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最終走向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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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變法之一,但是變法的結果差強人意,在宋神宗死後,新法被全部廢除,宣告變法的徹底失敗。

那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何在呢?筆者試分析如下:

第一,王安石變法沒有觸及核心問題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為富國強兵,當時北宋的問題在哪呢?兩大問題:其一,財政虧空,主要是由“冗兵”、“冗官”、“冗祿”造成的;其二,軍事上積弱,連西夏這樣的小國都打不贏。

在王安石之前,就有一個人嘗試改革,這個人就是范仲淹。范仲淹提出十點改革意見,其中前四點分別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這四項改革,都是針對吏治。范仲淹一眼看出北宋最大的問題,是出在政府官僚主義上,這是根本。

然而,王安石變法,卻刻意迴避吏治改革。王安石變法無論在廣度或具體措施上,都超過范仲淹的改革,惟獨在最重要的吏治改革上,幾乎沒有重大措施。不觸動大官僚階層的利益,這就使得王安石變法失去了深度。

與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主要內容包括經濟改革與軍事改革兩個方面,其中經濟改革是根本。在經濟領域,變法的重心放在理財技術上,以金融為手段,加大國家宏觀調的力度,金融成為重要的手段,介入對實體經濟的干涉。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沒有吏治的改革,沒有解決這個核心問題,變法是變不下去的。

第二,執行不力,是新法的最大弊病

由於吏治改革上的缺失,導致一個極嚴重的後果:新法在推行過程中,往往變樣了。

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青苗法,原本是為了救濟百姓於青黃不接之時。政府借貸給農民的貸款是二分年息,這個利息雖然不算很低,但比起高利貸還是要優惠很多。然而,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貸款利息遠遠超過所規定的二分。有的地方執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規定的利息外,還有種種勒索,導致實際利息達到80%甚至100%。這與變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轅北轍了。問題出在哪?吏治敗壞啊。

再比如免役法。變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錢後,可免除義務勞役。一旦執行到地方,又變了樣。老百姓交了免役錢後,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強迫百姓服役,活照幹,錢還得交,兩頭受罪。神宗皇帝都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於民。”問題出在哪?還是吏治!

由此可見,沒有吏治改革,好的法令,執行到下面也成為壞的法,導致民怨沸騰。

第三,王安石變法,基本上不觸犯權貴階層的利益

應該說,王安石是比較小心的人,他不想去觸動權貴階層的利益,不想遭到商鞅的下場。我們都知道,戰國時代的變法,都是由上而下的變法,即從權貴階層開刀。為什麼要自上而下呢?中國的官場,關係網嚴密,權貴不擺平,保護傘不倒,你就沒法擺平中下層官吏。

我前面說過,北宋積貧,財政虧空,主要是三冗:冗兵、冗官、冗祿。冗兵基本上是最底層的,因此比較好改革,一下子裁了幾十萬士兵。然而,在冗官與冗祿上,那都涉及到權貴的。冗官,就是多餘的官,冗祿,就是多餘的祿,當閒官領祿,這些權貴們的特權,王安石基本上沒有動。所以吏治不改革,你怎麼解決冗官冗祿的問師呢?沒辦法。

因此,我們就可以理順王安石變法的問題。

要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新增的收入來源,不是來源於權貴,而是由底層百姓來負擔。因此,才有了政府發放的貸款,成了高利貸;免役錢失了,卻仍然服勞役;沒地位的冗兵被革除,權貴的冗官冗祿沒影響。

如此看來,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君山話史


11世紀初在宋朝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新運動,雖然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是為什麼喲,千百年來令人深思。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宋神宗的意志不夠堅定。

在封建社會,中央集權。要想進行改革不能沒有核心力量的支持。我們看曾經的商鞅變法,是何其堅決。堅持十八年,分為兩個階段,始矢志不渝。最終取得了成功。可是,你看宋神宗,本來是雄心勃勃。可是,在遭到一些保守派的反對時,他猶疑不決,不思改進措施,而是一棒子打死,直接把王安石拉下馬。讓王安石几起幾落。這做為改革的最高層,是不可以的,會讓下層無所適從。

宋神宗的錯誤之處還在於他人為製造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矛盾。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政見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朝廷裡,宋神宗一方面重要王安石,而另一方面他也重用保守派,來牽制王安石。這人稱異論相攪。他們在朝廷裡爭論,勢不兩立。在這種氛圍中,改革派的影響度大為縮小,而措施的執行度也大打折扣。最終形成了兩派,一直到北宋滅亡。改革的徹底從何而來呢?

第二,改革主體不團結,難以形成強大的凝聚力。

在變法過程中,呂惠卿本來是變法最為堅定的支持者,曾經在王安石去職後與韓絳共同推進變法。可是,他沒有緊密團結在王安石周圍,而是在王安石在第一次下馬後,也想自己做宰相,從而與王安石有了裂痕。本來改革派就力量弱小,這更不利於改革的繼續推行。

第三,改革沒有形成強大的推動力。

在變法過程中,保守力量仍然比較強大,經常打壓改革派。這就不利於改革的推進。再一方面,改革過程中,與民爭利。不僅大地主反對,而且還觸犯了商人和農民的利益。而對農民的利益的損害,則構成了人們對他非議的最主要方面。這樣,使改革舉步維艱。

俗話說,知已知彼,百戰不殆。面對強大的保守力量,他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儘量減少不必要的阻礙,但是,他太自信了,人稱拗相公,他一味的排斥與自己政見不同的保守力量,結果,他幾乎成了眾矢之的,敵眾我寡。就連蘇軾也被他逐出了朝廷,蘇洵寫了《辨姦論》,斥責王安石為“足以欺英明之主,為國家之大害。”

王安石有個好朋友,簡直是莫逆之交,韓維和呂公著。當神宗是太子之時,是韓維使神宗對王安石傾心的。而等這些莫逆朋友對新政提出異議時,他立即把他們貶出了京城。這樣,他就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地位。

第四,急於求成。

違反事物發展的規律,往往會事與願違。而王安石就犯了這樣的錯誤。你看下他的變法措施吧。1069年2月任參知政事,7月就推行均輸法,9月又施行青苗法,11月制定農田水利法,12月實施保甲法,接著1070年10月免役法,1072年3月實施市易法,5月頒佈保甲法,8月實行方田均稅法。這樣,讓各級官員有時甚至看不懂,人們就說,這樣“數十百事,焦舉並作”也很難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就更會讓保守勢力抓住攻擊的把柄。

第五,政策沒有得到正確的貫徹執行。

我們看青苗法吧,那本來是仁善之舉,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的。但是實行八年之後就鬧得天怨人怒。原來,在青苗時借款給農民,在收穫時收回。但是在執行的過程中,官吏往往注重政績,以貸款的多少做標準。於是 就會出現強迫貸款的情況。另外,在還不清貸款的情況下,就會有牢獄之災。

再說募役法,就是寡婦沒有子女的,或者獨子的,或者雖有子女沒有成年的,也都要交錢,助役金,於是 ,就會有百姓因拖欠款而入獄的,受鞭笞的,這樣不造成民怨才怪呢。

第六,不切實際。

有人說王安石太理想主義,我也想是有幾分道理的。比如說,青苗法,去執行的時候,如果有哪個地方執行的不利,或者說貸款放不下去,他就會暴跳如雷。還有一次,

韓琦和神宗對話,說,

”我原以為青苗貸款法會有利於百姓,沒料到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貸款只用於鄉村,為何也在城市推銷?“王安石立即回奏到:“有什麼害處?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貸款,為什麼不貸給他們?”

顯然在城市是不需要的。王安石的做法,是不切實際。

改革有時也會有失敗,但是如果沒有從實際出發,觸犯了人民的利益,再加上不講究策略時,那麼,改革的失敗也就難以避免了。

好了,關於王安石變法,我們就說到這裡,歡迎關注我們,歷史上那些人那些事兒,謝謝大家 ,再見!


歷史上那些人那些事兒


世界上成功的變法都是一樣的,失敗卻各有各的原因。

而王安石的變法,有著更多的悲劇色彩。

1067年,北宋最熱血的天子宋神宗即位。初登大寶,宋神宗就迫不及待地開始了自己的強國夢,改革派代表王安石被任命為江寧知府。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成為神宗的左膀右臂,變法呼之欲出;

1070年,王安石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地位等同宰相。在神宗的有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轟轟烈烈地推行新法。

王安石的新法,以富國為基礎,以強兵為目的,深得神宗胃口。果然,新法推行後,國庫很快充盈,收效甚巨。

但是,也是在新法推行的同時,北宋朝廷的新舊黨爭就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經過激烈的鬥爭,最終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落敗,變法宣告夭折。

王安石有豐富社會治理經驗,又有宋神宗的大力支持,為何變法還是不能成功呢?“靜Yes”認為無外乎以下幾點:

1、老王本人太自信

如果說性格決定命運,那麼老王的性格就是造成變法失敗的最重要原因。

在新法還沒有經過實踐檢驗時,誰也不敢保證它的積極效果。所以但凡推行變法者,無不先行試點,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而王安石的變法,是一夜鋪開的。

王安石做了很多年的地方官,在他的治理下,可以說進行了變法的試驗。但是王安石沒有進行一個系統科學的調研。因為不是所有地方官吏,都像王安石這樣心憂社稷、大公無私。這就導致了一個很尷尬的結果,雖然王安石的出發點是如此的接地氣,但是在這幫混蛋同僚的無恥運作下,變法結果最終事與願違。

北宋手工業發達,但還沒有到取代農業的地步。在農業國家變法,就不可能繞過農業。王安石的變法中,有青苗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等多種方案。但是,變法不是簡單地將自己的地方經驗推向全國。單就農業生產而言,華北地區兩年三熟,到兩廣地區就成為一年三熟。不同的環境必然要求王安石制定出適應面廣的農業政策。但是很可惜,除了農田水利法,其他政策基本都是嚴重脫離實際,嚴重損害了農民朋友的利益。

老王太過自信了,自信過頭,所以導致失敗。

2、老王的目的不正當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在國富的基礎上,達到強兵的目的。

但這不能成為變法的最終目的。

要知道,實現軍事強大,只要保證將領優秀,推行像戰國時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就能保證戰鬥力的成倍提升。

而實際情況是,王安石在經濟方面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他的改革事無鉅細,恨不得一夜之間就讓北宋翻天覆地。這樣一個全面的改革,如果單純把軍事強大作為最終目標,則王安石的變法就是用藥過猛,殺雞用牛刀。

但是,北宋戰鬥力弱雞的根本原因是重文輕武的畸形體制,這一點在變法中沒有涉及,也不能涉及。畢竟,作為文官,老王也不希望武將騎在頭上作威作福,畢竟改革不能把自己改沒了。

正所謂:“不正當的目標也造成了不正當的進程”。通過變法,北宋雖然極大減緩了“冗兵”、“冗官”、“冗費”的壓力。但是由於目的的不正當性,一旦軍事上出現了波瀾,就會對變法造成致命影響。

所幸,王安石提拔的將領王韶一直在對西夏戰爭中取得對西夏的戰略包圍優勢。如果能多有幾年時間,相信西夏就會被北宋徹底消滅。王韶的成功也反過來給王安石增加了底氣,推動了變法的繼續前進。 3、老王的理想太豐滿

王安石腦子裡想的是農民兄弟,追求的是天下大同,而這違背了封建社會的發展規律。封建社會一直以中央集權為主流,所以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

後期宋神宗在看到了變法帶來的巨大效果後,就將王安石放到一邊,開始了自己轟轟烈烈的、以加強中央集權為目的的“元豐改制”。元豐改制將王安石變法的很多內容確定下來,為後世的南宋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借鑑。

所以,在宋神宗極力支持王安石時,可以看做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做了一筆交易。這筆交易就是,神宗推動王安石變法的進行。而作為回報,王安石的變法政策將能夠成為宋神宗實現自己強國之夢的重要基石。但是一旦遭遇了保守派的勸誡和後宮太后的影響,這位熱血的青年就會搖擺不定,這對王安石是極其不利的。

果然,由於新法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最終王安石只能默默走人。

面對國家未卜的命運,我相信很多有識之士是想要有一番作為的。但是在國家面臨光明卻無比艱難的道路時,很多人最終還是選擇了安於現狀。

4、老王的同事總壞事

除了皇帝,王安石最多的敵人來自保守派。此時王安石的敵人名單裡,有司馬光、蘇軾、蘇轍等歷史文化名人。

這個派別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統稱,曾經,王安石也屬於他們。但是他們太刻板,寧肯看著國家衰落,也沒人站出來力挽狂瀾。

此時的北宋可以說內憂外患,如果再不變法,國家不知道還能不能撐下去。所以王安石從變法開始,就義無反顧,雖九死而猶未悔。

反觀保守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官僚從變法開始就對新法百般詆譭。加上很多政策落實不到位,導致了許多政策在出了中央後,就變味成地方官僚的斂財工具。

從實際效果看,王安石變法確實嚴重傷害了農民和民營商人的權益。這導致剛開始還高舉雙手支持的底層群眾站到了王安石的對立面,獨木難支的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

司馬光雖然小時候善於創新,打破水缸救出了小夥伴,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國家前途上,司馬光完全成為保守力量。這不能怪他,他的思維中,儒家思想佔主流,所以要求政府減小對市場的干預,從而逐漸過渡到黃老之術的“無為而治”。而王安石則反其道而行之,加強政府在市場的存在感,即法家思想。

我們的社會要求一個不斷創新的環境,可以想見,如果王安石來到今天,他的思想也不過時。

而由於保守派的阻撓,變法最終成為一紙空文。

不過雖敗猶榮!王安石的精神,值得我們後人敬仰。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Yes”,一枚酷愛歷史的妹紙,期待關注!


靜夜史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開始,由王安石發動的改動國家積貧積弱局勢的一場社會變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自推行新法到變法失敗,歷時16年,這段期間王安石兩次罷相,他不畏艱難,毅然推行新法,但是王安石的努力並沒有得到一個好的結果與成效,勞心費神,最終變法失敗,還給自己撈了個千古罵名。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王安石變法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以內憂外患的宋王朝為主要變法對象,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各階級民族的矛盾,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

上圖是清明上河圖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是王安石變法的思想來源於法家。法家確實是解決現實問題(尤其是財政和吏治)的主要理論工具,因為儒家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的虛弱無力。王安石的變法就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以及強化個體(包括工商業和地主)對國家利益的服從和奉獻。

二是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衝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這樣形成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三是王安石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上圖是王安石

四是王安石的管理能力弱,變法過程中容易發生的問題都出現了。如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政策執行不力、用人不當、變法派內部分裂。等等。王安石變法過程中一個都沒有少。

五是王安石沒有妥協思維。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本質上並不是權力之爭,而是政策性的爭議;並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怎樣改革的爭論。保守派人才濟濟,如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如果拗相公學會妥協,雙方精誠合作,改革變法會出現新的發展。

上圖是司馬光

總結:王安石變法旨在解決中央集權王朝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王安石變法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理財方面推行了青苗法,均輸法,免役法等,軍事方面推行了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等。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但是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蔣南強讀歷史


關於王安石最終走向失敗的原因,首先有這麼幾點:1、王安石變法觸犯了利益階層的利益;2、對於變法,王安石過於操切,急功近利;3、變法措施在推行過程中走樣,嚴重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遭到一致批評和反對,等等。

這幾點,也是有具體事例支撐的。比如,王安石推行方田均稅法,具體內容是,先丈量全國土地,核實土地所有者,將土地按質量分等,再以等第作為徵收賦稅的依據。通過丈量土地,核實出大量隱瞞的土地,那麼,誰能隱瞞土地?老百姓是很難的,有權有勢的人才能做到。同時,以前,一定級別的官員能夠免田賦,推行此法後,官僚照樣要納賦。從這兩個方面來說,大官僚大地主的支出立增,於是王安石便得罪了大批的官僚地主,這些既得利益者在自己的利益受損時,自然會合力反撲,攻擊新法和變法推行者王安石。

關於急功近利。王安石的變法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是提高軍事實力。當然還有其他。然而,無論財政收入的增加還是軍事實力的提高,無一例外,都要錢,要大把大把的錢。錢從何來?自然也是想方設法。而這些想方設法,一方面是增加賦稅,另一方面是開闢新的財路。而這些,都是以增收為目的,自然會有急功近利的措施和手段,但這些措施和手段,自然又影響了官僚地主們的利益,他們因此群起而攻之。

關於影響老百姓利益的事。有一條青苗法,具體做法是每年二月和五月這種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民貸款、貸糧,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不等,在農民收穫的時候償還。青苗法的推行,是為了打擊高利貸,減輕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同時增加政府收入。然而在新法推行過程中,地方官吏方法簡單,甚至從中漁利,農民因此受到變相剝削。

而那些因利益受損的官僚,便大肆吹噓農民受改革之苦的悲慘,甚至有官員向牽頭變法的宋神宗上“流民圖”,說變法導致農民流離失所,生靈塗炭,極度誇張,讓堅定變法的宋神宗自己都開始懷疑了。這些,都是變法失敗的原因。

其實,我一直覺得王安石變法失敗,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卻又異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朝官僚政治中間的執行力、堅定性問題,可以說,朝令夕改、無所適從,是變法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們縱觀兩宋政治,無論是南渡前的滅國,還是南宋末年的亡國,這些大失敗裡面都有這一原因。朝廷無論作一個什麼決定,很多大臣都會因為要發聲而反對,很多人以反對來提高自己的清望,達到個人目的。而當權者意志不堅,往往為這些聲音所左右,每每無論對錯,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

而遇到重大決策時,又會因為這些聲音而朝令夕改,甚至不顧信用,不管國家尊嚴。比如,宋與遼有和平盟約,但後來為了收回燕雲之地,自己主動撕毀和約,與金國聯手對付遼國,結果遼國一滅亡,金國就滅了北宋。這是毫無信用的事,一個國家,怎麼能這樣,你這樣,金國自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宋朝在處理這些大事的時候,常常這樣兒戲。

變法也是這樣,一有人建議變法,就推行;一有人反對,就停止,還將變法的人貶官外放。這樣朝令夕改,使任何大事都無法辦成,最後被滅亡了,還為敵國所不恥。


帝國的臉譜


第一點,王安石的變法是從上到下的改革而不是從下到上的改革,變法沒有牢固的群眾基礎,沒有給變法更多的實驗和實踐,王安石變法追求的是變法能短時間給宋朝達到富國強兵的需求,而變法是個體制的改革必須要長時間的實踐,急功近利是不行的!變法就像一個嬰孩到18歲成人的過程,作為變法的創始者,你應該是個觀察者和監督者,讓這個變法沒有突發的事故而死亡了,嬰孩也就長大成人了,變法就功成名就了。而王安石一味的追求高效率,短時間要出效益,這隻能是揠苗助長。我們的改革開放幾十年了,開始的時候政府只是指定一個方向,讓人民群眾去實驗,用各種方法去實踐,等進行了長時間的檢驗,淘汰下來的方法,證明是對的,是適合社會發展的,人民群眾從中得到好處,這時候政府才把這個方法推向全國,我們的經濟特區不就是這樣搞的嘛,先在一個地方試驗,好了就推廣。王安石變法就是沒有讓人民群眾去長時間實踐,如果大家都在實踐中檢驗出最好的方法,而這個方法讓人民從中受益,這樣的變法人民都接受,那麼那些舊的體制還能死灰復燃嗎?王安石變法為了短時間讓國庫有錢,以權利推動變法,確實讓北宋短時間有錢了,在這期間也打了幾個大勝仗,只是錢用完了怎麼辦呢?任何的變法改革都要時間去檢驗,飯要一口一口的吃,事情要一件件來,急功近利只能會失敗!

第二點,王安石任用變法的人基本上都是小人,小人就會壞事情嘛!因為王安石執拗的性格,反對他變法的都被他革職,就連好朋友反對他,那就朋友都沒得當。如歐陽修,蘇軾等人對王安石有點意見,他就打壓他們。而王安石任用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蔡卞,曾布等人,這基本上是後來的奸臣和我小人啊!王安石為什麼用這些人啊,沒辦法他也想用君子啊,只是沒有君子喜歡王安石嘛,就因為他執拗的性格,而這些小人辦事效率快嘛,領導叫到總會短時間辦完了嘛,你王安石不就是要變法效率快嘛!只是小人就是小人,他們在變法的過程中,肯定謀取私利中飽私囊,變法本來是好的,最後搞得民眾不喜歡,天怒人怨的!王安石最信任的呂惠卿表面討好王安石,背後就天天在宋神宗面前說王安石的壞話,王安石兩度罷相就是因為他的原因。宋神宗死後,王安石再沒有時間去培養自己信任的人了,有心也無力了!

第三點,變法已經成為了新黨和舊黨爭權奪利的藉口和手段了!宋神宗死後,高太后干政,她喜歡舊黨,就把變法的新黨全趕出朝廷。宋哲宗上位,他喜歡變法,把新黨叫回來,把舊黨全部趕出朝堂。哲宗沒幾年就死了,向太后干政,她也喜歡舊黨啊,新黨也就趕出去了!總之,北宋後期的政治就是新舊兩黨爭鬥不斷,來回折騰,搞得你死我活,就不幹正事,這樣的情況搞的大家都累了,都不想再折騰了,人民群眾也不想折騰了,還是安安穩穩地生活吧,以前怎麼過的就怎麼過,至於變法就隨它去吧,不想再變了!新舊兩派的黨爭讓變法變得式微和無關緊要了,失敗就可想而知了!

雖然王安石變法由於各種原因失敗了,至少它曾經努力過,只要努力就有希望,不做才會遺憾,王安石值得我們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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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橋兵變中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奪得了後周政權,締造了傳奇的北宋王朝。但在趙匡胤的北宋政權剛剛建立之初,卻遇到了跟五代十國類似的生存危機。

一方面是源於統治階層內部的篡逆之風現象棘手,權臣之間制衡困難,國家積貧積弱情況加劇。另一方面是外部亂世動盪的形勢有待結束國家趨於統一,並且北宋王朝也朝著富國強兵這個方向而不懈努力著。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中極為平淡的一天,宋英宗駕鶴西去,接著年紀輕輕的宋神宗繼位了。作為趙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他以先輩太祖皇帝為榜樣,渴望能夠在歷史的舞臺上大展拳腳成為彪炳史冊的治世賢君。上天很眷顧他,賜予了這個年輕的皇帝許多大家耳熟能詳治世名臣(如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面對著北宋王朝當下的爛攤子,這個年輕的領導者似乎有些迷茫,但他心裡卻篤信著一定能夠像歷史上的優秀變革家一樣,通過政治改革來實現王朝的富國強兵,並對不確定的政治改革充滿著無限期待。

王安石的出現,讓宋神宗又喜又懼,還有著幾分淡定。宋神宗感覺自己遇到了知音和替自己表達觀點的代言人,王安石感覺自個兒遇上了明主,終於有了實現自己變法理想的機會,兩人可謂是一拍即合。王安石堅信那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勉勵語,他知道漫漫變革路上的艱難險阻,他也知道這樣做只能勇往直前,變法沒有退路,哪怕可能會被悠悠青史噴的體無完膚,即便他是個有操守有氣節的士大夫。

有變革就一定會有反對的聲音,這個道理已經被歷史證明了無數次。變革實質上就是利益的重新調整分配,蛋糕是固定的,分別人的多了,自己自然就少了。

王安石一直大膽的強調宋太祖制定的規章制度已經不適合時代的發展需要,他給宋神宗寫的《言事書》中表明瞭自己對政治改革的個人觀點。他企圖在國家財賦、軍事、教育甚至是選舉各個領域進行大洗牌,並大膽的提出要對官紳豪強的地主階級進行一定的制裁,必然導致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強烈抨擊,如此大規模大手筆深層次的調整階層利益關係,要承受的壓力不言而喻。

筆者認為,王安石試圖闡釋義理學說、昇華儒家學術本無可厚非,但試圖通過新法來達到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格局並非明智之舉,也是其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宋朝早在開國之初宋太祖已把規矩定下,並將財權與兵權從相權中分割開來,已經成為了北宋政權明面上的統治家法而代代相傳,王安石可以觸及官僚體系利益,但試圖逾越統治者的底線讓宋神宗懷疑他變法的企圖,便是變法最為失敗的地方了。

參考文獻:《宋史》、《宋朝那些事兒》


納蘭談史


不同意排名第一答案的核心觀點。不可否認王安石是個很有抱負的政治家,光風霽月,設想遠大,不貪財不好色,而且極為節儉,但他本人執拗的個性,偏激的行為,對變法本來正常的政策帶來了很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王安石變法本質上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充盈國庫,但方式是與民爭利,向民要利,主要的內容通俗講就是商品流通和零售業收歸國家運營,消滅小商小販,國家吃利差,由於官僚體制的低效,導致北宋朝的商業活躍度受到了很大影響;青苗法是引發最大爭議的變法政策,原本是政府向農民貸款,收取利息,而農民拿到錢會週轉下一季節的耕作,後來卻變成了政府攤派農民必須要貸款,然後無法償還後,政府收回農民土地,這主要是王安石急於向神宗表功,向各地下指標強推,各地官府為了完成指標和謀取利益,讓政策變了味道。在這個過程中王安石已經掌握了一些不好的信息,而且反對派也給他提意見,靠著神宗的支持,他採取打壓的方式讓反對派大臣失權,而且他不相信低層信息是真實的,被下屬矇蔽了。

最後危害最大的青苗法讓大批農民流亡他鄉,餓死在路邊,後來宮門小吏鄭俠看不下去了,畫了一幅餓殍圖獻給神宗,神宗看後淚目,然後逐漸終止變法的各項政策,這就是王安石變法的真相,造成失敗的原因很多,真不是簡單的利益集團把王安石打倒了。

另外宋神宗一點也不軟,相反很硬,最早只有他支持王安石變法,司馬光文彥博蘇東坡等等滿朝都反對,還是進行了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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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變法,在發展生產和富國強兵方面有某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變法派觸動了北宋大地主大官僚和大貴族的利益,引起他們激烈的反對和攻擊。如方田均稅法,對土地重新進行丈量清查,對大量隱藏田地的豪強極為不利,遭到反對,最後被迫停頓。加上新法本身的一些弊端和王安石與呂惠卿等變法派內部的矛盾糾紛,也削弱了變法派的力量。熙寧九年王安石的獨子王雱(pāng)病死,王安石受到重大打擊,對繼續變法失去信心,便辭去相位,不再幹預國事,變法失去領導。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為了減輕壓力,把改革重點轉向職官制度,削減了抑制豪強發展社會生產的內容,變法已經名存實亡。後來由於兩次對西夏戰爭的失利,宋神宗憂忿而死。宋哲宗繼位,祖母高太后主政,起用保守派領袖司馬光為相,廢除了絕大部分新法,史稱“元祐更化”,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後面“紹聖紹述”,哲宗親政恢復新法,但已經變成了派系爭權奪利的工具,毫無積極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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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根本原因是什麼?”的回答中,我談了兩個原因,即王安石沒有得到皇帝絕對支持,其次是用人不當。

本回答繼續接著上一回答,談談第三點。

(1)儒家既得利益階層,捆綁宋朝全民思想:宋統治者用金錢、複雜官制吸引更多的人才進入“官場”,防止因“放棄千年歷史責任”而導致的思想不滿,用物質收買靈魂

趙匡胤有感於“武將治國”特別是“藩鎮割據”下的災難,有意識地抑制武將發展。但因為宋朝正處於“擴張”階段,太祖太宗兩朝雖然抑制武將發展,但也並非向後世皇帝那般“輕武甚至辱武”。

但是,“澶淵之盟”後,宋朝放棄了千年的歷史責任,主動放棄“幽雲十六州”,這是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思想大倒退”。對於習慣了“漢唐威嚴”的儒家子弟,其內心的苦悶可想而知。

由此,宋朝統治者用“金錢”收買文武,以雜亂地官制來吸引更多的人進入政府,由此,造成“三冗”問題沉重。

(2)儒家思想的承受者儒生本身就有:文人相輕、善於內鬥且自以為是心理

儒家治國思想已成為絕對主體,腐儒思想已經變得無可救藥。宋神宗將臣子們玩於鼓掌間自以為是下,奠定了宋朝乃至日後國人民族精神中的“善下棋”的自以為是。

儒家思想的儒生,往往自以為是,覺得自身智慧,別人都是草包。對武將極為不重視,陷害狄青殺害岳飛。

綜上所述,王安石變法面臨的舊勢力龐大,龐大有商鞅變法時期大?為什麼商鞅能夠成功,其他多不成功?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的人說是舊派勢力龐大,但商鞅變法中,反對商鞅的舊派勢力不強大嗎?我們回味歷史並延伸到明朝、清朝、唐朝、漢朝的相關變法,我們可以得知:變法成功與否很原因在於變法者是否受到最高統治者地支持。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張居正革新之所以失敗;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統治者支持力度不夠甚至不支持。王安石變法中,宋神宗對其支持遊離不定。這才是根本。

其他原因,如王安石變法中用人失當問題,其實相對於這兩篇文章所提及的問題並不重要。凡是變法都有“用人失當”問題,主要看變法的效果,效果好,整個國家階層得到了好處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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