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以某種形式開端，也往往以某種形式結束。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學開創了經學，兩千年後，近代經學大師廖平又用公羊學的素王改制說，建立了一個具有內在矛盾的尊孔尊經的經學理論，從反面宣告了經學的終結。
在近代中國，廖平不但是著名的經學家，而且是一位奇特的思想家，以思想多變和怪誕聞名於世。他一生學經六變，一變平分今古，二變尊今抑古，三變大統小統，四變天學人學，五變天人大小，六變以五運六氣解《詩》、《易》。他的經學六變，愈往後就愈是玄虛怪誕，變到最後連跟隨他多年的學生也因之高深莫測而不能理解了。縱觀中國經學史和哲學史，以思想多變和怪誕而論，廖平可以說是千古第一奇人。本文試圖說明廖平多變而怪誕的經學理倫，是如何體現經學的終結的。
一以聖人代言人自居
經學是以孔子為偶像、以六經為經典的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到廖平生活的近代中國，由於社會性質的變化，使經學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根基開始崩潰了。興起的資產階級新學和大量傳入的西學，又從不同方向猛烈地衝擊著經學，使經學傳統的統治地位日益衰落，面臨著終結的歷史命運。
近代社會的經學衰落是一個無情的客觀事實。但是，不同的人對同一現象，往往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態度，.這有多種原因。個人所接受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觀念，無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廖平對經學衰落的看法和態度，就與他早年所受的思想教育，和由此而形成的觀念有直接聯繫。
廖平早年曾經過喜好程朱、博覽考據和專求大義三個發展階段，先後接受過宋學、漢學和今文經學。但又先後感到宋學空疏，漢學煩瑣，唯有今文經學才是精華和根本，而最終接受了今文經學的思想。
今文經學是與古文經學相對的經學基本派別，盛行於西漢，因其典籍用漢代通行的文字寫成而得名，其特點是好講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不過是今文經學家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六經所作的主觀解釋，既可以這樣講，又可以那樣講，完全隨個人的主觀需要為轉移。因此，微言大義多與六經的本義無關，甚至風馬牛不相及。但講微言大義的人總是說，他講的那一套就是六經的本義。而要讓人信服這一點，就需要將孔子神化為無所不知的神，把六經鼓吹為無所不包的絕對真理。
在今文經學所講的微言大義中，公羊學的素王改制說是神化孔子和六經的最好理論。它以唯心主義的天命論為基礎，宣揚孔子是受命於天的聖人，有帝王之德但無帝王之位，故稱素王;孔子著六經是代天立法，是為素王改制。根據這個理論可以對孔子和六經作出任意的神化解釋。因此，講微言大義的人多好談素王改制說。廖平從博覽考據轉向專求大義，就是受公羊學的影響，自接受今文經學後，他又篤信素王改制說，由此形成了對孔子和六經的迷信觀念。
歷史上講素王改制的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利用孔子和六經的牌號，通過微言大義的方式，來宣講自己的思想理論，以實現某種政治目的;另一種人則對孔子和六經懷著虔誠的迷信，儘管他們借素王改制所講的微言大義，都是自己的思想，但他們總是自信就是六經的本義，因此，這種人常以聖人的代言人自居。廖平就屬於後一種類型的經學家。
從對孔子和六經的迷信出發，廖平不但看不到經學衰落的歷史必然性，反而錯誤地把經學衰落的原因，歸結於兩千年來孔經微言大義不明而造成的，他認為只要闡明瞭隱寓在孔經中的微言大義，經學就不僅不會衰落，反而會被中西各國奉為絕對真理頂禮膜拜。在他看來，孔經，微言大義一直不明的原因，又在於缺乏一個具有超人智慧，能夠洞察孔經微言大義的天才，.今天這個天才出現了，他不是別人，就是廖平自己。他帶著今文經學家的這種狂想，以聖人代言人自居，一再聲稱他的經學思想絕非個人的私見，而是對孔經中固有微言大義的“翻譯”，他自號六譯，就是自以為他的經學六變都是對孔經微言大義的“翻譯”。
二 “翻譯”的二重性
.廖平“翻譯”孔經微言大義，是藉助公羊學的素王改制說來進行的。素王改制說貫穿他的經學六變。但是，經學第一變的素王改制說卻不同於公羊學的神怪之說。他它認為孔子早年從周，為古文經學所本;晚年有見於周文的弊病，而改文從質，此為今文經學所宗，孔子改文從質即素王改制。可見，經學第一變的素王改制說的基本含義是改文從質，廖平是用它來解答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形成根由，這一經學史的問題，還不是對孔經微言大義的“翻譯”。因此，廖平自號六譯是名不副實的。
他對經學微言大義的“翻譯”，開始於經學第二變。廖平認為，兩千年來昧而不明的經學微言大義，就是漢代公羊學的素王改制說，但是，公羊學只講孔子為赤制，將素王改制僅限於為漢代劉氏王朝立法，遠遠沒有窮盡其義蘊。在廖平看來，素王改制不只是為漢代製法，而是“集群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定製”（《知聖篇》），為中國建立了盡善盡美的萬世法。六經就是中國的萬世法典，貫穿著素王改制精神，“素王一義，為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溉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六經無復一家之言。”(同上)廖平所謂“翻譯”所發現的經學微言大義，可以歸結為兩句話：孔子是中國萬世聖人，六經是中國的永恆法典。廖平的“翻譯”充滿著神化孔子和六經的神秘主義，從此，廖平的“翻譯”就沿著這個方向繼續發展。
為了給“翻譯”提供理論根據，廖平激烈地反對六經皆史之說，力辨經史之分。他提出史是歷史陳跡，有從野蠻到文明的發展;經則是孔子改制的經典，定於一尊，萬古不變。因而，史是愈古愈野蠻，如堯、舜、禹古代的真實情形是洪荒未開，大羹元酒，茅茨士階，同姓婚嫁之類；而六經中所講的古代恰恰相反，一片文明禮備的景象。所以，經中所言古代並非歷史上的古代，而是孔子借歷史上的名號所作的託古改制。在廖平看來，經中所言古代和一切託古的名目，都是隱寓著孔子改制的微言大義的符號。他的“翻譯”不過是用今天的語言，把這些符號所表達的意義表示出來。這樣，廖平就用他的經史之分的理論，為經學第二變和後來的“翻譯”製造了理論根據。
到經學第三變，廖平又從孔經中“翻譯”出了大統小統的微言大義。他認為孔子改制，不僅建有中國萬世法，而且有治理全球的萬世法。孔子關於中國的治法，適用方圓三千里的小九州，是世界開通以前小康時代的法典，相當王霸，故稱小統;至於全球治法，則適用方圓三萬裡的大九州，是世界交通後大同時代的制度，相當皇帝，所以叫大統，據此，孔子不但是中國萬世之聖，亦且是全球的萬世聖人，孔經不僅是中國的永恆法典，亦且是全球的永恆典則。經學第四變時，廖平的“翻譯”又有新發現：素王改制並不限於全球，還包括整個天體。孔子給全球所建的法典，只適合六合以內的人類社會，故稱人學;孔子為天體所立的制度，適用六合以外的整個空間，是關於靈魂(神遊)和神仙(形遊)世界的法則，因此叫作天學。孔子既建有天學人學，則孔子不僅是全人類的教主，而且是整個宇宙的立法者，孔經不僅是全人類的典則，也是無限天體的法律。經學第五變是綜合第三、四變而成，廖平的“翻譯”沒有講出什麼新東西。在經學第六變的最後“翻譯”中，廖平又從孔經天學中，發現了天、地、人合一的法則，素王改制的孔子又成了天地人三才的立法者，孔經又變成了貫穿天地人的絕對法則。
廖平的“翻譯”表明，他所謂“翻譯”根本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翻譯，而是今文經學講求微言大義的一種時髦說法。他的“翻譯”藉助發揮公羊學的素王改制說，貫穿著神化孔子和六經的主線，正如他自己所說：“書著百種，而尊孔宗旨前後如一。”（《四益館雜著·尊孔》可見，廖平“翻譯”所建立的這個理論，不過是尊孔尊經的經學傳統理論。它是廖平深受今文經學影響，迷信孔子和六經的表現。
思想史的發展規律表明，每一理論的產生除了受思想家個人的主觀因素影響外，還要受以前既有理論的發展和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產物。廖平尊孔尊經的經學理論產生在經學有兩千年發展歷史的近代中國，因而，必然受到經學理論的發展與近代中國歷史條件的制約，使之打上近代社會的歷史烙印。
在近代中國，尊孔尊經的經學理論不僅已經發揮殆盡，而且變成了大多數人不感興趣的陳詞濫調。要重新喚起對孔子和六經昔日的迷信心理，廖平深知不能一味沿襲舊說，而必須從理論上另闢蹊徑。因此，廖平的“翻譯”講出了經學傳統理論聞所未聞的小統大統、人學天學諸微言大義。而具體怎樣另闢蹊徑，則同近代社會的特點緊相聯繫。近代中國處在古今中西的交匯點上，從思想領域看，經學作為封建意識，與資產階級新學形成了古和今的矛盾;經學作為中國傳統的意識，又與從西方傳入的西學形成了中和西的矛盾。廖平要維護經學，建立尊孔尊經的經學理論，就必須面對新學和西學的挑戰。因此，近代社會的古今中西之爭不可避免地要通過.廖平的經學理論表現出來，從而，使他所講的微言大義具有與經學傳統理論不同的時代內容。
經學作為業已過時的意識，在近代社會的古今中西之爭中，根本不能與新學和西學相抗衡。一種理論當著不能戰勝與之相匹敵的另一種理論時，常常採用附會的手法，把對方的理論說成是自己早有的，以此來貶低論敵，抬高自己。佛教在中國盛行後，道教編造“老子化胡”說，論證佛出於道。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在中國廣泛流行後，阮元等封建士大夫就說，這不過是我們古代聖人周公、孔子、曾子早就講過的東西。這種現象在中國思想史上屢見不鮮。在廖平身上，我們再一次看到這個現象，他面對新學和西學的衝擊，也採用附會的手法，把經學以外的古今中西的各種學說納入經學，以建立一個能與新學和西學相對抗的經學體系。
經學的傳統理論取材於《易》、《詩》、《書》、《禮》、《春秋》五經為基幹的儒家典籍，廖平“翻譯”經學微言大義，卻不限於儒家的典籍，而是取材於古今中西的各種著作。他先後把《老子》、《莊子》、《列子》、《尹子》、《申子》、《公孫龍子》、《韓子》、《呂覽》、《淮南子》、《逸周書》、《山海經》、《河圖》、《洛書》、《穆天子傳》、《黃帝內經》、《史記》、《漢書》，以及緯書、堪輿、術數、道藏、佛典、詩賦等古代著作納入經學;甚至連資產階級新學和傳入的西學著作，也統統被廖平說成孔經的微言大義的流變。
廖平論證孔經微言大義，其具體內容也是由古今中西的各種學說構成的。他講孔子為中國立萬世法，把先秦至漢哀平年間的一切學術都納入其中;他講孔子為全球立萬世法，則主要依據西方近代地理學，以及中國古代鄒衍的大九州說、緯書中的地理知識，從而在孔經中附會出了五大洲、南極、北極、東西兩半球、經緯、赤道諸科學的地理學概念，論證了孔經不僅早有地球之說，而且比西方的地理學高明精密數千倍;他講天學的微言大義，，藉助西方的近代天文科學和中國古代的天文學知識，建立起了所謂以太陽系、昴星、西宮、三垣為中心的天學皇、帝、王、伯四等制度，又藉助道教和佛教的靈魂不死、神仙學說，製造出了天學的神遊說和形遊說;後來又藉助《黃帝內經》的五運六氣理論，論證了《詩》、《易》天學中有天地人合一的絕對法則。
廖平把古今中西的各種學說納入經學，就使他的理論在內容上成了一種包容古今中西各種學說的理論了。而古今中西各種學說的融合，乃是近代社會的歷史產物，因此，從理論內容而言，廖平的經學又與傳統經學有根本不同，而是一種富有時代特色的近代思想理論。
通過如上分析，可以對廖平所謂“翻譯”而建立的理論作這樣的概述，它是用古今中西各種學說作內容，而建立起來的尊孔尊經理論。這是一個內容和形式相矛盾的二重性理論，一方面，在形式上表現為尊孔尊經的經學傳統理論，另一方面，在內容上則表現為具有近代特色的古今中西各種學說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