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關懷：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
文 |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
如果說留學七年是胡適“一生思想和志業的定型時期”，他在這段時間究竟選擇了何種志業呢？換言之，他“講學複議政”的打算是為了什麼？如果說胡適選擇的志業是要為中國再造文明，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而最終使中國達到能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沒有人會反對。那麼，他又形成了什麼樣的思想呢？許多人會說胡適是個自由主義者，終生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現代自由主義是毫無疑問的，但胡適在留學期間形成的有系統有特色的思想，則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義。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論上論證中國應有與歐美國家平等的地位。貫穿在胡適志業和思想裡面的，就是對祖國深摯的愛，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的關懷。而胡適一生，又恰恰對民族主義始終有那麼幾分保留，常常被人稱作西化派。為什麼會出現這樣深具詭論意味的現象？要弄清這一點，不可不對胡適再造文明的志業和他的世界主義進行認真的考察。
胡適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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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
胡適既然立志要做國人的導師，他對中國國內局勢的關懷，就遠遠超過許多留美同學，所以別人才說他“知國內情形最悉”。他一直留心國內政局的變化，並隨時做出反應。這些反應往往表達了胡適自己的政治觀念，而且反映了潛藏在這些政治觀念背後的思緒，值得略作參考。辛亥革命起，胡適起初擔心國家從此不能統一，想起頭一年所做的《重九詞》有“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的語句，以為“竟成語讖”。一年以後，胡適的心情就輕鬆了許多，他從報上看到對他影響甚大的梁啟超歸國，京津人士都很歡迎，“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1]
1912年冬，中國局勢又呈亂象。在中國海關任職甚久的英人濮蘭德恰在美到處遊說，“詆譭吾民國甚至”。胡適“讀之甚憤”，寫信給《紐約時報》駁斥之。當濮蘭德到康大演說時，胡適當場起來質問，使其頗狼狽。濮蘭德的到處演說也使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感到激憤，群思抵制之方。胡適在康大的學生集會上建議成立一個通信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消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為國家作救亡之計。”消除黨見以利國家的和平統一，是胡適對中國政治的一貫思想。1914年11月，他見報載汪精衛等與孫中山約，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開黨禁，赦免革命黨人，甚以為喜，以為這樣“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真莫大之福”。此事後來得知並不完全準確。但胡適認為解決時局的責任確實主要在政府一面，如果“政府不許愛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而奪其言論出版之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則舍激烈手段外別無他道”。簡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則革命終不能免。”胡適已表明了極強的希望中止內鬥以獲真統一的意願，但其立場基本仍在革命黨人一邊。[2]
次年初，胡適大約將此觀點告知他二哥，並主張“中國須［第］三次革命”，結果遭到二哥痛斥，說他“喪心病狂”。時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北京政府的民眾支持率正高。二哥在4月22日回信中告訴他，革命黨人在國內很不得人心，要胡適在思想上“痛與絕之，一意力學。否則為彼所染，適以自陷”。此後胡適的政治態度有明顯修正。在1915年一篇題為《中國與民主》的文章和1916年給韋蓮司父女的信中，他認為革命是進化過程中的必要階段，而他對中國的革命黨人也確實同情，但並不贊成當下即起一個革命，因為中國還沒有造好政府的必要條件。胡適並不像革命黨人那樣擔心袁世凱稱帝的問題。他指出，在中人以下者的心目中，“名”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的。“廣大的中國青年一代雖然並不確切瞭解共和是怎麼回事，卻長期懷有共和的夢想。”在胡適看來，帝制派雖也愛國，但他們和袁一樣都屬於過去，其所作所為對“少年中國”的進程不會有什麼影響。“少年中國一直為在中國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奮鬥；少年中國信奉民主，它相信獲得民主的惟一途徑就是實行民主。”[3]這裡已經出現了胡適以後公開談政治的基本要素：他堅持共和，主張以實行民主來獲得民主；如果有必要，胡適也能容忍革命，但前提是要有造一個好政府的條件。
換言之，胡適認為，中國的救亡不論是採革命還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須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礎。這就是他愛說的要為中國造不亡的遠因。胡適這個思想的一個來源，大概是他的老師馬君武在約1906年的《別中國公學學生》一詩中號召大家的：“合力救亡國，發心造遠因。”[4]其根本基礎則是胡適在前引澄衷學堂時寫的文章中已表達出的從兵、學、財多角度全面競爭的民族主義思想。那時他就特別指出當時人讀《天演論》側重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也就是民族競爭的思想。胡適也是那些他希望在民族危機下能“投袂奮興”的人中間的一個。國恥既因“學不能競”，同時也表現於學子“無學”，他終於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讀書人的觀念，認為民族競爭最終是落實在“學戰”之上，故在這方面下功夫最深。而他找到的“最後的解決”也就在此，其有意識的一面，重在思考文化碰撞與移入的問題；而其無意識的一面，就是憂國家之將亡而思解救之道。總而言之，是要造使中國不亡的遠因；具體言之，就是為中國再造新文明。
余英時師已注意到，胡適在留學期間“所最關懷的正是中西文化異同的問題，特別是中國傳統在面臨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戰時究竟應該怎樣轉化的問題”。他這段時間的見解雖然在變，關懷的問題則始終如一。[5]如前所述，胡適在1914年已將中西之爭視為兩文明之爭。他以為，在西人為世界造新文明時，中國尚在酣睡。面對“挾風鼓浪，蔽天而來”的新文明勢力，中國數千年之舊文明“乃如敗葉之遇疾風，無往而不敗衄”。失敗之餘，只有“忍辱蒙恥，派遣學子，留學異邦”。中國從數千年“東亞文明之領袖”一變而為“弟子國”，在胡適眼中乃是“天下之大恥”“吾國之大恥”。胡適之所以要“非”留學，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學是文化競爭失敗即“學不能競”的結果。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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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7年，胡適在上海看輪舟快馳往來，“時見國旗飄舉，但不見，黃龍耳。”[6]其憂國家之將亡的心情，與當年胡林翼在長江上看見外國輪船飛駛時如出一轍。1910年胡適去美國，船經日本，見日人因朝鮮被正式併入日本而狂歡。他目睹朝鮮亡國，想起中國情形不佳，心裡不舒服。“船上有些同學上岸去看，我就沒有上岸去。”這個港口不知是哪一個，因為他途經日本長崎、神戶、橫濱時，“皆登岸一遊。但規模之狹，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遠甚。居民多赤身裸體如野蠻人，所居屋矮可打頂，廣僅容膝，無幾無榻，作書寫字，即伏地為之。此種島夷，居然能駸駸稱雄於世界，此豈非吾人之大恥哉！今日韓已合併矣。韓之不祀，伊誰之咎？吾國人猶熟視若無睹然，獨不念我之將為韓續耶？嗚呼，傷已！”[7]
1911年3月，二哥來信說到他在東北“細察情形”，發現“日人事事佈置周密，所未成熟者，不過十分之一分。將來此一分全滿後，恐東三省地圖之顏色又將改變”。胡適在兩三天後致友人的信即“頗多感喟之言，實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覺其言之哀也”。他自己在日記中說，連日來“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其所和朋友詩已有“應憐何處容歸鶴，只有相攜作鬼雄”的句子。這正是他所說的“天涯故人，時念故國”的深情之表露。日本的威脅也使他認識到“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8]
胡適所至外國，凡有所見，必與中國相比。以他在上海做“新人物”的經歷，應該讀過一些晚清人所寫的日本習俗正是中國古俗的文章。今竟以“島夷”蔑視之，不知是否因為中國公學那些留日學生的水平使他先存對日本輕視之心。胡適一生對西方那種又羨慕又忌恨的心態最多隻是若隱若現，但對曾向中國學習，如今卻學西方且頗成功的日本，則在羨慕仇視之餘，還帶有幾分輕蔑。不過他也曾讀過晚清人關於“黃白種爭”的言論，在更廣義的東西方文化之爭中，同為黃種的中日，又應當是盟友。此時他了解日本尚少，到美國後見日本的強大，逐漸認為日本是“完全歐化之國”，開始重視日本。胡適感到“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是大誤，曾下決心要好好研究日本文化。[9]後來歸國後接觸了錢玄同和周氏兄弟等留日生，1927年又再遊日本，眼見其進步之速，遠非中國可比，他對日本的觀感就更加大不一樣了，但對日本終存某種程度的小視之心。而胡適對日本的觀感變化，多少都透露出他對西方態度的消息。
其實，胡適把日本以島夷稱雄看成中國人之大恥表明他仍是從文化上思考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胡適一直持一種文化的國恥觀。還在《競業旬報》時期，他已指出“國是人人都要愛的，愛國是人人本分之事”。又說：“男子首宜愛國，方為盡分。”《競業旬報》的五條宗旨之一就是“要愛我們的祖國”。胡適更強調指出：“愛國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國的光榮歷史，不可忘記。忘記了自己祖國的歷史，便處處卑鄙齷齪，甘心作人家的牛馬奴隸了。你看現在的人，把我們祖國的光榮歷史忘記了，便甘心媚外，處處說外國人好，說中國人不好，哪裡曉得他們祖宗原是很光榮的，不過到了如今，生生地，給這班不爭氣的子孫糟蹋了。”[10]
胡適：《讀愛國二童子傳》（《競業旬報》第28期 ）
[ 圖源：全國報刊索引 ]
胡適到美國不久，參加了一次中國學生基督教會的夏令營，其中一天的討論題目是“孔教之效果”，由傳教士李佳白主講。言孔教而由美國人主講，在胡適已覺是“一恥”。會後，有名為比奇（Beach，不知是否即曾在山東傳教的畢海瀾Harlan p.Beach）者說，中國學生“今日有大患，即無人研求舊學”。比奇又“大稱朱子之功”。胡適聞之，“如芒在背”。這是胡適後來以國無大學為國恥的先聲。幾年後，他仍感慨地說，他所遇歐洲學生，無論何國之人，“皆深知其國之歷史政治，通曉其國之文學”。只有中國和美國的學生，才“懵然於其祖國之文明歷史政治”。他對於中國學生沒有幾人能通曉中國文化傳統，深以為“可恥”。[11]
胡適對歐洲學生的認知，或不免有誤解誇大處。因為他自己那時除較知歐洲之文學外，並不太知其歷史政治，實無從判斷別人是否“深知”，想來遇到膽大敢說者即以為是深知了。而美國大學生，胡適見得多，而且一向不太看得起。他發現美國大學生最關心的是運動競賽的成敗，其“大多數皆不讀書，不能文，談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其真可與言者，殊寥寥不可多得”。[12]
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引以為恥的中國留學生的狀況，卻不幸是準確的。
胡適在《非留學篇》中說：“今留學界之大病，在於數典忘祖。”那時留美學生的主體是沿海各省教會學校畢業生，不少人連中文都搞不通順，有的甚至不會，自然談不上讀歷史文學舊籍，也難怪其不知中國之固有文明。這種情形到胡適的學生羅家倫留學時仍變化不大，羅每慨嘆之。胡適以為，“留學生而不講習祖國文字，不知祖國學術文明”的結果，流弊有二。首先就是無自尊心。因為不知本國古代文化之發達、文學之優美、歷史之光榮、民俗之敦厚，則一見他國物質文明之進步，必“驚歎顛倒，以為吾國視此真有天堂地獄之別。於是由驚歎而豔羨，由豔羨而鄙棄故國，出主入奴之勢成矣”。到這些人回國，自然會“欲舉吾國數千年之禮教文字風節俗尚，一掃而空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胡適是當時中國少數幾個有意識地以昔日的光榮來激發愛國心的有心人。他在提出慎選留學生的辦法時，曾列出一些“萬不可少之資格”，其中有相當部分是他自己入康大時不具備的。這有點像他後來所開列之“最低限度之國學書目”。但更有可能是他根據自己不得不經常自我補課的經驗發現，如果出國前能達到他所希望的水平則到國外後必能學到更多西方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把“國學、文學和史學”列為首要的三項資格，其目的，則“國文所以為他日介紹文明之利器也；經籍文學，欲令知吾國故文明之一斑也；史學，欲令知祖國曆史之光榮也。皆所以興起其愛國之心也”（《非留學篇》）。
對胡適的《非留學篇》頗為稱許的前廣東革命黨人鍾榮光對胡適說：“教育不可無方針。君之方針，在造人格；吾之方針，在造文明。”其實胡適處處在講造文明，鍾氏正是看到了胡適特別強調注重人之愛國心的言外之意。胡適每受人稱許，就要下決心努力以副其望，而且他又善假於物。後來胡適說得更多的，就是為中國再造文明。但他心裡，仍認為造人更重要。兩年後他在給許怡蓀的信中說：“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他希望“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胡適在同一年送任鴻雋的詩中仍說：“救國千萬事，造人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13]
1935年11月任鴻雋同家人由北平前往成都
[ 圖源：《川大記憶——校史文獻選輯》（第一輯） ]
值得注意的是，胡適認為有百十個像他和任鴻雋那樣的人就足以重造故國，其精英觀念是明顯的。在這首詩中，胡適也指出，“眼裡新少年，輕薄不可靠”，所說的即是那些“數典忘祖”的留學生。他們既然連中文都不通不會，實際上也不能輸入文明。如果不能以國語國文教學著書，“則其所學，雖極高深精微，於莽莽國人，有何益乎？其影響所及，終不能出一課堂之外也。”這些人學問再高深，也不能“傳其學於國人，僅能作一外國文教員以終身耳”。又能輸入多少文明，又能對中國學術文化有多大益處呢！而胡適自己就不一樣了，因為他是能以中文作文的。所以，胡適強調，中國之教育，必須“以國內教育為主，而以國外留學為振興國內教育之預備”（《非留學篇》）。
胡適因而進一步提出“教育救國”的大目標。他認為中國“今日處新舊過渡青黃不接之秋，第一急務，在於為中國造新文明”。之所以急，是因為已到不得不為的境地。“吾國居今日而欲與歐美各國爭存於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胡適指出：“吾國之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不適於今日之世界耳。”中國今日既然處在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則在造新文明時，既不能“盡去其舊而惟新是謀”，也不能“取其形式而遺其精神”。必須“先周知我之精神與他人之精神果何在，又須知人與我相異之處果何在，然後可以取他人所長，補我所不足；折衷新舊，貫通東西，以成一新中國之新文明”。只有這樣，中國文明才可能“急起直追，有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之一日”（《非留學篇》）。
“教育救國”最重要的方針，就是辦中國自己的大學。“俾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積聚而保存；而輸入之文明，亦有所依歸而同化。”因為，“大學乃一國教育學問之中心。無大學，則一國之學問無所折衷，無所歸宿，無所附麗，無所繼長增高。”就眼前看，中國人還必須留學，“以己所無有，故不得不求於人。”留學的目的，就是“乞醫國之金丹”，攜之以歸，“以他人之所長，補我之不足。庶令吾國古文明，得新生機而益發揚張大，為神州造一新舊泯合之新文明。”所謂“植才異國，輸入文明，以為吾國造新文明之張本”。大學的作用，尤在不使“輸入之文明，皆如舶來之入口貨，一入口立即銷售無餘，終無繼長增高之望。”無論如何，留學是以不留學為目的。“留學乃一時緩急之計，而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乃萬世久遠之圖。”如果後者不能成功，則學子不得不長期留學，將“永永北面受學稱弟子國”。而“神州新文明之夢，終成虛願耳”（《非留學篇》）。
胡適先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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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言之，自己曾從農科轉到文科的胡適特別主張重文科，興國學。他說：“即令工程之師遍於中國，遂可以致吾國於富強之域乎？”實際上，中國的諸多問題都不是“算學之程式、機械之圖形”可以解決的。如政治、法律、道德、教化等都比機械工程要重要千百倍。因為它們所關係者不止是一路一礦的枝節問題，而是“國家種姓文化存亡之樞機”。胡適以梁啟超和詹天佑對中國的影響為例，說明文理科是本，實業是末，中國人“決不可忘本而逐末”。胡適認為，辦國立大學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昌明國學。他說：“今國學荒廢極矣。有大學在，設為專科，有志者有所肄習，或尚有國學昌明之一日。”無大學，“則全國乃無地可習吾國高等文學”。他之所以覺得把中國比作睡獅不如比作等待愛情之吻的睡美人，就因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於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只要中國醒來換上時裝，就可以“百倍舊姝媚”。[14]
1915年初，胡適的英文老師亞當斯問他：“中國有大學乎？”胡適不好意思，“無以對也”。老師告訴他：“如中國欲保全固有文明而創造新文明，非有國家的大學不可。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思潮新知識皆無所附麗。”故“國之先務，莫大於是”。不知是老師與他的觀念完全一致，還是胡適無意中把自己的一些觀點投射到老師身上，總之胡適自己是覺得他的看法得到了印證。老師並鼓勵他說，“報國之義務莫急於此矣”。胡適回來慨嘆：“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里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第二天，他心情仍未平靜，再次感嘆道：“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他發願說：“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國之康橋［今譯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15]胡適這裡所列的西方大學並不都是國立大學，可他願望中的中國大學，卻是國立的。其民族主義情緒，不能說不明顯。
劍橋大學國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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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世界主義中的民族主義關懷
只有充分理解胡適這種從在上海做“新人物”時已具有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才能領會他那著名的世界大同主義的真意。胡適自稱，他的大同主義是“經十餘次演說而來，始成一有統系的主義”。值得注意的是那時他給大同主義或世界主義所下的英譯名詞是Cosmopolitanism或Internationalism（今譯國際主義），兩者意義本是不同的。可知胡適在一開始時概念確實不十分肯定，後來才逐步發展確立。他在晚年口述其自傳時，特別注意把他所謂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區分開，以後者來發揮他稍後的“新和平主義”。[16]國際主義在意義上當然沒有世界主義那麼超越，其胸懷更小但卻更注重各自之國。這恰是胡適的世界主義一開始就有的特點，其實也是自然的發展。要了解胡適的世界大同主義思想，最好是從其發展進程來考察。
1912年10月，胡適在讀希臘史時，“忽念及羅馬所以衰亡，亦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與吾國十年前同一病也。”羅馬不少先哲“倡世界大同主義，雖其說未可厚非，然其影響所及，乃至見滅於戎狄，可念也”。可知此時他尚存晚清人的觀念，並不十分欣賞世界主義。到1913年初，胡適曾就他的“世界觀念”做演說，以為西方古代的世界主義者“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為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義則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胡適給他的世界觀念下的定義是：“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他特別認為丁尼生的詩“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真世界公民也”與他的見解暗合。這時胡適仍不欣賞西方古代的世界主義，但已有了他的以愛國主義為基礎的“現代世界主義”觀念。這個見解胡適後來講得不算多，實際一直保持。1917年時他還專門摘錄威爾遜的話，威氏說歐戰已使美國人不得不變成“世界公民”（此已與古希臘人之義不同），但並不因此減少其美國特色。[17]
到1914年夏，即前述胡適思想有所轉變之時，他的世界主義思想也有變化。那年5月，康大學生對“吾國，是耶非耶，終吾國”（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這個觀念進行討論，胡適以為此意為“但論國界，不論是非”，寫信給登載此言的該城報紙批駁之。胡適指出，這實際是一種雙重道德標準，即在國內實行一種標準，在國際又實行另一種標準。他認為這是一種“極端之國家主義”。此信得到前校長夫人的讚許（其實可能是客氣話）。胡適大概很受鼓勵。兩個月後，他又將此作為“狹義愛國心之代表”納入他關於“大同”的演說。這一次就先後遇到兩個人告訴他，其實他的理解是片面的。胡適演說剛完，就有某夫人對他說，那句話不一定理解成“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為是”；而更多是“無論吾國所為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的意思。次日，也聽了胡適演說的一位英文教授告訴他，那句話的意思的確可有多解，但其本意是“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胡適表示同意此二人的看法。[18]
其實胡適心裡並未全通。他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否”，是另一問題。胡適引孔子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話，指出人皆有私心。“吾亦未嘗無私，吾所謂‘執筆報國’之說，何嘗不時時為宗國諱也。”胡適說，他“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胡適的意思，他對中國是有所隱有所不隱。但其舉例皆用中外關係史事，提示了他頗為含蓄的言外之意：他的雙重標準說其實是指西方言。他在第一篇文章裡就說，道德標準不應對國人是一種，對他國之人或化外之人（outlandish people）又是一種。那英文的“化外之人”，正白人稱殖民地人之語也。這也就是章太炎指責“始創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的意思。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胡適明知他理解字義有偏差，終不能完全心服的深意。[19]
章太炎：《五無論》（《民報》第1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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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胡適見紐約《晚郵報》社論，說：“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當由歐美兩洲人獨私有之。亞洲諸國為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視之。”胡適因自己“久持此意”，馬上給報紙寫信表示支持。他讀威爾遜在參議院演說，以為“陳義甚高”，實因其強調民族自決也。威氏說：“任何國家都不應尋求將自己的政策加諸別的國家或民族之上。每個民族，不論大小強弱，都應讓其不受妨礙，不受威脅，不懷恐懼地自由決定其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發展道路。”威爾遜也曾說：“若吾人以國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諸他國，則吾亦不屑對吾美之國旗。”這正是胡適所希望的西方的態度。在國家與是非這個問題上，胡適覺得最理想的境地，仍是威爾遜所說的：“人能自省其嘗效忠祖國而又未嘗賣其良心者，死有餘樂矣。”他記錄的卡萊爾與他“平日所持相契合”的一段話，仍是說的一種可以最愛自己祖國，但對他國也持公正愛心，同時又不傷害個人所信奉之哲學。像以往一樣，胡適想要實現的還是魚與熊掌兼得。[20]
而且，正如許多20世紀中國讀書人一樣，胡適在安身立命之處，仍嚮往著傳統的士那種相對的超越心態。這種觀念表現在當地一位支持胡適的報紙投書人所引用的孔子的話：“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21]對傳統的中國人來說，為保衛祖國而死，所謂“執干戈以衛社稷”而死君事（《左傳》哀公十一年），是大得讚許的。而其高明處，則不僅僅是捍衛了國家利益，還有一個在此之上的“取義成仁”的個人道德完善。清季以至民初中國讀書人雖因不斷的國恥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義，但最終還是暗存一種“道高於國”的觀念，總嚮往一種在民族主義之上的“大同”境界。胡適也與他們一樣，事急則訴諸民族主義，事態稍緩，便又徘徊於各種接近“大同”的主義之間。故近代中國人在說民族主義時，未嘗須臾忘記在此之上的大同；但中國人在說世界主義或類似的具超越性的主義時，其實也都在表達民族主義的關懷。
也在1914年10月，胡適的和平主義朋友訥司密斯向他推薦安吉爾（Norman Angell）的學說。胡適此時對安氏並不以為然，認為其以生計之說來弭兵，是搞錯了方向。因為歐人是為“國家”而戰，不是為金錢而戰。他說：“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為我之國須凌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凌駕他人之種。”為此目的，不惜滅人之國與種。胡適重申，這仍是因為對國內國際實行雙重標準的緣故。歐人在國內雖有種種道義準則，卻以為“國與國之間強權即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即弱肉強食是也”。三年前進化論者胡適初來美國時，聽說美國那時有教師因“倡言‘天演論’致被辭退”，感到大不可解，慨嘆為“怪事”！他開始瞭解到，中國尊奉的“西學”似乎在西方本身地位並不那麼高（留學與看翻譯西書的大區別就在此）。如今已對西學有更深把握的胡適認識到，達爾文的“優勝劣敗”之天演學說“已含一最危險之分子”。所幸英人更有“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為界”來進行限制。[22]
嚴復與《天演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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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提示我們，胡適之所以服膺現代自由主義也是以民族平等為基準的，而且他廣讀19世紀中葉以來的英國自由主義經典似乎就是為了從理論上構建他的大同學說。他從斯賓塞、穆勒（J. S. Mill，胡譯彌爾）、格林（T. H. Green，胡譯葛令）、邊沁等人（胡適統稱為英國倫理派）的著作中一一讀出了“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的意思，而貫之以他提出的“一致”觀念。胡適以為，個人倫理應首重一致，即言與行一致、今與昔一致、對人與對己一致。這最後一點，尤宜實行於國際關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不欲施諸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異種之人也。”所以，當他說大同主義的根本是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時，生於弱國的胡適實際是以世界主義來反強權，特別是反抗種族和國家壓迫。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以人道之名為不平之鳴”。[23]（有意思的是，嚴復也從穆勒的《論自由》中讀出了“群”和“己”之權界，再往下推一步就是群與群之權界了。近世中國人因自身國力孱弱，讀西人書的確別有心得）
這進一步揭示了胡適的世界主義或大同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成分。胡適就“人群之推廣”指出：“自一家而至一族一鄉，自一鄉而至一邑一國。”這正是西人論民族主義起源最常說的話。但胡適意不止此。他說：“今人至於國而止，不知國之外更有人類，更有世界，稍進一步，即躋大同之域。”所以，“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也就是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重要的是人類不僅僅是一團體，而且是一目的，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在這裡特別明顯（康德和格林均同）。這樣，胡適就把中國“道高於國”的傳統觀念與現代自由主義的準則結合起來，構成了他以“世界的國家主義”為核心的大同學說。
三 祖國：你如何愛他
胡適知道愛國與愛主義有時會矛盾，他持和平主義的德國朋友墨茨，歐戰起而不願從軍，就遠避他國。胡適說他“非不愛國也，其愛國之心不如其愛主義之心之切也，其愛德國也，不如其愛人道之篤也”。但胡適也指出這正體現了墨茨只能是一個“理想家”。如果不能魚與熊掌兼得之時，胡適自己究竟愛那樣更甚，用他的話說，要等到國家危難時才知。他在1916年9月作的白話詩《他》中說：“你心裡愛他，莫說不愛他。要看你愛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對他？倘有人愛他，更如何待他？”日記中說是因東方消息不佳而做此自調，並加註說：“或問憂國何須自解，更何須自調。答曰：因我自命為‘世界公民’，不持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為感情的‘愛國者’故。”可知其雖自命為世界公民，大致也像當年自命為新人物一樣，並不能完全認同理想上的世界主義。同時，也可知胡適雖愛國而有時做得像不愛，但發誓祖國有難時將體現其愛；最後更暗示若有別人愛，則自己或者寧可做些看上去不怎麼愛的事。[24]
在胡適看來，這裡面還有一些細微的區別：一個是心與行動的區別，心可甚愛，行動則不必一定參與。一個是參與是否能改變局勢的區別，如果不能，則如他的好友許怡蓀眼中高臥南陽的諸葛亮：“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待時而動。”所謂待時而動，就是參與能改變局勢的時候，就要動。後來抗日戰爭起，胡適覺得他能起作用，也就參與了。不過，他自己也一直有要以不朽來報國獻世之心，故每引歌德的例子自安其心。歌德說，他凡遇政治大事震動心目，就全心全意致力於一種絕不關係此事的學問以收束其心。當一向主張和平不爭的韋蓮司也為戰爭所激動，因報名從軍未得批准而“感慨憤懣”時，胡適又將歌德的話轉贈女士，果然生效。[25]
在理想的層面，胡適或者真希望世界一家。他曾對本城一牧師說，“今日世界物質上已成一家”，並舉航海、無線電等為例；而世界“終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統一耳，徒以狹義之國家主義及種族成見為之畛域耳”。胡適自己就一向努力消除種族成見。他知道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但以為舉國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為中國之真文明”。他到處演講的一個動機就是要“清除此種惡感”。[26]世界若真能一家，胡適就可脫離不甚高明的中國人之認同而成世界公民，當然也就不受“種族成見”的影響了。但一“家”與世界公民並非同一概念。一家也好，大同之治也好，這些詞語的使用說明胡適自己所持仍是中國觀念。而且他一向心細，事情要反覆想過。世界一家當然好，但現在實際尚未一家。胡適雖然以歌德自居，以安其心，還要能自圓其說，且眼下的危機也不能不顧，所以每不得不再進而自解。這一點在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起的中日危機上，表現得最充分。
早在1914年8月初寫的一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文章中，胡適就預感到戰爭可能波及中國。那時他已經據比利時抵抗而失敗的例子，判斷“吾國即宣告中立，而無兵力，何足以守之”！十天後，日本參戰以得青島之勢已明，胡適還希望日本得青島後“或以歸中國而索償金焉”。這個想法，“人皆以為夢想”。但胡適自有所本。原來他認為“他日世界之競爭，當在黃白兩種。黃種今日惟日本能自立耳。然日人孤立，安能持久？中國者，日之屏蔽也。”所以，胡適覺得日本會為中國得青島。黃白種爭，本當年革命黨人的口頭禪，足見中國公學那段經歷暗中仍在影響胡適。不過，胡適對國際政治的理想化和“樂觀”，也的確超乎常人，難怪他的同學都笑他“痴妄”。[27]
但是胡適此時還沒有想到假如日本的行為證明他確實“痴妄”，中國應何以處之。他在夏天與女友韋蓮司討論過這個問題，韋女士主張取不爭主義，胡適則持兩端，覺國防也不可緩。到11月的一次演講中，他仍主一面講國際道義一面準備國防。但在同月韋女士將去紐約時，兩人又談及不爭問題。韋女士重申不爭勝過爭，她也以比利時為例明確指出，中國不抵抗日本侵略，損失雖大，若抵抗，則損失必“更大千百倍”。胡適已有同感。[28]但日本的威脅是明顯的，爭與不爭，都要有個解決之道。
胡適與韋蓮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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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月，胡適終於決定接受韋蓮司的觀點，並“決心投身世界和平諸團體”。他因而從根本上考慮和論證中國的國防問題。胡適以為，今日世界之大患是強權主義，也就是以所謂“天演公理”為思想基礎的弱肉強食的禽獸之道。他顯然已讀過更多的西學著作，認識到“天擇”之上還有“人擇”，養老濟弱，就是以人之仁來救天地的不仁。他在那年早些時候寫的《非留學篇》中認為中國舊文明不適於今日之時代和世界，其中之一即“人方倡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我乃以揖讓不爭之說當之”。今思想既然扭轉，胡適乃專以此說來糾正優勝劣敗之西說。他再讀中國古代的老子、墨子，就發現其以爭鬥或不爭不鬥來區別人禽（其實儒家亦然）是很有價值的思想資源，可以用來構建他的大同主義。這樣，對胡適來說，西方的“人擇”說就起到了為中國傳統思想正名的作用。[29]
胡適問道：“今人皆知國防之不可緩，然何謂國防乎？”在他看來，即使中國的海陸軍與日本並駕甚至超過日本，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日本有盟國，盟國還有與國。想以增軍備救中國之亡者，“其心未嘗不可嘉”，但行不通。即使日本和歐洲國家二十年不發展，中國之軍力也不可能在此期間達到與之為敵的地步。所以，增軍備不是根本之計。“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以目前言，中國所能做的就是以個人和國家的名義，“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同時“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如果國際道德“進化”到重“不爭”的“人擇”程度，中國也就有了和平。
胡適敏銳地認識到日本的行為是以“西方強權主義”為思想武器的。他在下意識中也已暗示先秦中國思想實較當時的歐洲還更“進化”，但這一觀念似乎始終未能到達意識的層面。而且，胡適的這些觀念不論有多麼正確，他的解決之道也太多未知數：日本肯停下其行動來聽中國講人道和公理嗎？美國願意並能夠與中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嗎？後來的史實證明胡適方案中這主要的兩點都是空想。
胡適認為遠東局勢的最後解決一定要建立在中日的相互理解與合作之上，但相互理解與合作絕非一方以武力征服另一方所能產生。[30]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觀點時，進一步指出日本要征服中國不能靠武力，而必須征服中國人的心。結果引起輿論大譁，為各方人士痛詬。其實胡適心靈深處，仍有黃白種爭的思想；他在30年代寫文章時心裡想的，應該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與合作而已。但他的日記那時還未出版，一般人也沒有讀到他早年寫的東西，在日本侵略正急之時，當然不會想到胡適言外的深意了。關鍵在於，雖然相當多的日本人也公開主張或心中暗存黃白種爭的思想，他們卻並無中日合作的念頭，反而以黃白種爭的觀念來為其征服中國正名：
中國既然已敗弱，日本就必須負起這一斗爭中黃種方面的絕對領導責任。胡適與日本人的出發點不無共同之處，但他的方案的確只能是空想。
胡適對美國更是寄予厚望。他一向不喜歡拿破崙把中國比作睡獅，而主張不如比作等待愛情之吻的睡美人，並希望美國能充當那吻美人的角色。[31]但是，美國在處理國際關係之時，首先要考慮其實際的利益及其能力的範圍。當與其利益一致時，美國是可能願意與中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的。但即便如此，美國是否能夠做到其所欲為，還要視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定。一戰時對美國——特別是威爾遜政府——寄予厚望的中國人當然不止胡適，威爾遜也確曾努力想要實現其提倡的民族自決的原則；但他的“新原則”終於鬥不過歐洲的帝國主義“舊政治”，胡適和許多與他思想相近的人，也就不得不失望了。
而且，如果這些理想化的目的不能實現，中國當下應該怎樣對付日本的侵略呢？這一實際而具體的問題，胡適並未回答。其實，胡適心中有一說不出口的答案。他知道他所說都是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而且是“獨一無二之起死聖藥”。如果有人認為這太“迂遠”，則“惟有坐視其死耳”。換言之，中國眼下若與日本戰，則只有死。正因為這樣，他才專門講大同、人道與和平。“吾豈好為迂遠之談哉？吾不得已也。”中國不能打，胡適要學歌德，不得已而言長遠之計，一半也是聊以自解罷了。胡適後來說：“與韋女士談論最有益，以其能啟發人之思想也。”他這一次由半爭半不爭到完全不爭的轉變，就是在韋女士的步步“啟發”之下完成的。韋女士對她此次成功，顯然非常滿意。因為“女士知吾思想之變遷甚審，今聞餘最後之決心，乃適如其所期望，故大悅”。但是胡適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並不是想取悅於女友，主要還是他早就認為中國無力抵抗日本。世界已成強權世界，對於弱者來說，除此又有何術？胡適心裡明白，他的“所謂拔本探原之計，豈得已哉！豈得已哉！”[32]
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裡，胡適的思想又已大變了好幾次。從為祖國辯護到看見中國社會體制的大病，再從認為中國的不爭思想不適合時代和世界到專以此思想來矯正西人競爭之說，其變化的幅度之大及其迅速和頻繁，都已可令人歎為觀止。而他還自覺其“思想之變遷甚審”，可知這裡的“審”，主要是指思慮的周詳。胡適每轉變一次，都要試圖自圓其說，且努力使之系統化，所下功夫，確足以當“審”字。想其心目中的“不審”，還不知有多頻多快。胡適的善變固然是其個人特徵，但那段時間的中國甚至世界，都正經歷著翻雲覆雨、既快且頻的大變，胡適已是有意想“以鎮靜處之”者，餘人尚不知怎樣變化來“趕上時代”呢！而且胡適這些變化中，也蘊涵著不變，那就是他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切關懷。仔細觀察，每次變化的後面，都可見那一層“不得已”的愛國心。所變者，不過是其表述、詮釋以及擬想中的解決之道罷了。
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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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起，胡適認為，中國之事，“病根深矣”。許多留美同學“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所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反失了“大國國民風度”。在同學會集會專論此事那天，他因事不能參加，先留一條子請會長代讀。上面說：“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結果，“會中人皆嗤之以鼻”。他的好朋友任鴻雋也說：“胡適之的不爭主義又來了！”這“又來了”數字，暗示了胡適的不爭主義一向不十分得人心，此時當然更加不受歡迎。他繼而在《留美學生月報》上發表一篇公開信，呼籲採取他所稱的“理智愛國”（patriotic sanity）的正確途徑，並重申：“吾輩遠去祖國，當以鎮靜處之，以盡學子求學之責。切勿為報章之喧囂所紛擾，致離棄吾輩之重要使命。吾輩當莊嚴、鎮靜、勿被擾、不動搖、安於學業。吾輩尤應自我預備，若祖國能渡此大難——對此餘深信不疑——乃推動其全面之進步；即或不能，亦可使祖國起死回生。”[33]
胡適知其信不會受歡迎，結尾時特地提醒說，要罵我之前請先細讀我書。結果如他所料，這封公開信激起了許多留學生對他猛烈攻擊。也如他所料，並沒有多少人細讀他的信。大家的批判集中於他的態度而不是信的內容，總的精神是大家認為他不夠愛國。不過也有一些批評頗能擊中胡適的要害。一位學生批評說：“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國，則要驅逐他們勢必使用武力”；而且，“去使中國起死回生要遠比在日本入侵之前進行抵抗要困難得多。”另一位學生雖然接受學生的本分是讀書學習，但他也提醒胡適，一個國民有責任在國家陷入危機時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胡適的確早就在思考一個“真正的最後解決”。他以為那不能是對日作戰，因為中國的軍力不足以戰；他也知道那不能是像袁世凱政府正在進行的那樣將中日問題國際化以尋求列強的支持。“真正的最後解決必須往其他方面探尋——他遠較吾人今日所猜想者更為深奧。餘亦不知其在何處；餘隻知其不在何處。”[34]
實際上，胡適是有意不“逐諸少年之後”而“作駭人之壯語”，以體現其特立獨行之處。胡適後天修養使他頗能折衷，天性卻不喜調和。他以為，“調和者，苟且遷就之謂也。”張奚若曾對胡適說：“凡人之情，自趨於遷就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後敢獨立直行，無所低徊瞻顧。如此，猶恐不能勝人性遷就苟且之趨勢。若吾輩自命狂狷者亦隨波逐流，則天下事安可為耶？”胡適以為，“此言甚痛，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35]胡適一向推贊其女友韋蓮司的“狂狷”，原來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中的一個，則其在韋女士那裡，或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這就是他“率性”的一面了。
胡適下意識中頗欣賞自己少時的“先生”認同和讀大學二年級時同學所贈的“博士”綽號，在四十歲寫中英文自傳時猶不能忘。那兩者的共同點，其實主要不在胡適自己說的不愛遊戲，而在其“異於群兒”。他這種從小由母親著意培養出的與眾不同之處，更由於父親關於做人要“率其性”的教導而增強。胡適有意無意間總愛維持之。他的朋友說他“好立異以為高”，喜歡“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等等，都是這個傾向的發展。且胡適的立異是要立大異，他認為，在小事上自表與人異，而臨大節則不知所措，只是“下焉者”。他所向往的，是“不苟同於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謂是，雖斧斤在頸，不謂之是。行吾心所安，雖舉世非之而不顧”。[36]胡適對中日關係本有些與人不同的觀念，但他做人要“率性”，要與眾大不同的傾向也是清楚明確的。
不過，胡適雖然認為在中國人內部“作駭人之壯語”於事無補，但他自己暗中已定下“執筆報國”的計劃，即對美國報刊上不利於中國的“不堪入耳之輿論”，要予以“斥駁”。在2月初的《新共和》雜誌上，曾刊有“中國一友”的來信，說中國人不適於自治，其共和制已失敗，故日本的干涉，對中國對西方都有好處。此信的觀點不久又為美國另一大雜誌《展望》吸收進其社論。胡適“讀之大不滿意”，分別做書駁之。他在信中提醒那位中國之友，現在的時代是一個“民族覺醒的時代”。胡適肯定，已經推翻了滿人統治的中國民族之覺醒，也一定會永遠憎恨任何外國外族的統治或“指導”。他強調，任何旨在使日本控制或“指導”中國的嘗試都只會在中國播下騷亂和流血的種子。中國眼下確實無力抗拒日本武力脅迫下的要求，但中國青年的英雄熱血，儘管未必當下見效，必會灑遍共和之神州。胡適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改革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中國實行共和不過三年，要判斷其成敗尚為時太早。更重要的是，他引用威爾遜的觀點說，每個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每個民族都有權不受干涉地尋求自救之路。中國有權決定自己的發展。[37]
這正是胡適在實行他以個人名義“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的主張，也就是以西方之理論來駁斥西方強權主義。對胡適來說，“執筆報國”的戰場不在中國同學會裡，而在美國的輿論界。胡適在這兩封信中表現出他對西方有關政治理論的熟悉已達如數家珍的程度，這正是他長期“預備”的結果，也是他高於其大部分中國同學之處，頗能體現“大國國民的風度”。這裡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其誠摯不下於《留美學生月報》上的那些文章，而在理論表述上則過之。胡適提倡“不爭”本是不得已，他其實就很讚賞孔子表揚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國家思想”。胡適以為，“國家思想惟列國對峙時乃有之。孔子之國家思想，乃春秋時代之產兒；正如今人之國家思想，乃今日戰國之產兒。”[38]一次大戰時代既與戰國時代相類，則正宜有國家思想。胡適又何曾例外呢！
同時，胡適雖然提倡大家對中日爭端以鎮靜處之，其實他自己的心情又哪裡有那麼容易平靜。胡適在1915年5月29日給韋蓮司的信（見日記）中承認，他本來已經意識到自己騖外太甚，正擬糾正，結果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攪亂了”。可知胡適再三勸大家要以鎮靜處之，恐怕也有自戒之意，他大約知道自己就未必做得到。在國家民族處於危機之時，胡適與其他人一樣，心中是極不平靜的。心既不寧靜，胡適就實行他要“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耶教之道”的主張，直接以斥罵傳教士紓解其憤懣。
3月21日是教會的禮拜日，胡適在本城的長老會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國的機會”為題發表演說，到耶教的本壘去攻擊耶教在中國的傳播。胡適再次援用他的“雙重標準”理論，指斥傳教士只有在處理國內事務時才稱得上基督徒，一旦進入國際事務，他們都不復是基督徒了。他說，現在那些基督教國家實際上只認暴力為權威，置弱小國家的權益於不顧，並將國家獲利、商業所得和領土掠奪置於公平正義之上。一句話，胡適宣佈：“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愛和正義的理想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強食的準則——強權就是公理的準則之上！”這是胡適對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擊，其背後隱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給他帶來的不安和激憤。[39]
胡適並直接指出，當年德國奪取膠州灣和法國侵佔廣州灣，都是以一兩個傳教士被殺害為藉口。也就是說，個別傳教士的死早已成為所謂基督教國家進行領土掠奪的理由。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創自由平等之人卻對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是，當胡適提出這些基督教國家的行為應為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負責時，他的意思實際上已比章太炎進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國，則中國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義和團運動本是近代所有中外衝突中胡適最感不能為中國辯護者，但現在他已認為西方也要為此負一部分責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中的領事裁判權。胡適見此消息，“不禁面紅耳熱，為吾國愧也！”土耳其政府本來一直要與列強談判解決此問題，而列強則要先觀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維持治安，並以此為由拖延談判。結果土政府乘歐戰之機，一舉廢除之，“不復與列強為無效之談判矣”。[40]胡適的口氣是明顯同情支持土耳其方面的。他當然更希望中國也能這樣做。這才是胡適民族主義真情的體現。
胡適之所以不能在意識的層面完全接受民族主義，是因為他覺得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有講不通的地方。胡適給自己下的一個定義是“行文頗大膽，苦思欲到底”。他還有個法寶，有時思不到底時便“展緩判斷”。1914年1月下旬，胡適自稱近來頗以“有倡以孔教為國教者”一事“縈心”。其實這是他為康大基督教青年會所請，要在“宗教之比較研究”系列講演中擔任“中國古代之國教”“孔教”和“道教”三題目。但胡適因此提出許多問題，從立國是否須有宗教，到中國，再到孔教的定義和內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新之道，再到中國古代其他諸子學說可否並尊，最後還想到如不當有宗教，則何以易之。所思甚寬而極細，條析論列，層層進逼，邏輯性相當強。胡適一向主張要有思想能思想，觀此次關於孔教的思考所提的問題，知其的確比大多數人能思想。當他覺得有問題不能解決時，就寫下來“供後日研思”。[41]則其在不能決時便展緩判斷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學實驗主義而後有之。這一點在他對民族主義的認知上也有體現。
1917年3月，報載王闓運去世。胡適想起十年前讀其《湘綺樓箋啟》，王氏曾說，八國聯軍入北京而不能滅我，更談不上瓜分中國。而且，中國人“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當時“讀之甚憤，以為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如今“思想亦已變更”，覺得王所說“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其實正合中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故不應以後出之外國學說責中國舊學家。這引起胡適對民族主義進行系統的反思，他從“去無道而就有道”之理論證民族主義說：“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即“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中國人推翻“滿清”，即因滿人實已不能治漢族。但若所得不過袁世凱，不見得比“滿清”好，則“不以其為同種而姑容之”。若在袁與威爾遜之間選擇，“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42]
王闓運：《湘綺樓箋啟》
但胡適也覺這樣主動選擇外國人治中國到底有點不太妥當，又自解說，要點還在“終”字上，“今雖未必然，終久必然也”。可是他發現這實是“遁辭”，於理無法再論；又以威爾遜所說的“政府之權力生於被統治者之承認”來論證民族主義，仍發現承認也須有標準，是以種族為標準還是以政治之良否為標準，皆回到前面的兩個論據上，故“終不能決也”。這是胡適“展緩判斷”思想方式的典型表現。實際上胡適是在為他在意識的層面不能服膺民族主義化解。民族主義的各種“前提”既然都不成立，民族主義本身也就“不能單獨成立”，當然可以不尊奉。所以，胡適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今之挾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往往高談愛國，而不知國之何以當愛；高談民族主義，而不知民族主義究作何解。”此時他是反對有人“以仇視日本之故而遂愛袁世凱且贊成其帝政運動”的，但是他又展緩了在日本和袁政府中做出選擇的“判斷”。二十年之後，當日本的侵略再次緊迫時，他會發現自己也不得不認同於他本來十分不欣賞的國民黨政權。不管民族主義在理論上是否成立，他終於以此為基礎做出了判斷。
* * *
在更廣義的層面，胡適早已找到了他那“遠為深奧”的“真正的最後解決”之道。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許怡蓀的信中說：“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他堅持認為：“倘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致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目前所應該做的，是“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這造不能亡之因的辦法，就是他一直強調的興教育辦國立大學。胡適重申，一國無高等學位授受之地，則“固有之文明日即於淪亡，而輸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適用，以其未經本國人士之鍛鍊也”。[43]
胡適已在考慮固有文明的淪亡和輸入文明的收受問題，識見確高於時人。但他在“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的時候，卻可以置祖國目下是否即亡於不問，邏輯上多少有些問題。約略同時陳獨秀因痛疾而倡言“國不足愛，國亡不足懼”；章士釗提出“故知吾國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責仍然不了”；一向主張推動長遠之社會教育的梁啟超也說：“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無道也。”[44]胡適見此文，覺“其言甚與吾意合”。因為梁也在講“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更與胡適意思接近的，是梁也在考慮國亡之後的存國之道。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甲寅》第1卷第4號
[ 圖源：全國報刊索引]
那時回國不久的留美學生許肇南給胡適寫信說：“在理，以吾國現在人心社會，若不亡國，亦非天理。”許氏據因果相尋之理以為，中國人“造孽太久”而不易解脫，“欲揚眉吐氣，為強國之民”，要在好幾代人之後了。現在只有像曾國藩所說，“不問收穫，且問耕耘”，儘自己責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這些觀念，後來胡適都愛掛在口上。他在幾天之後，即已發展出所謂“活馬做死馬醫”的觀點。胡適也認為，中國當時國事敗壞已達“不可收拾”的程度，小修小補已不能收效。必須“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猶有死灰復燃之一日”。這裡的“死灰復燃”，即是把中國視為已亡。胡適的理由是，對活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結果是“終於必死”。倒不如“斬釘截鐵，認作已死，然後敢拔本清源，然後忍斬草除根”。[45]
這麼多人對亡國問題所持的看法都非常相近，說明這至少是相當大一部分人的共識。他們共同的超越立場，很能從一個側面表現出歷來主張道高於治的中國讀書人在追求一個超越於國家民族的高遠目標的同時無意中將自己置於國家民族之上的特點。在民初新舊過渡之時代，如果說梁、章二人已近“功成身退”的階段，或可代表傳統的“士”的餘蔭；陳、胡則是即將升起的新星，應屬名副其實的新興“知識人”的範圍。雙方在這一點上，觀念竟然如此接近。在其潛意識中，大約都有顧炎武關於“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的影子在。[46]清季人常說“亡國亡種”，這裡的“種”，其實也就是從文化取向定義的“天下”。所以國可以亡，新舊士人仍可以去盡“收拾民族”之責以保“天下”。
顧炎武：《日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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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實層面看，如果可以視中國為已亡，則無論進行怎樣的破壞，都不致過分。中國的激進化，又多了一層理論的支持。這正是胡適後來愛說的“正義的火氣”的一個出處。超越於國家民族之上的新舊讀書人既可以置中國當下是否亡於不顧，也可以從為國家民族造不亡的遠因這一正義目的出發去“拔本清源、斬草除根”。中國士人一向推崇“當仁不讓於師”的特立獨行風尚，其在擔任“社會的良心”時所受的制約，又基本上全在個人的良心；在此情形之下，“正義的火氣”就最難抑制，而近代中國的激進化就愈發不可收拾了。
的確，與許多同時代人一樣，胡適也一向以為救亡已刻不容緩，他的留學日記中常可見到“今日急務”“今日先務”一類的詞語，很能體現那時中國讀書人的緊迫感。所以胡適有時也確實主張故意激進。他在1916年答江亢虎信中說：“今日思想閉塞，非有‘洪水猛獸’之驗，不能收振聵發聾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云亦云，不敢為‘洪水猛獸’耳。”胡適本人就是中國社會思想演變激進化這一大趨勢的產物，他也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帶著他找到的“真正的最後解決”方案回國從事其再造文明的志業。
民初時勢造英雄的大局已經形成，而胡適確有許多他人不可及之處：他素有做國人導師的願望，併為之做了大量的準備；他處處把中西聯繫起來進行對比考察，實際是要達到中外平等，故能從中西文化競爭和收受的層面觀察問題；他為解決中國問題找到的最後解決方案就是以教育再造中國文明並立志為之奮鬥，終生不渝。這種種條件彙集在一起，就把胡適推到了極少數精英的前列。
而胡適在考慮歸國的問題時，對自己將要在中國扮演的社會角色也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識。他有時似乎喜歡將自己願意擔任的社會角色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前引他論述傳教士的真正價值“在於外國傳教士就像一個歸國留學生一樣，他總是帶回一種新的見解，一種批判的精神”，就是典型的夫子自道。他在《非留學篇》中明言：中國正處於“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而中西新舊兩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學即“過渡之舟楫”。作為留學生的胡適，帶回新的觀點和批判的精神以助此“過渡”，即為他當然的志業。
參考文獻
[1] 胡適日記，1911年10月27日、1912年11月10日。
[2] 胡適日記，1912年11月19、21、22日，1914年11月6日。
[3] 《年譜》，第41頁；胡適：《中國與民主》，收1915年8月日記中；胡適日記，1916年1月11、31日。
[4]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1日。
[5]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第17—18頁。
[6] 《胡適詩存》，第11頁。
[7] 《談話錄》，第169—70頁；《胡適致鄉友信》（1910年9月25日，郵戳日），轉引自石原皋《胡適與陳獨秀》，《胡適研究叢錄》，第85—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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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適日記，1915年1月27日、5月2日。
[10] 《愛國》《本報週年之大紀念》《讀愛國二童子傳》，《競業旬報》第38、37、28期，轉引自李敖《胡適評傳》，第476頁和朱文華《胡適評傳》，第29頁。
[11] 胡適日記，1911年6月17日、1915年7月22日。
[12]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4日。
[13]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1916年1月25日、8月22日。
[14] 胡適：《非留學篇》；胡適日記，1915年3月15日。
[15] 胡適日記，1915年2月20、21日。
[16]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4日；《口述自傳》，第55頁。
[17] 胡適日記，1912年10月25日、1913年4月（原無日），1917年2月23日。
[18] 胡適日記，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
[19] 胡適日記，1914年5月15日、7月26日；章太炎：《五無論》，《章太炎全集》（4），第433頁。
[20] 胡適日記，1915年11月25日，1917年1月22日，1914年7月12日、8月9日。
[21] 胡適日記，1914年8月10日。
[22]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26日（以下兩段也參見此）、1911年3月14日。
[23]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19日。
[24] 胡適日記，1914年12月6日、1916年9月6日。
[25] 引自胡適日記，1914年12月9日。
[26]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17日；《胡適致母親》（1915年3月22日），引自《年譜》，第40—41頁。
[27] 胡適日記，1914年8月5、16—17日。
[28] 胡適日記，1914年11月13日、1915年1月18日。
[29] 本段及下兩段參見胡適日記，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18、27日。
[30] 胡適致《展望》雜誌的信，收在日記1915年3月1日。
[31] 胡適日記，1915年1月4日、3月15日。
[32] 胡適日記，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27日、2月14日。
[33] 胡適日記，1915年3月3、1、19日。
[34] 參見羅志田《“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新史學》第3卷第3期，1992年9月，第84—85頁。
[35] 胡適日記，1915年10月1日。
[36] 胡適日記，1915年3月1日、4月
[36] 胡適日記，1915年3月1日、4月27日；Living Philosophies，p.239.
[37] 胡適日記，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38] 胡適日記，1914年10月7日。
[39] 本段與下段均參見胡適日記，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說內容。
[40] 胡適日記，1914年9月13日。
[41] 胡適日記，1916年1月29日，1914年1月23、25、28日。
[42] 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17年3月7日。
[43] 胡適日記，1916年1月25日；胡適：《致〈甲寅〉雜誌記者》，《甲寅》第1卷第10號，1915年10月10日，第21頁。
[44] 陳獨秀：《愛國心與自覺心》，《甲寅》第1卷第4號，1914年11月10日，第1—6頁；秋桐（章士釗）：《國家與我》，《甲寅》第1卷第8號，1915年8月10日，第11頁；梁啟超：《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摘抄在胡適日記，1915年5月23日。
[45] 《許肇南致胡適》（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適日記，1915年11月25日，並參見日記，1916年1月4日。
[46] 《日知錄·正始》：“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本文原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題名原作“關懷：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轉自天健文史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