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长时期以来，降杠杆政策多施作用于需求端，尤其是直接在金融市场降杠杆，例如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速，降低利率水平，降低金融产品的杠杆倍数等。然而，需求端降杠杆尤其负面作用，比较直接的是对金融市场产生冲击，由于进一步连锁反应而造成其他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相对间接的影响是由于货币供应量下降，导致企业投资规模下降，进而使得国民经济产出增速下滑。尤其是在整体经济增速的下滑周期，这种负面影响会因投资加速器原理而出现扩大化的迹象。从而，央行在降杠杆和稳增长两大目标上面临政策两难的局面。
其实，国家经济杠杆率有三种衡量指标：第一种是一国各部门总债务与GDP的比值；第二种是社会融资余额与GDP的比值；第三种是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即M2/GDP指标。若从央行货币政策来讨论对杠杆率的影响，多使用第三个指标。从1986年至今数据来看，M2/GDP指标出现下降的阶段仅为2003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M2同比增速却未明显回落，降杠杆主要动力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从2010年开始，M2持续下滑，而M2/GDP则持续上升，说明新的货币供应量所带来社会产出规模在持续回落。一般情况下，这种变化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而在国内表现为房价水平的上涨，即M2平均涨幅约等于实际GDP涨幅和房地产价格平均涨幅之和。
自2020年2月份以来为，央行应对疫情负面影响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M2增幅回升至两位数水平。同期，楼市则出现销售火爆局面，深圳、杭州等地房价显著上涨，而房价上涨带动土地市场成交价格，国内百城土地溢价水平上升，这有利于土地储备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提升其对外融资能力，房企扩张债务规模的意愿抬升。不过，房价上涨势必吸引社会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而流向实体经济其他领域的社会资本规模增幅有限，货币供给量的增幅也就促成实际GDP增长的边际效应进一步下滑，M2/GDP的杠杆比率也将进一步增长。因此，仅从货币供应量的调整来达成稳增长和降杠杆目标的难度很大，监管部门就可能从M2增速和房地产行业层面采取双重调控措施，来改善货币供给的社会产出效应。
其实，自7月份开始，深圳、南京、杭州等7城市就在加码楼市调控，然而从需求端的楼市调控仍不能抑制社会资本持续流向房地产市场，所以，央行会合相关主管部门着手从供给端来进行调控。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研究进一步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形成重点房企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根据相关报道，监管部门出台欲收紧房地产企业融资，新规设置“三道红线”，分别是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的；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若相关房企三个指标都超过上述阈值，则要求有息负债规模以2019年6月底为上限，不得增加；若两项超标，一项超标或没有超过，则有息负债规模增幅分别设限为5%、10%和15%，监管部门再从供给侧限制房企有息债务规模的扩张，控制地产行业泡沫。
社会资本流向房地产行业趋势受控，楼市发展或进入存量竞争的状态，龙头房企的优势地位或将更加稳固，而弱势房企的洗牌过程或将继续。当然，新增的金融资源将更多流向成本较低其他实体经济领域，有望带来货币产出效应的改善，也有利于稳增长的宏观目标。对于股票市场来说，需要更多发挥其调配社会金融资源的能力，改善企业的负债水平，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助力国民经济增长；而企业业绩改善，国内实际GDP的增长反向也会促进股市向好发展，从而股市与实体经济有望形成正循环发展模式，同时也给予投资者较好的投资回报。因此，从短期来看，监管当局对楼市供给侧的调控可能对房地产行业短期发展形成冲击，但是，这有助于抑制楼市泡沫快速发展，也有助于社会其他行业恢复发展，也有利于股市震荡向好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