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亨廷頓先生將現存的人類文明分為8類或7類，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拉美文明、東正教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很可能還有非洲文明。亨廷頓奉新教文明為基督教文明正溯，不承認拉美化的天主教西班牙文明和遊牧化的遊牧化基督教東正教文明和新教同屬一系基督教文明。
從生物學意義上說，生物個體同類之間首先構成敵對關係，然後才是不同生物種群之間的對立衝突。
北美新教文明今天在全世界的領先地位，能否視為歐洲不同基督教派之間數百年戰爭的終局。如果英國國教和新教同屬一系，中世紀偏僻的歐洲一隅英格蘭，先後在海上戰勝了天主教西班牙人、荷蘭人，兩次世界大戰粉碎了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人，將冷戰結束視為新教勢力和俄羅斯東正教對決中勝出。我們說，同質文明內部的不同文明亞種之間的對抗衝突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不同質文明之間的對抗。
冷戰結束意味著新教在基督教世界內部正式確立優勢的地位，文明的衝突從主要戰場從同質文明之間讓位於不同質文明之間。
在歐洲近代，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運動開啟了基督教文明現代化和多元化的大門，工業革命完成之後，基督教新教文明相對其他一元的文明處於不明顯的優勢地位 ，一元的的中世紀封建天主教，在具備多元化特性的新教面前逐漸土崩瓦解。雖然說天主教的西班牙開啟了大航海時代，1588年西班牙無敵艦隊敗於英國艦隊，標誌著主導世界的拉丁天主教勢力讓位給後起之秀英國人，1674年，經過三次海上戰爭，海上馬車伕荷蘭人敗於英國海軍。兩次世界大戰視為英國國教勢力和美國新教勢力，聯手打壓了信奉天主教的日耳曼德國。
消滅了近在咫尺的歐洲天主教對手，轉身解決東正教對手，東正教是天主教在歐洲草原地帶的異化，歷史上東正教主要國家希臘、馬其頓、俄羅斯施行比羅馬帝國更加一元化的統治。1453年，拜占庭帝國瓦解，東正教的中心從君士坦丁堡遷移到了莫斯科。蘇聯解體，意味著莫斯科不再具備成為諸多東正教國家核心城市的能力，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基督教內部一千多年大的紛爭正式結束了，新教勢力在基督教內部一家獨大，不再有任何對手。亨廷頓所說的文明衝突重啟，只是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外部文明之間的衝突重啟，不同質文明之間的衝突成為文明衝突的主要形式。
我們現在回到本文正題，經過宓卓文明6講前4講，我們看到中華文明在大陸上被兩個巨大C環僅僅環繞，內環是一個佛教文明帶，外環是一個伊斯蘭文明圈，即成為中華文明和域外文明的緩衝和屏障，也制約了中華文明的進一步擴張。這兩個C形外環於17世紀初定型之後，中華文明的邊界就基本固定了。兩個C環的東側，分佈著三個中華文明的同質文明地帶，日本文明、韓半島文明和越南文明。這些文明的起源都是中華農耕文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傳播到本土後獨立發展，形成東亞儒家文明的分支。儒家學說傳入韓半島在秦漢時期，越南尊孔要等到兩漢，儒家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在唐宋時期。我們說，同質文明之間，因為距離較近，首先構成敵對關係。果真如是的話，中華文明被兩個C型環和越南朝鮮日本三個同質文明死死封住，形態上比印度文明還要差，前途幾乎成為一個死局。
所以說，中華文明的出路一定在於東亞一體化，只有中華文明、越南文明、 日本文明、朝鮮文明融為一體，整個東亞文明才能呈現出一種背靠高山，面朝海洋的宏大格局。而這種背後有高山大漠作為地理屏障，華夏文明呈喇叭狀外向海洋，喇叭口上日本朝鮮越南三個尖兵前哨聳立，這麼有利的地理形態是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都望塵莫及的。
剩下的問題就是東亞四國或者三國之間是否有動力真正走向融合，各國之間在歷史上打夠了麼？
因為三國和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帶隔有崇山峻嶺或者大海，這四種文明形態在歷史上發生戰爭的次數和頻率相比歐洲實在太少了。1993年1月歐盟成立，《馬約》正式生效的背景在於歐洲各國之間打了上千年，最終法德發現永遠無法打出結果，這才導致歐洲走向一體化。
最危險的敵人往往就是最像自己的那個敵人，東亞諸國可以跨過沖突直接走向融合麼？一體化對於東亞諸國無疑是意義重大的，如果不能實現一體化，上述三國一定會被異質文明利用來作為抵制中華文明的楔子，成為嵌入東亞儒家文明的三根釘子，其自身的發展必定也會受到侷限。東亞一體化的第一個企圖，中日韓貨幣互換，就在2012年因被某國破壞，無疾而終了。
真正做到東亞一體化，我們要拋棄舊時代的大國意識，東亞一體化肯定不是恢復過去的天朝朝貢形態。很有可能是一種以日韓甚至越南為引領，中國作為後盾的面向海洋的前出隊形出現。而且肯定不是一種以中土中原為中心的一體化，在多元的時代，越是強調中心，強調向心力，越快走向失敗。孔儒文明本來就誕生在多元化百花齊放的春秋時代，必然在多元化的當今世界找到新生。越是堅持共贏，堅持互利，越是秉承多中心，儒家文明越能在海洋時代獲得涅槃。
拋棄自認主流的老大做派，充分擁抱多元，中華文明一定可以再次輝煌。
《文明六講之五》
酒圈網 宓卓 2020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