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這個人我們再熟悉不過，但我們熟悉他，卻是因為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在文章中，毛主席用極盡辛辣的語言諷刺這位美國駐華大使，說他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美國侵華勢力的代言人。那麼，真實的司徒雷登是什麼樣的？就讓我們翻開歷史，還原一個真實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全名叫約翰•雷登•斯圖爾特，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外交官、教育家。他於1876年出生在中國杭州，父母都是傳教士。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親，一個年紀輕輕，名叫約翰•林頓•斯圖爾特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帶著他的新婚妻子，遠涉重洋來到了中國杭州。此後，夫婦倆在杭州生活了半個世紀，並一直在杭州傳教，直到去世，兩人都葬在杭州。1876年，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所以他是中國“戶口”。和他的父母一樣，司徒雷登也成為了一名傳教士。從神學院畢業以後，1902年，司徒雷登成為了一位牧師。1904年，司徒雷登攜新婚妻子愛琳回到杭州，學習漢語，並跟隨父親到中國許多地方傳教，成為了第二代美南長老會傳教士。1906年，司徒雷登的兒子傑克在杭州出生。1908年，司徒雷登被南京金陵神學院聘為希臘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會事業委員會主席。辛亥革命時，司徒雷登兼任美國新聞界聯合通訊社駐南京特約記者。1918年下半年，美國長老會正式向司徒雷登下令，讓他籌辦“一所新的綜合性大學”。1919年春天，燕京大學建校，司徒雷登出任校長。
在出任燕大校長以後，司徒雷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燕京大學的建設中。燕京大學在最初的時候，校址在北京東城的盔甲廠，規模很小，學生只有94人，教員中僅有兩位是擁有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外籍教員幾乎沒有，經費不足，只夠開銷的一半。出任校長以後，司徒雷登一邊改善原有的小攤子，一邊策劃另起爐灶。從1922年起，他15年內往返美國10次，募捐籌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有了經費後，他決定給學校另選新址。在尋遍北京四郊，司徒雷登找到了清華園西邊的一塊地。這裡原是清代一個親王廢棄的園地，後轉到陝西督軍陳樹藩手中。為此，司徒雷登專門到陝西會見陳樹藩，陳對建校很感興趣，以6萬大洋將地產賣給燕京大學，並把其中的1/3捐作獎學金。經過數年建設，1929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學的新校園，融合了中西文化，是司徒雷登的得意之作，也是中國大學校園的經典作品。
有了學校，自然就需要老師，司徒雷登深知，一所一流的大學，必須要有一流的教師。司徒雷登堅持由學校自行聘請教師，教師不必信奉基督教，按照西方大學教員等級，中外教師同等同酬，對有名望、有真才實學的人，司徒雷登親自登門拜訪，高薪聘用。一時間，燕京大學名師雲集，國文繫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則有錢穆、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洪謙、馮友蘭、張東蓀，政治系有蕭公權等人，其中任何一位，都是後來幾十年的中國學術泰斗。而費孝通、雷潔瓊、冰心、侯仁之等等，則都是燕京大學出來的學生，其中冰心畢業後還在燕京大學國文系做過老師。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國的新聞特派員，90%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生，中國最早的社會學系，也誕生在這裡。在辦學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校訓，認為大學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他認為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他明確地說："保持中國的民族自由及其優秀的民族文化與實現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類的進步事業是絕對分不開的。"在他的倡導下，燕京大學學術自由，成為了中國近代大學的典範。
除了辦學，司徒雷登在擔任燕京大學校長期間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國鋁業大王霍爾先生（1863-1914）有一筆鉅額遺產捐作教育基金，並聲明遺產中一部分用於研究中國文化，由一所美國大學和一所中國大學聯合組成一個機構，來執行這項計劃。起初，遺囑執行機構選擇了美國的哈佛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合作，但司徒雷登成功地說服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天成立哈佛燕京學社，並設立燕京學社北平辦事處，此外還建立了哈佛燕京圖書館。雖然哈佛燕京學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後被關閉，但其在美國的機構一直運作至今，為漢學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時至今日，我們所能看到的三聯書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學術系列叢書，正是該機構贊助出版的。
九一八事變後，司徒雷登主持燕京大學學生參加抗日救國運動，並親自帶領學生遊行。從1937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繼續擔任燕京大學校長，在淪陷的北平繼續辦學，為了安全起見，燕京大學掛起了美國國旗。除了辦學，司徒雷登還積極營救被日軍抓捕的燕大學生，為了和日方周旋，他還聘請了一位會說日語的燕大校友作為校長秘書。期間，日軍提出讓日本學生進入燕京大學讀書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卻在暗地裡堅持按照考試成績錄取，結果雖然有日本學生報考，但因為成績不合格無一人被錄取。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司徒雷登被捕，並被關押在山東濰縣集中營裡，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才被釋放。
二戰結束後，司徒雷登被杜魯門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職。他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試圖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在回憶錄中他這樣寫道：“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此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但可悲的是，蔣介石不聽他的，美國政府也偏袒國民黨，他作為大使，又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決策，最終他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內戰全面爆發。內戰爆發當天，司徒雷登在日記中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讓步。”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和其他數十個國家的駐華使節隨國民政府遷到了廣州，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他想和中共保持接觸。期間，司徒雷登提出前往北平，與中共領導人會談。然而，美國國務院拒絕了他訪問北平的要求，司徒雷登不得不離開了他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中國。1962年9月19日，86歲的司徒雷登在華盛頓病故。去世前，司徒雷登留下遺言，歸葬中國。2008年，經過中美兩國友好人士的努力，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國。當年11月17日，在美國駐華大使雷德，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於杭州半山安賢墓園，墓碑上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司徒雷登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把一生都給了中國，早年他在中國傳教，後來擔任燕京大學校長，為中國近代大學的建設和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努力，抗戰期間他組織學生參加抗日活動，積極營救被日寇抓捕的學生，自己還被日軍關進了集中營，戰後他為實現國內和平而奔走。然而，因為他是駐華大使，他必須為美國的政策服務，而這也讓他背了不少罵名。但是，客觀的說，司徒雷登是一個好人。或許，“別了，司徒雷登”應該換成“別來無恙，司徒雷登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