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健康碼就能顯示14天內的個人行程、核酸檢測結果等等信息；一臺智能測溫機器人能夠在幾秒鐘之內獲取通過行人的體表溫度；AI算法參與的病毒空間結構預測僅需27秒就能得出分析結果……“戰疫”期間，數字技術大顯身手，在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發揮著支撐作用，但數字技術的使用同樣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今年2月份，某社區工作人員在居民微信群發佈了高風險地區返鄉人員的信息表格，大量的個人隱私洩露，對返鄉人員的生活造成了許多困擾，無疑也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現如今，數字技術與人們的生活緊密關聯，可以說無所不含，無所不在。相比其他生產要素，數據資源的可複製、可共享、無限增長和供給的稟賦，能夠打破傳統要素的有限性，為持續增長和永續發展提供了基礎與可能。數字技術正在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在其快步向前的同時，社會治理也面臨著新的挑戰：一是來自傳統思想觀念的挑戰，近年來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動了傳統政府服務觀念的轉變，但信息處理系統的整合仍然面臨種種障礙；二是來自傳統評價標準的挑戰，傳統的評價標準重項目、重過程、重演示，忽視準確的績效評估，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僅僅將數字技術和傳統治理方式簡單嫁接，變成高科技形式的“面子工程”；三是來自基礎建設不完備的挑戰, 網絡覆蓋率不足、硬軟件落後不僅會降低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體驗感，而且還會損耗政府服務的效率；四是來自用戶體驗不成熟的挑戰，由於用戶對於操作方法不熟悉以及在辦理業務時的生理和心理原因，相較於新技術渠道，人工服務依舊會是絕大部分民眾在尋求公共服務的首要選擇。
浙江大學/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金雪軍教授等認為，運用數字技術優化社會治理，能夠更好地服務不同社會群體，從而更有效地管理好國家和社會的公共事務，但需要在績效管理、基層實踐、數據治理、法律法規等方面進一步探索和完善，具體政策建議如下：
（一）聚焦治理績效，加快政府內部運作的數字化轉型
在利用數字技術搭建線上平臺的同時，建議制定政府內部運作數字化的制度、法規、標準，優化指導方案，實現受理平臺與部門業務系統之間、政務數據與社會數據之間的有效對接和實時更新。一方面，打破部門間信息壁壘，實現政府內部部門間信息渠道統一、暢通；另一方面，使內部“網上辦公”的水平與對外“網上辦事”的水平相匹配，從而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
（二）堅持以人為本，推進數字技術更好地為人民服務
社會治理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一方面，要拓展和強化社會治理線上平臺的民生服務功能，融入更多便民服務板塊，提供權威政策信息和民生服務信息；另一方面，應加強對於政務網、手機端的使用宣傳和培訓，可以在採取線上辦理的同時提供人工輔助，對辦理民眾直接指導，提升使用信任度從而提升使用率；也可以將部分政務服務通過產品外包形式，轉接給諸如支付寶、微信等平臺，通過政企合作，實現民眾政務需求的利益最大化。
（三）強化基層實踐，建立基層的社會治理線上平臺
基層是社會治理的基礎。目前街道和鄉鎮人口眾多，人員流動性大，工作生活節奏快，傳統的交往和服務方式存在困難，建立基層的社會治理平臺有利於解決多種多樣的現實需要。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搭建基層治理的雲上平臺，還可以指導基層建立微信公眾號，逐步加以規範。這類虛擬平臺不僅可以發揮黨政組織的政治引導和社會動員作用，實現基層的公共事務公開，而且可以成為各種合法的社會組織展示自己、瞭解需求、提供服務的渠道，也可以為居民群眾的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提供有效途徑，提高基層社會自治的能力與活力，促進社會多元主體的合作創新。
（四）推廣數字技術，提高社會治理智能化水平
提高原始數據自動生成能力，消除“二次加工”對數據的真實性和可信性的影響。大力倡導對公共數據的深度挖掘和關聯分析，提高利用率，自覺用大數據輔助決策、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實行線上實時監管、智能監管，提高社會治理系統監測、評估、分析、預警的效能。構建基於大數據的社會風險預警機制，加大風險管理工具和技術平臺在社會風險的監測、分析、預判和決策中的應用，及時精確地發現和定位
社會治理數據異常現象，提高防控的效率和準確性，充分實現社會風險源頭治理。
（五）完善法律法規，提高數字治理法治化化水平
目前我國針對數據共享相關立法方面相對滯後，圍繞數據共享的指導性細則也並不具備。這種先實踐再立法模式，對於數據實踐將存在非常大的法律和安全風險。因此，應儘快制定數據共享方面的法律制度，同時出臺相關細則及行業規範。同時，政府應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相關法律法規規範等建立相應的隔離帶、遺忘區，最大程度保護個人數據安全，規範數據共享。
責任編輯：段松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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