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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是保守派，也就是喜歡老東西，而且不願意變動。王安石是激進派，他喜歡改變，甚至希望把北宋的所有政策都給改掉。
這兩個人的主張，其實沒有對錯之分，因為兩個人都是希望北宋王朝能夠蒸蒸日上。可是偏偏這兩個人生活在了同一個時代。
司馬光這樣的人，在北宋其實並不少。
說起守舊派，其實大家都是守舊派。這世道有幾個人願意無緣無故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呢？沒有人願意。
同樣的道理，宋朝的這幫大臣們也不願意改變，不光是司馬光，之前的韓琦、歐陽修包括晏殊，他們都不願意輕易做出改變。
因為改變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尤其會觸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很多事情從一開始就順理成章，那是沒什麼問題的，哪怕是不公平，大家也就認了。
怕就怕中途臨時改變規則，那麼問題就大發了。比如這次中行原油寶事件，原來的規則好好的，最低價也不會變成負數。
可是人家偏偏提前改了規則，你覺得也沒什麼，那就是大意了，套牢你真的沒商量。那麼大家自然會覺得受到了欺負。
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鬥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鬥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於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宋史》
其實司馬光這些人，只是很正常的反應罷了。人家不想改變，不想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目的，就得罪那麼多人。
如果原油寶價格沒有成為負數，而且不斷攀升，那麼大家還會覺得改變規則是一件錯誤的事情嗎？當然不會。
同樣的道理，如果有人就是做空了原油寶，回頭大賺了一筆。是不是會有一幫人因為規則不合理的問題，要讓這些大賺一筆的人把錢吐出來呢？
萬般規則之下，永遠都有一幫人會出來喊冤，為什麼？因為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雨露均霑。所以在司馬光看來，改變未必會更好，反倒是得罪了不少人，那為什麼要改變呢？
一看司馬光就是看透了這個世道的人，眼光比王安石要老道很多。他明白自古以來的法則規定，總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改成了王安石的法則，這個社會未必就會更好。
王安石是銳意進取之人，他不想因循守舊。
王安石是那個年代的憤青，他一眼就看出了北宋積貧積弱的現狀。在他看來，如果再不進行改革，那麼北宋的經濟可就完了。
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這就好比是一扇防火牆樹立在那裡，時間長了以後，防火牆的漏洞越來越多，可是沒有人站出來修補。
王安石的變法，那就是來修防火牆的。如果防火牆長期不修補，早晚這臺電腦就要卡死停機，甚至到處都是病毒。
- 他知道變法會得罪很多人，為此王安石也做好了心理準備，他找到了大老闆宋神宗，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以後，他這才敢進行變法。
- 在王安石看來，有大老闆為自己撐腰，這件事還有什麼困難可言呢？萬萬沒想到，最後出賣王安石的，還就是他的大老闆。
- 宋神宗是經不起折騰的人，他過去是想著要改革，可是改革觸及到了太多人的利益，這是宋神宗所沒有預料到的事情。
為了平息眾怒，宋神宗只能出賣王安石。王安石銳氣不減，那麼好，出賣兩次就老實了。終於兩起兩落的王安石心灰意冷。一個憤青奮鬥的時代就此終了。
司馬光和王安石本身是沒有仇恨的。
我們都知道，司馬光上臺以後，把王安石變法的所有內容都給廢掉了。可以說變法的中途廢除，使得北宋朝廷出現了朝令夕改的現象，這對百姓們來說是非常沒有安全感的。
這就好比之前青島那個三天的政策一樣，大家不敢再去輕易實行一些新的政策，因為缺乏安全感了。
可是司馬光這麼做是在針對王安石嗎？當然不是，他甚至有些佩服王安石的勇氣，不過他覺得，王安石的那些新東西，不適合北宋朝廷。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 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為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範育論定不孝，皆罷逐。 翰林學士範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宋史》
這裡面沒有任何私人恩怨，完全是他們倆的認知不一樣。司馬光就是討厭新東西，他一個研究歷史的人，天天在跟死人打交道，怎麼可能去欣然接納那些新東西呢？
同樣的道理，王安石一個天天打網遊的人，你忽然讓他把網遊給戒了，這可能嗎？是有可能，但是非常難，因為在王安石的認知裡，打網遊也能成為世界冠軍，走上人生巔峰。
所以說兩個人是絲毫沒有半點個人恩怨在裡面的，純粹就是認知範圍不一樣。一個是老學究，一個是叛逆少年。
總結：王安石變法，有利有弊。
王安石變法的確是失敗了，最終造成了北宋的持續衰敗。有人就認為，王安石變法如果成功的話，那麼北宋一定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可能那個時候北宋就能走上資本市場的道路。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王安石變法就一定完全沒問題嗎？當然不是。
我們看看蘇東坡老先生是反對他的哪些地方就能看得出，這一變法的缺陷在哪裡。所以新的法令同時實行，老百姓們吃得消嗎？根本反應不過來。
任何法令都要有試驗區，你以為現在哪些實驗學校是開得玩的嗎？那就是用來做實驗，看看新的教學方法是否能夠普及全國用的。
可是王安石對自己的法令過於自信，所有法令不用實驗，就全國推廣。最終造成了全國反對的局面，甚至連宋神宗都救不了他。再看看他用的都是些什麼混蛋人物。由此可知滅王安石的不是司馬光，而是他自己。
江湖小曉生
自然在他心裡，深藏不露。唯有藉助後人視角，才能一窺內心深處，那冰山一角，說來極為不容易啊！所謂人心隔肚皮，就是這個理。何況，司馬光還是個老狐狸，更加深不可測。記得他的同僚說過一句話，好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類的，來形容他卻是最合適不過了。至於，他算不算個“反派”，既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因人而異。
具體而言，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之用意，分為兩個方面、層次。一方面，司馬光“為了反對而反對”，沒有任意理由事實，純粹政治立場所決定的。畢竟，司馬光與王安石分屬不同的政治陣營，都要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謀福利，反對另一方，自然就有了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司馬光“為了理念而反對”，不想看到老百姓因為變法而受到傷害，主張保守的變法。要知道，司馬光了解底層民情，肯定有看到過 “王安石變法”對於一些百姓的盤剝，否則不會極力反對之。
這從他所持的變法意見，就可以看出，至於真假還有待斟酌。不過，政治人物一般都很複雜，不要看反對的理由一大堆，個個條條都是“為了百姓好”，就輕易信了他，那樣很有可能會被帶風向、失了自己，順帶也害了自己，完全得不償失。因此，司馬光不管所持是哪種反對，或兼而有之，我們都要審慎對待之，擦亮自己的眼睛。同時，不要忘了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尋找相關的史料予以佐證之。
另外，司馬光算不算個“反派”？卻是不能輕率、貿然下結論。對於保守派來說，司馬光代表了他們的主張，為他們發了聲，自然不可能是反派。反觀掌權的改革派，司馬光無疑就是個“反派”了，完全不知好歹，處處反對，真是豈有此理，估計他們牙都咬碎了。
當然，後世之人，有獨立的思考能力，斷然不會“非黑即白”的討論之。總之，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無非是政治用意、兼具個人用意了。其中之門道，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唯有仔細研究、用心揣摩了。
史過境遷客
從家國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司馬光算是一個十足的“大反派”。
司馬光為什麼反對王安石變法？
有兩大主要原因。
第一，司馬光的認知水平太低，跟不上王安石的腳步。
在熙寧元年（1068年），司馬光與王安石同為翰林學士，兩人在宋神宗面前，就朝廷錢不夠花（國用不足）的事，開始進行辯論。
司馬光認為：國用不足是因為花費太多，宮廷裡、以及朝廷的高官們省著點花就行了。王安石則不同意，他認為，國家要善於理財才能有錢花。
司馬光就開始發揮道：所謂善理財，不過是搜刮民財罷了，這不是好事。
王安石說：不對，“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這才算善於理財。
司馬光反駁說：天地間財物有個定數，不在民間，就在官府。不加賦而能達到國用足，只不過是想悄悄地剝奪百姓罷了，這樣做的危害比加賦還嚴重。
司馬光的反駁之語，其實道出了他的認知水平，一個字：低！
以經濟學角度看，王安石是近千年前具有現代經濟學素質的人。他知道可以通過一些手段（比如增加人口、增加土地供應、增加投資、推動技術進步等）來擴大經濟總產量，在總產量擴大的情況下，在同樣稅率之下，朝廷當然能收到更多的錢。
而司馬光認為財富有定數，這個觀點是相當錯誤的。即使不用現代經濟學的觀點看，也能證明他的錯誤。比如同樣一片土地，唐朝時期只能養活5000多萬人，而到宋朝時面積更小卻已經能養活1.2億多人。
司馬光的認知水平太低，他無法理解王安石的觀點，他完全跟不上王安石的腳步。最終成了變法的巨大絆腳石。
第二，司馬光作為大官僚大地主等既得利益者，他們滿足於現狀，反對變革；當變法觸動了他們利益時，則更加反對。
司馬光等文人高官，享受著宋朝的超級高薪，已經屬於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是在現有政治框架下實現的，而變法卻是要改變這個框架的，這等於動了他們的奶酪，他們當然要反對。
到後來司馬光已經成了保守的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言人。
司馬光最後為了反而反，完全是意氣用事。當王安石被罷免，司馬光恢復執政時，他竟然盡廢新法，完全不顧很多新法切實可行、有利於人民。他的盲目反對，連他曾經的保守派盟友蘇軾也看不下去了，出言質問他。
同時，司馬光還迂腐到這種程度：把變法期間奪得的西夏領土“還”給了西夏，說是為了不給朝廷惹是非。你看，這幫老文人既得利益者，為了自身利益，竟已經顢頇到如此地步了。
結束語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首先是他受認知水平所限，理解不了變法；其次是他為了自身利益而不顧國家民族利益，以至於後來到了盲目反對新法的地步，因此，他就是一個“超級大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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