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長時期以來，降槓桿政策多施作用於需求端，尤其是直接在金融市場降槓桿，例如降低貨幣供應量的增速，降低利率水平，降低金融產品的槓桿倍數等。然而，需求端降槓桿尤其負面作用，比較直接的是對金融市場產生衝擊，由於進一步連鎖反應而造成其他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尤其是股票市場的大幅波動；相對間接的影響是由於貨幣供應量下降，導致企業投資規模下降，進而使得國民經濟產出增速下滑。尤其是在整體經濟增速的下滑週期，這種負面影響會因投資加速器原理而出現擴大化的跡象。從而，央行在降槓桿和穩增長兩大目標上面臨政策兩難的局面。
其實，國家經濟槓桿率有三種衡量指標：第一種是一國各部門總債務與GDP的比值；第二種是社會融資餘額與GDP的比值；第三種是貨幣供應量與GDP的比值，即M2/GDP指標。若從央行貨幣政策來討論對槓桿率的影響，多使用第三個指標。從1986年至今數據來看，M2/GDP指標出現下降的階段僅為2003年至2007年，這一階段M2同比增速卻未明顯回落，降槓桿主要動力來源於實體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從2010年開始，M2持續下滑，而M2/GDP則持續上升，說明新的貨幣供應量所帶來社會產出規模在持續回落。一般情況下，這種變化會導致物價水平的上漲，而在國內表現為房價水平的上漲，即M2平均漲幅約等於實際GDP漲幅和房地產價格平均漲幅之和。
自2020年2月份以來為，央行應對疫情負面影響採取了寬鬆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M2增幅回升至兩位數水平。同期，樓市則出現銷售火爆局面，深圳、杭州等地房價顯著上漲，而房價上漲帶動土地市場成交價格，國內百城土地溢價水平上升，這有利於土地儲備規模較大的龍頭企業提升其對外融資能力，房企擴張債務規模的意願抬升。不過，房價上漲勢必吸引社會資本湧入房地產市場，而流向實體經濟其他領域的社會資本規模增幅有限，貨幣供給量的增幅也就促成實際GDP增長的邊際效應進一步下滑，M2/GDP的槓桿比率也將進一步增長。因此，僅從貨幣供應量的調整來達成穩增長和降槓桿目標的難度很大，監管部門就可能從M2增速和房地產行業層面採取雙重調控措施，來改善貨幣供給的社會產出效應。
其實，自7月份開始，深圳、南京、杭州等7城市就在加碼樓市調控，然而從需求端的樓市調控仍不能抑制社會資本持續流向房地產市場，所以，央行會合相關主管部門著手從供給端來進行調控。近日，住房城鄉建設部、人民銀行召開重點房地產企業座談會，研究進一步落實房地產長效機制，形成重點房企資金監測和融資管理規則。根據相關報道，監管部門出臺欲收緊房地產企業融資，新規設置“三道紅線”，分別是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70%的；淨負債率大於100%；現金短債比小於1倍。若相關房企三個指標都超過上述閾值，則要求有息負債規模以2019年6月底為上限，不得增加；若兩項超標，一項超標或沒有超過，則有息負債規模增幅分別設限為5%、10%和15%，監管部門再從供給側限制房企有息債務規模的擴張，控制地產行業泡沫。
社會資本流向房地產行業趨勢受控，樓市發展或進入存量競爭的狀態，龍頭房企的優勢地位或將更加穩固，而弱勢房企的洗牌過程或將繼續。當然，新增的金融資源將更多流向成本較低其他實體經濟領域，有望帶來貨幣產出效應的改善，也有利於穩增長的宏觀目標。對於股票市場來說，需要更多發揮其調配社會金融資源的能力，改善企業的負債水平，提升企業盈利能力，助力國民經濟增長；而企業業績改善，國內實際GDP的增長反向也會促進股市向好發展，從而股市與實體經濟有望形成正循環發展模式，同時也給予投資者較好的投資回報。因此，從短期來看，監管當局對樓市供給側的調控可能對房地產行業短期發展形成衝擊，但是，這有助於抑制樓市泡沫快速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其他行業恢復發展，也有利於股市震盪向好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