿文的“光緒元寶”四字，背面是蟠龍和“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三分”字樣，正面外圈刻上英文以便與洋人交易。據悉此文字為光緒十二年底時任廣東巡撫，也是著名的金石家、書畫家的吳大澄所書。幣文的寶字從“汆”，即將“珤”（讀音同寶）的筆畫寫作“珎”（讀音同珍），
此書法可見漢隋古碑，吳大澄將“珍、寶”合體為一，不愧是精於金石書法的大家。
光緒十五年八月初六（1889年8月31口），張之洞將廣東錢局按原奏試製的大小銀圓5種各10枚分裝兩匣呈御覽。因英國代刻模具中只有4種，無三分六釐五面額者，故此面額幣模應是後來追加，並在廣東錢局製成，此由寶字從“缶”可看出並非同時寫樣交付雕刻。另外，喜敦廠在先前曾送交一文制錢樣幣100枚、“一角”及“五角”銀樣各5枚、“一圓”主幣樣10枚至中國駐倫敦大使。
廣東七三系列的幣模由英圍著名雕刻師艾倫·韋恩(Allan Wyon)設計雕刻，刻妥後由喜敦廠轉交廣東錢局，此事曾刊載幹1888年s月19日的倫敦《Graphic》 雜誌。韋思是德國移民的後裔，其祖父於19世紀初即在倫敦開辦私人的雕刻坊，替各工廠製作錢幣及獎章或紀念章用的模具，艾倫繼父兄之後主持該工作坊，而非受聘幹任何造幣廠的雕刻師。顯然各方合作愉快，故後來許多來自英國的中國錢幣模具皆由艾倫操刀。
生產七錢三分銀圓的本意是“與洋銀一同行用”以抵制之，故比市面流通的墨西哥鷹洋重一分。但在“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下，因分量稍重反而被囤積私毀，形成“虧耗重”而“流通滯”。當局旋即以商民已習慣於舊制，匯豐銀行商請代為附造為由，減重至與外國銀圓一致便於交易。
七錢三分系列的生產時間很短，估計因設備安裝初期“機器尚未全開，工匠亦未募足，而且諸少熟手”，實際製成的數量有限。但由原奏中擬“先鑄一百萬圓”以及1890年5月七二系列流通版銀圓正式生產之日起，至1891年12月31日止製成總量及金額的記載（詳見後），結合目前收藏市場上所見來逆向推測，以稀少度而言，“一圓”主幣與“五角”兩種最少，產量可能各僅數萬枚，其次是“二角”，“五分”則稍多，最多的是“一角”。然而，“七三系列”因含銀較多而適得其反，大半被回爐改制，故整體存世量不多。
I-1-03 2010年12月美國邦迪尼奧公司在香港舉辦的拍賣會上出品罕見的全套七三反版銀圓，估價 15萬~20萬美元，最終以47.5萬美元落槌，加上15%的手續費總價超過人民幣363萬元
七二反版系列銀圓 功虧一簣
廣東錢局在七錢三分系列銀圓發行不暢後，將“一圓”主幣的重量由七錢三分減為七錢二分，其餘面額依序遞減。幣模是在英國伯明翰造幣廠原來所提供的模具基礎上略加修改而
成，其中部分面額的模具在蟠龍兩側各添加一花星。然而，從七錢_二分版背面的阿拉伯數字“2”觀察，其筆法相當拙劣，雕刻水平與原本的“3”字相去甚遠，加上龍鱗較淺，顯然不是由原雕刻師所為，而是廣東錢局自行刻制字模，再利用喜敦廠提供的模具輾轉進行復制的。由於這曲套最早生產及自行刻模的銀圓因英文出現於正面而與後續的不同，被泉界稱為“反版”，其中“七二反版”系列是真正在中國製作原模的第一套銀圓，僅試製若干而未正式發行，故極為罕見。
I-1-04七三反版與七二反版正面的阿拉伯數字“3”與“2”的對照，其雕刻水平有明顯差距，必然不是原雕刻師操刀，而是廣東錢局自行雕刻的
I-1-05七二反版全系列銀圓。與七三反版同場出品的全系列七二反版銀圓，由於異常罕見，以更高的625萬美元落槌，總價近人民幣480萬元
I-1-06同場出品的七二反版銅樣一枚，以86250美元成交，合人民幣57萬元左右
光緒元寶七錢二分正式發行
洋文與漢字同列於銀圓一面招致了若干批評，認為商民辨識不易，故當局以體制不合為由，將“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二分”10個漢字改列正面，於光緒十六年四月（1890年5月）正式開制銀圓。正面皆漢字的“正版”開始大量發行後，因成色及重量劃一且製作精美，廣被各地接受。光緒二十三年底，戶部尚書奏請令廣東代制大小銀圓，並在次年運至北京搭放俸餉。光緒十八年的《申報》報道，廣東新制銀毫因式樣新穎，有相當數量的“二角”及“一角”被攜至新加坡流通及供玩好之用。另因當時各地制錢缺乏，福建商號備銀向粵省購買銀角以供市面週轉來舒解錢荒的壓力，隨後推廣至浙江、上海等地。由-於廣東推行自制龍洋的成功，各省紛紛設局仿造．所造銀圓在形制、成色及重量上，均與其相似。
正式開制：
粵省銀圓正式開制時，面額分為5種：“一圓”主幣七錢二分(成色90%)，“五角”輔幣三錢留分（成色減為86%）；“二角”輔幣一錢四分四釐，“一角”輔幣七分二釐及"五分”輔幣三分六釐，後面3種輔幣成色均為82%。其中，“一圓”主幣朐成色規定必須十足九成，其餘輔幣的數量只要足夠流通即可，因其製作較主幣更費工，製作成本較高，因此成色遞減，為所謂的名目貨幣。
然而，實際開制後並非如原計劃以“一圓”為主，由於次年國際銀價的上揚，九成色的“一圓”“每鑄一千兩，盈餘不足二十兩，若製成八成-二小洋，每千兩可獲利約百兩”。因此，廣東開始改以生產小洋為主，另推測因中國物價較低，銀角即足以應付日常之用，且找零更為方便。七三版“一圓”及“五角”罕見，可能是一發行即被大量蒐羅改制之故。據海關報告記載，開制後至1891年底止，各面額產量為“一圓”43933枚、“五角”17847枚、“二角”5667381枚、“一角”16098579枚及“五分”1158945枚。由於“一角”小樣花紋淺容易磨平而常遭商家挑剔，因此‘二角’小洋產量逐漸增多，到1898年時所造佔銀圓總值近八成，1899年“二角”小洋總值的比例更超過九成，其影響所及使廣東省“物價之標準、契約之締結及租稅之徵收，均以毫洋計算”。廣東當地盛行“二角”小洋或多或少也影響到鄰近省份。由於利潤較高，後來全國均有大量生產小洋的現象。
I-1-07/08/09量產的七二版系列銀圓。此版本流通後可能因中國物價較低，銀毫足以應付日常之用，且找零方便，廣東及鄰近地區漸以行用一錢四分四釐的“二角”銀毫為主
宣統元寶 改朝換年號
清德宗於歲次戍申的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駕崩，新帝溥儀於同年十一月十九日（1908年12月12日）登基，是為清穆宗，定年號“宣統”。次年各地就將所出銀圓改換成“宣統元寶”，粵省也不例外，於宣統二年正月初一開始行用。同年度支部整頓幣值將各省造幣廠或裁或並，廣東因績效尚佳未被裁撤，改名為“度支部廣州造幣分廠”，並依令改產新版“大清銀幣”，但新模並未發下因此仍用舊版生產。直到宣統三年八月開制新國幣，不料當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新軍起義，全國震動，粵廠遂停造新幣又轉而生產舊版銀圓。宣統帝遜位後，廣東龍銀的生產隨即走入了歷史。
耿愛德根據所得海關資料統計，至1901年止，廣東造幣廠共造銀幣“一圓”4259115枚、“五角”226093枚、“二角”269113501枚、“一角”117081619枚、“五分”2509585枚。遺憾的是，他無法取得1902-1910年的數據，而1911年的數據是“二角”29214000枚。
I-1-10 宣統皇帝1908年12月12日登基，廣東造幣廠發行“宣統元寶”要肯尼亞丶，除換帝號外，沒有明顯差異，但只發行“一圓”及“二角”兩種
廣東宣統銀元
喜敦版與普通版
廣東初造七錢二分正版系列大小銀圓時，乃利用喜敦廠提供的制模工具改刻幣模，故保留了許多原來的形態。後因模具的損耗，部分字模衝頭只能自行雕刻，故使以後生產的出現變化，其中與原版近似者就被稱為“喜敦版”，可細分多版。
I-1-11喜敦版正面：?“廣東省造”的“廣”字與“造”字筆畫與英國所雕刻者接近；?“庫平七錢二分”的“庫”字中的車字不出頭，且“錢”字中的部首“金”的筆畫也不出頭；兩側花星為中央有凹點的十字花星。背面：英文KWANG-TNUG中間的連接號“-”短，兩側花星亦為中央有凹點的十字花星
I-1-12/13/14 普通版在稍後的新刻字模上有修改，正面的“廣”字與“造”字比較明顯；兩側花星由4個點構成。背面背面：英文KWANG-TNUG英文中間的連接號變長，兩側花星亦為“四點花星”
“雙龍壽字一兩”銀元
“廣東壽字壹兩”——中國第一枚機制紀念幣
自古以來，中國的幣制就不太講究，動輒實行權宜措施，加上史料的散失與不公開，
使得今人在考證時常遭遇困難。譬如新皇帝登基，以新年號鑄錢，背改鐫如“大清一統”、“天子萬年”等吉祥語或龍鳳紋紀念。然而語焉不詳又缺乏文獻記錄，事過境遷被後人當成壓勝錢，很難說清楚。
泉界大珍的“廣東省造壽字壹兩”，由於未見史料記載，其來龍去脈眾說紛壇，並不明確。綜合而言，以前輩張絅伯《泉幣》第七期所論可為代表：“本品因未紀年，殊難遽斷，然觀其圖案，諧作福壽，環繞雙龍，幕無英文，意含頌祝，大異常制。由此以推，或為紀念幣之一種，專以祝慈禧太后七旬萬壽者也。”將之視為紀念幣並未有太多異議，只是在確切日期上，“因未紀年，殊難遽斷”莫衷一是。其製造時間有光緒二十年（1894年）、光緒三十年（1904年）及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等3種說法，亦有人認為其系臆造。光緒二十年之說，來自清王無生《述庵秘錄》書中所述朝廷大臣剛毅生性貪詐好財，有“巡撫廣東，以甲午（光緒二十年）入都祝嘏（慈禧六旬壽），希大用。時內地通用銀，廣東獨制銀幣。剛謂總辦某道曰：‘為我制銀幣三萬，攜入都。’某曰：‘諾。’製成齎往……”云云，
按剛毅並未擔任過”廣東巡撫一職，此處應為“巡視安撫”之意；惟雖有記載，未加描述形制，無法得知其所造就究竟為何，但常被作為此論之引證。光緒三十年說則認為是慈禧七十大壽所造，一般以採納此說者居多。另也有此幣乃“圓兩之爭”產物，系光緒三十一年制說法的觀點。
然而，前天津造幣廠李伯琦的《中國紀念幣考》上卻記有：“至光緒甲午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時，外省已設銀圓局鑄銀圓，亦聞他國有紀念幣之事矣。廣東銀圓局隧議鑄一圓銀幣，慶祝萬壽，幣式一面仍蟠龍，一面中篆文團壽字，而圍以卍（wan)子紋，適我軍戰敗，奉詔停止慶賀，遂為鑄呈，惟案卷中存此圖樣模型耳。木雕模型，今已不復見，案卷亦不存。”按慈禧太后生於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甲午年適逢其六十大壽，而該年六月底日本挑起豐島海戰，清政府因之在七月一日對其正式宣戰。但隨後八月中時清陸軍在平壤之戰以及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中均告失利，日軍掌握主動後迅速向中國境內推進，月底時已渡過鴨綠江。在慈禧壽辰前清軍可說連番敗陣，所有祝壽活動被迫中止。
I-1-15 “廣東壽字壹兩”陰版，2008年北京嘉德春拍品。陰版局部放大，科鑑蝙蝠翅膀呈空心狀
I-1-16 “廣東壽字壹兩”陽版，臺北鴻禧美術館藏。局部放大，可見蝙蝠翅膀飽滿
I-1-17 馬定祥舊藏之壽字壹兩銀幣厚版鉛樣
I-1-18李伯琦撰《中國紀念幣考》之馬定祥親筆抄本
I-1-19 香港造幣廠開制時送英國皇家造幣廠的木雕模型，是李氏之說並非無中生有的旁證
3種推論皆有其據，筆者認為光緒二十年（1894年）試製而又中止的說法，從歷史背景的角度來說，有較高的合理性。尤其李在《中國紀念幣考》文內提到的“惟案卷中存此圖樣模型耳，木雕模型，今已不復見，案卷亦不存”等語，表示他應見過所謂的案卷級模型實物。官場辦事須籤準後執行乃理所當然，若為宮殿營造建築，則帝王將相雖位高權重也很難僅憑圖案及文字描述來想象完成後的模樣，故因此而製作木雕模型也不足為奇，只是文獻現已散失無法進行考證。
錢幣大師馬定祥曾藏有廣東省造壽字壹兩銀幣及其厚版鉛樣各一，此鉛質單面樣為耿愛德舊藏，耿愛德民國38年（1949年）離開上海前因其厚度超出錢幣保存紙板過多，無法和其他銀圓並列，故與馬老交換。此兩者均收錄在《錢幣學大師馬定祥》圖冊內，並說明“為祝賀慈禧流失打手而特鑄”。根據以上資料，筆者傾向於此中國首枚機制紀念幣乃光緒二十年（1894年）試製之說。
正面左右兩隻蝙蝠
壽字壹兩銀幣按照正面蝙蝠兩翼的形式有兩種版別，一種翅膀呈空心狀者俗稱“陰版”，另一種翅膀飽滿的稱為“陽版”，目前所知有十餘枚，其中李偉先及施嘉幹所藏各一枚已捐於上海博物館，其餘分散海內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