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勞動節到來前，北京市推進“北京健康寶”一碼通行、京津冀實現健康狀態互認的消息，著實讓蟄居京城3個月的民眾有些激動。因為這意味著，北京市人員赴津冀地區通行無障礙，“五一”外出遊玩不再侷限於家門口了。事實上，當前，類似“北京健康寶”的健康碼已在全國多個省份實行，在手機微信支付裡可打開的“防疫健康碼”，則全國通用。
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雷瑞鵬教授認為，在國內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全國各地包括武漢正在啟動復工復產復課的時刻，健康碼的應用可謂意義重大，但背後存在的一些諸如知情同意、隱私保護、信息安全等倫理問題也不容忽視。日前，應英國納菲爾德生命倫理學理事會主任休·懷特教授邀請，雷瑞鵬在有關抗擊新冠病毒流行問題的網絡研討會上，分享了她對於“健康碼中的倫理問題”的思考。
使用要有法可依
在防控疫情的大背景下，推出健康碼，既提供了減少感染病例數量的可能性，又使人們能夠以知情、安全和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繼續生活。在雷瑞鵬看來，發明和使用健康碼，在倫理學上是可以得到辯護的。“在疫病大流行中，每個人可能既是感染疾病的受害者，又可能是傳播疾病的媒介。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個規範性的主張，即每個人既有權利得到保護，也有義務保護他人，包括向防疫機構提供健康情況和其他相關信息。”
獲取健康碼，用戶需要提供姓名、手機號、身份證號碼等信息，此外健康碼系統利用民航、鐵路、電子收費系統的交通數據，以及電信運營商數據、銀行支付數據等，掌握公民的活動軌跡，並準確鑑定高危群體。那麼，建立健康碼在我國有沒有法律根據？雷瑞鵬表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法律法規中就有個人報告與疫情有關信息的規定。也就是說，出於疫情防控的目的，個人有申報身份證、住址、健康狀況、接觸史、旅居史等個人信息的義務，相關部門和機構改變信息使用目的也具有合法性基礎。
同時，我國的法規和規章也有平衡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相關條款。例如，中央網信辦在《關於做好個人信息保護利用大數據支撐聯防聯控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個人信息，不得用於其他用途。民政部辦公廳、中央網信辦秘書局、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聯合印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區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設和應用指引》規定，社區防控信息化產品（服務）因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需要收集社區居民信息的，應向社區居民明確提示並取得同意，明確用於此次疫情防控。
還有改進的空間
當下，也有人擔心啟用健康碼，自己的生活軌跡等個人信息將暴露無遺，數據有可能被惡意洩露，這也是倫理學專家關注的問題。“在實施健康碼過程中，知情同意和保護隱私這兩個倫理要求在不少情況下沒有得到滿足。”雷瑞鵬提供了一組數據加以佐證，“14個省市的健康碼，除上海、山東和貴州外，其他都沒有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也沒有要求取得用戶同意。”但由國家政務平臺提供的“防疫健康碼”，則既有隱私政策，又要求從用戶處獲得知情同意。
另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疫情過後是否繼續使用健康碼？據瞭解，上海在疫情防控期間使用的“隨申碼”，今後會陸續推出更多數據、應用服務，成為上海市民的隨身身份標示和服務助手。杭州的健康碼則關聯杭州電子社保卡和健康卡，可以直接實現掛號、就診、取藥、開電子發票等應用。這引起公眾對隱私問題的進一步關注。
“在執行知情同意和保護隱私方面，健康碼還有改進的空間。”對此，雷瑞鵬給出了建議。比如，加快相關技術標準的制定和實施，統一和規範數據收集、使用和共享，加強數據安全管理，及時公佈相關標準文件，全國使用統一的健康碼將是更好的措施。各健康碼運營機構應完善用戶協議和隱私政策，保障用戶知情權，合乎倫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數據，避免數據濫用，侵犯隱私。疫情結束後，應建立數據刪除機制；確需繼續使用有關數據的（例如有利於今後的疫情預防和控制），應當明確數據使用的目的，取得用戶的知情同意，並將數據匿名化。
審核：陳會揚 曹政 閆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