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說說我的新作《暫坐》

賈平凹:說說我的新作《暫坐》

《暫坐》後記

在我七十歲前,《暫坐》可能是最後的一部長篇小說。酷暑才過,書稿剛完。字數是二十一萬吧,整整寫了兩年,這比以往的任何一部書都寫得慢,以往的書稿多是寫兩遍,它寫了四遍。年紀大了,愛彈嫌,彈嫌別人,更彈嫌自己,總覺得這樣寫著不行,那樣寫著欠妥,越是時間不夠用,越是浪費時間。

《暫坐》寫城裡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經生活了四十多年,對它的熟悉,如在我家裡,從客廳到廚房,由這個房間到那個房間,無論多少拐角和門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寫它的小說不多,許多人認為我是鄉土題材的作家,其實現在的小說哪能非城即鄉,新世紀以來,城鄉都交織在一起,人不是兩地人了,城鄉也成了我們身份的一個鎳幣的兩面。

賈平凹:說說我的新作《暫坐》

突然想寫《暫坐》,緣於我樓下的那個茶莊搬走了。茶莊在的那些年,我每日兩次都在那裡喝茶,一次是午飯前,一次是晚飯後。茶是喝到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將就,我已經被培養成喝茶貴族了,茶莊卻搬走了。人在身體好的時候並不覺得還有呼吸,一旦病了,才知道呼吸的重要,且一呼一吸是那樣地緊迫,一刻不停。

茶莊在賣著全城最好的茶,老闆竟是一位女的,人長得漂亮,但從不施粉黛,裝束和打扮也都很中性。我是從那時起,醒悟了雌雄同體性的人往往是人中之鳳。她還有一大群的閨蜜,個個優遊自尊,儀態高貴。我曾經納悶:為什麼男的沒有,女的則有閨蜜呢,而且她的閨蜜還那麼多?後來我也是醒悟了,女的比男的有更多的心事,無論多麼了不起的女的,她們都需要傾訴,閨蜜就是來做傾訴的。那些閨蜜隔三岔五地來到茶莊聚合,那是非常熱鬧和華麗的場面。這如一個模特在街上走,或許有人回頭看,而十多個模特列隊在街上走,那就滿街注目。我是在茶莊看見了她和她的閨蜜,她們的美豔帶著火焰令你怯於走近,走近了,她們的笑聲和連珠的妙語,又使你無法接應。

她們活力充滿,享受時尚,不願羈絆,永遠自我。簡直是,你有多高的山,她們就有多深的溝,你有云,雲中有多少鳥,她們就有水,水中有多少魚。她們是一個世界。

現在,茶莊搬走了,不知是因為經濟下滑,又強有力地反腐,作為奢侈品的高檔茶已越來越難賣了,還是房租太貴,員工的工資一再上漲,經營再也無法為繼?而留給我的只是嘆息,看茶碗在渴著,看蠟燭要燒死。

她們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並不就是《暫坐》的文本。在《暫坐》裡,以一個生病住院直到離世的夏自花為線索,鋪設了十多個女子的關係,她們各自的關係,和他人的關係,相互間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在關係的脈絡裡尋找著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正如一段古文所寫:“牆東一隙地,可二畝許,誅茅夷險,繚以土垣,垣外雜種榆柳,夾桃花其中。”這是她們的生存狀態,亦是精神狀態。而菟絲女蘿蔓延橫生,日光漏葉瑩如琉璃,敘述以氣流佈,凝聚為精則是結構之處。其中更有著陸以可的再生人父親出現的奇異,有著馮迎幽靈縈繞的迷麗,使這人間的人確實有了兩種:人類和非人類。也時空轉換著,一切都有了起浮不定黑白無常的想象可能。

《暫坐》中仍還是日子的潑煩瑣碎,這是我一貫的小說作法,不同的是這次人物更多在說話。話有開會的,有報告的,有交代和叮嚀,有訴說和爭論,再就是說是非。眾生說話即是俗世,就有了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觀的是大千世界中一切內外所有的諸聲,而我們,則如《妙法蓮華經》所言:雖未得天耳,以父母所生常耳總也聽得,起碼無數種人聲,聞悉能解。

《暫坐》裡雖然沒有“我”,我就在茶莊之上,如燕不離人又不在人中,巢築屋梁,萬象在下。聽那眾姊妹在說自己的事,說別人的事,說社會上的事,說別人在說她們的事,風雨冰雪,陰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鹽,生死離別,喜怒哀樂。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離別的週而復始地受苦,在隨著時空流轉過程的善惡行為來感受種種環境和生命的果報。也明白了有眾生稱有宇宙,眾生之相即是文學,寫出了這眾生相,必然會產生對這個世界的“識”,“識”亦便是文學中的意義、哲理和詩性。

在寫這些說話的時候,你怎麼說,我怎麼說,你一句,我一句,平鋪直敘地下來,確實是有些笨了,沒有著那些刻意變異和荒誕,沒有著那些華麗的裝飾和渲染,可能會有人翻讀上幾頁便背過身去。但我偏要這樣敘述的。在這個年代,沒有大的視野,沒有現代主義的意識,小說是難以寫下去。這道理每個作家都懂,並且在很長時間裡,我們都在讓自己由土變洋,變得更現實主義。可越是瞭解著現實主義就越瞭解著超現實主義,越是瞭解著超現實主義也越是瞭解著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是文學的長河,在這條長河上有上游、中游、下游,以及灣、灘、潭、峽谷和渡口。超現實主義是生活迷茫、懷疑、叛逆、掙脫的文學表現,這種迷茫、懷疑、叛逆、掙脫是身處時代的社會的環境的原因,更是生命的,生命青春階段的原因。處理這些說話,一盡地平穩,笨著,憨著,澀著,拿捏得住,我覺得更顯得肯定和有力量,也更能保持它長久的味道。盡力地去汲取一切超現實主義的元素,豐富自己,加強自己,來從事適合國情和自況的寫作。視野決定著器量,器量大了怎麼著都從容。

寫過那麼多的小說,總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風格不是重複,支撐的只有風骨。《暫坐》就試著來做撐杆跳,能跳高一釐米就一釐米。它的突破每每以失敗為標誌,俄國的那個巴捷耶娃似乎從沒有見好就收。齊白石在他晚年的繪畫中,落款總是要寫上八十幾歲或九十幾歲,這是一種釋然,還是一種炫耀?

而《暫坐》之所以敢純寫一群女的,實在是我不自信使然。寫作中,常常不是我在寫她們,而是她們在寫我,這種矛盾和分裂隨處可見。寫到了最後,困擾我的是,女的是最會戀愛的,為什麼她們都是不結婚或離異後不再結婚?世上的事千變萬化而情感是不會變的嗎,還是如看到的那句話:別說我愛你,你愛我,咱們只是都餓了。我就這麼疑惑著,猶如這個城市在整個冬季和春季所瀰漫的霧霾,滿天空都是個謎團。

二○一九年九月十三日中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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