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華東師範大學汪詩明教授的新著《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以種族和解為線索》（以下簡稱《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全書64萬餘字，系統全面地解讀了澳洲土著與白人及澳大利亞政府的種族和解進程。該書線索清晰，史料豐富，論證紮實，是世界史領域研究國外民族問題極具重要的作品。
《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書影 趙昌/攝
編寫特色
1．以“種族和解”為研究主線。戰後西方國家對民族史書寫進行了長期探索，特別是在前殖民國家，圍繞殖民歷史與前殖民歷史，主流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關係問題爭論不斷。在澳大利亞學術界甚至掀起了一場長達數十年、被稱為“史學戰爭”（history wars）的大論戰，焦點即是白人是否對土著實行過“種族滅絕”、如何評價殖民者對土著社會的影響等方面。“史學戰爭”體現了澳大利亞土著研究中“對立”與“消極”的傳統研究思路，不利於全面解讀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種族和解”是《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一以貫之的研究視角，這個視角很好地解釋了澳大利亞土著政策的演變歷程和土著人的鬥爭成果，擴大了學界對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的認知外延。
2．從理論到實證層層遞進的研究理路。該書進一步理清了“土著”“原住民”“第一民族”“種族主義”“種族歧視”“種族和解”等一系列概念的學術含義及相互關係，為“種族和解”奠定了理論基礎。從公民權、土地權和司法權三個重要方面闡述了土著維護自身權利的鬥爭，明確了澳大利亞土著權利保護的基本內容，為“種族和解”框定了範圍。與此同時，遵循歷史發展的縱向線索逐一研究了澳大利亞政府對土著先後採取的屠殺與驅趕、保護與分離、同化和自治政策，總結了澳大利亞“種族和解”的歷史進程。
3．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史料的收集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也是一份苦差事，最能體現一個學者的基本學術態度與學術追求。《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的史料豐富而全面，中文包括澳、美、英、日等各國學者譯著，國內學者的著述。英文包括大量圖書、報刊雜誌和官方檔案文獻。紮實的史料基礎使本書的立論更加堅實，具有難以駁斥的說服力，也使本書觀點更加鮮明。我們從書中幾個例子中可以窺見一二：比如為解讀土著土地所有權被納入聯邦政治議程的具體過程，作者廣泛閱讀了惠特拉姆時期（Gough Whitlam）參眾兩院的議會辯論記錄；為科學界定1975年《種族歧視法》的歷史地位，該書作者從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查找到原文檔案，並對該法的重要條款逐條解讀，分類闡釋，提出該法是澳大利亞第一部人權法案的定位。
創新觀點
首先，該書對“土著”“種族主義”等學術術語有新的解讀。土著何以為土著？該書認為“土著”是西方人認同“自我”而否定“他者”的稱謂，土著群體把自己界定為“第一民族”實際是為了顯示其地位以及與其他後來民族的區別。對於種族主義，該書區分了文化種族主義和制度種族主義，認為兩者既相互聯繫又存在維度差異。“文化種族主義醞釀在先，而制度種族主義出現在後；文化種族主義是基礎，而制度種族主義是發展；文化種族主義既可以是集體的，也可以是個人的，但制度種族主義則呈現集體的特徵。”這種區分的意義何在？它為我們解讀了自多元文化政策實施之後澳大利亞種族主義發展形態，即更多是文化上的而非制度上的，這使“種族和解”成為可能但註定不會一帆風順。鑑於文化種族主義對種族和解進程的阻滯，該書作者肯定了“政治道歉”在種族和解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官方的道歉能夠“匡正歷史謬誤、矯正公眾視聽、確定相關責任以及重申道德邊界”，這既是“確認真相”的問題，也是對真相理所當然的補償方式。
其次，提出土著問題的核心是土地權問題。雖然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一直沒有停止在公民權、土地權和司法權這三大問題上的鬥爭，但最核心的依然是土地權問題。澳大利亞土著對土地權利保護的高峰是1972年1月26日建立的“澳大利亞土著帳篷大使館”，並開始使用由紅、黃、黑組成的三色旗幟，它使澳大利亞的土著問題“國際化”。圍繞土地權，汪詩明認為1992年的“馬寶裁定”不僅是1993年《土著土地權法》的先聲，而且在法理上推翻了澳大利亞在殖民時代之前是無主地的神話，為土著“第一民族”的地位奠定了法律基礎。
最後，關於“種族和解”模式問題的探討。由於澳大利亞政黨政治對種族關係的重大影響，出現了“象徵性和解”與“實質性和解”兩種形態。該書作者認為“象徵性和解”是土著首先爭取的目標，它也為持續的種族和解以及“實質性和解”的最終達成奠定基礎，而保守主義政黨則往往以“實質性和解”為藉口逃避承擔“象徵性和解”的義務，進而阻礙“實質性和解”的達成；反之，僅停留在“象徵性和解”也會使和解失去方向和戰略性。“象徵性和解”與“實質性和解”是“種族和解”進程中不可分割的兩個子系統。
學術價值
第一，推進澳大利亞史研究的發展完善。土著問題研究是澳大利亞歷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我國目前對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的研究或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入手，如石林發的《澳大利亞土著人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或從民族學角度入手，如阮西湖的《澳大利亞民族誌》（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初版，民族出版社2004年再版）；也有部分學者從文學角度探討，如楊永春的《當代澳大利亞土著文學中的身份主題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年版）。但是歷史學方面的專門研究就比較少了，專著類的成果主要是楊洪貴教授的《澳大利亞混血土著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版）。本書從學界較少涉足的土著民族關係領域入手，使國內澳大利亞史研究更加完善，學科基礎更加夯實。
第二，為外國史研究樹立標杆。對我國的外國史研究而言，協調兩方面的關係非常重要：一方面要深入搜尋一手研究資料，另一方面要保持客觀公正的研究立場。一手資料向來是外國史研究的一大阻礙，汪詩明教授十幾年磨一劍，使該書的論證建立在大量可靠史料基礎上，期間階段性成果不斷，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本書對於土著爭取權利鬥爭的評價，對澳大利亞政府各項措施的得失都秉持了客觀公正的評價立場，沒有出現為迎合主題扭曲材料、對研究對象過分誇大等問題。
第三，體現了中國學者對土著相關問題研究的新高度。本書作出1975年《種族歧視法》是澳大利亞第一部人權法案的定位、1992年“馬寶裁定”在法理上推翻了澳大利亞在殖民時代之前是無主地的神話的評價，體現了我國學者對澳大利亞土著問題和澳大利亞史研究的最新成就，這些成果為後續研究指明瞭方向。
學理啟示
澳大利亞土著是世界原住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長盛不衰的學術話題。隨著我國澳大利亞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必然有一代代年輕學人加入到這個隊伍中來。筆者認為學界後續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開拓：一是全球視野下觀察澳大利亞土著問題。汪詩明教授曾撰文闡述澳大利亞種族和解的世界意義問題。筆者認為這種嘗試還有繼續深挖的空間，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的世界意義遠不止人權和國家形象問題，北美印第安人把自己稱為“第一民族”，這種稱呼也被澳大利亞土著借鑑過來用於爭取土地權利，預示著世界範圍內土著問題的內在聯繫，土著問題研究應該放在全球視野下予以考察。二是土著學術史研究。土著研究不僅是對土著問題本身研究，相關的學術史梳理也是其中一個方面，澳大利亞的“史學戰爭”即是其中一個典型代表。三是跨學科綜合性研究。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政治學、考古學、生態學甚至遺傳學方面都已應用於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但學者們往往偏重於其中一種，從多學科的視角進行綜合研究的作品目前還較為缺乏。
該書作者憑一己之力完成了《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這部宏大著作，實為學界幸事！這本書的出版是我國學者為世界原住民研究作出的最新貢獻，也必將啟迪更多學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輕學者投身澳大利亞土著問題研究之中。
（作者單位：江蘇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趙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