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學念/文
虞龢，生活於南朝泰始年間，會稽餘姚人，於史傳語焉不詳，現所見較明確的文字見於《南史》， 曰：
“虞 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溼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溼。時人以比高鳳。”[1]
可 知，虞龢不僅以 “有學行”獲得編纂國史 (中書郎)和掌管刑律 (廷尉)之職，而且還被宋明帝目為 “近臣”，可窺虞龢是很受宋明帝賞識的。正是由於宋明帝的賞識，才詔命虞龢等人編輯先賢法書名跡，並有了《論書表》一文。據該表所載還有其他著作：《諸雜勢》一卷，《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另據《宋書》、《通典》所載，虞龢尚有奏議文字以及配樂詩二首。[2]可見，虞龢應是劉宋時期比較受重視且富於才華的文人，只因劉宋國祚短暫，因此其事蹟鮮見史籍。今 所見之虞龢《論書表》最早見於唐·張彥遠 (公元618～907年)所編著《法書要錄·卷二》，誤題為 “梁中書郎虞龢《論書表》”，該文是虞龢奉命與徐希秀等人為宋明帝蒐集整理前賢法書的一篇總結性表文。雖然，虞龢《論書表》並不能算作中國書學史上第一流的論著，但斯文的誕生卻直接導致和推動了後世一流的書法論著之問世。比如梁武帝蕭衍、陶弘景，唐·孫過庭、張懷瓘的書學論著，以及梁·劉義慶《世說新語》，唐·房玄齡等撰《晉書》都或多或少的引用、改寫了虞氏《論書表》中的內容，討論並光大其書法思想，從而確立書學史上一些著名觀點和審美範疇，像 “書法四賢”、“妍、質之辨”等，當然也包含很多未被重視的觀點。因此，分析虞龢及其《論書表》的產生則很有必要。
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是，為什麼書法能在魏晉六朝獲得空前的重視和喜好，並最終成為其時眾多藝術的典範，代表了那一時期藝術的最高成就。這既是書法或曰書寫技藝長期積累、發展的結果，同時也賴於良好的社會生態所滋養。社會學者認為：社會結構由“角色、群體、地域社會、制度和社會類別”五種要素組成。[3]而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則有以下特徵：一是家天下，即家族統治的結構模式；二是封國制度；三是家族制度的長盛不衰；四是家國同構。這便是說我們分析魏晉至南朝宋書法的社會生態便要依據上述方面。具體說來，我們大約要考慮到：政治上層建築對待書法的觀念，愛好書法和善書者的身份以及其群體特徵，這一時期的文化思潮，書法風貌的地域特徵，書寫技藝的家族承傳，書法收藏等因素。
魏 晉六朝自公元220年曹魏立國到公元589年南朝陳滅亡，共計370年。短短三百多年之間，朝代更迭，君王代替，如走馬燈然。但是，書寫技能卻並沒因此荒廢。這體現在如下方面的特徵：第 一是帝王好書。史載曹操善書，[4]庾肩吾評其書法謂：“魏帝筆墨雄贍”，[5]又，兩晉皇帝亦甚好書法，《宣和書譜》謂：
晉 武帝司馬氏，諱炎，字安世，文帝之子也……喜作字，於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為一代祖。豈齪齪戲弄筆墨之末，以取勝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二。”[6]
唐·竇臮謂東晉成帝書法為：
“生知草意，穎悟通諳，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睹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7]
可 見，書法在魏晉之際十分為政治上層建築重視，且帝王們大都擅長書法。劉宋開國之初，由於宋高祖劉裕出身寒微，本人並不擅長書法，但《宋書》所載亦可見劉裕對書法的重視：
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逹不進不止。常雲：“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8]
可見，即使出身寒門的劉裕，也重視書法，而且學習態度謙虛。至於宋明帝，更加愛重書法，故有詔虞龢等蒐集前賢法書之舉。帝王善書和愛好書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垂範效應，所謂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即是如此。
第二是愛好書法和善書者的顯赫身份及其群體特徵。構成魏晉南朝書法繁榮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擁有大量擅長書法者，而且這些善書者構成的群體的一個鮮明特點是這個群體都處於社會結構的上層，因此其為書法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天然的溫床。大致說來，魏晉南朝擅長書法者，絕大多數是朝廷官員、封疆大吏，或者帝室貴胄，尤其是軍隊統領尤多，如《論書表》所提的鍾繇、王羲之、王獻之、謝安、桓玄、惠侯 (劉義宗)、庾翼、庾亮等即是。在此需要強調的是：漢魏六朝其他藝術門類的傑出人物真正擅長書法者極少，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9]
第三是書寫技藝的家族性特徵及其承傳。家族性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一大特徵，其在魏晉六朝表現尤為顯著。家族性的特點表現於書法，便是書法技藝的傳授和擅長書法者呈現明顯的家族性特徵。在魏晉甚至綿延至六朝的著名書家隊伍中，以下家族最為顯赫：河東衛氏家族，代表人物有衛瓘、衛恆、衛鑠等；高平郗氏家族，代表人物為郗鑑、郗愔等；潁川庾氏家族，代表人物為庾亮、庾翼等；陳郡謝氏家族，主要有謝尚、謝安等；琅琊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為王導、王廙、王洽、王羲之、王獻之、王珣等。[10]書法的家族性承傳，其優點在於確保書法技藝的純粹性和技法精熟的特點，同類書法面貌的群體性、規模化，以及整體藝術風格的獨特性，而其缺點則是技藝的封閉性。
第 四是書法風貌的地域特徵。魏晉南朝書法的發展獨特書法意韻的形成，與其地域差異性也是關係密切的。不同的地域會形成各異的書法風貌，這在交通並不發達的魏晉南朝，顯然具有明顯的意義。大略分來，孟雲飛從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將這一時期的地域書法群體分為：1，河淮書法文化區；2，河北書法文化區；3，河東書法文化區；4，關隴書法文化區；5，江東書法文化區；6，其他地區。[11]但需要注意的是，魏晉南朝時期的書法成就以晉室東渡以後成就最高，即使是一些出生於北方的書家，也是到了江東以後才獲得藝術的質變和超拔。虞龢已注意到了這一問題，故有 “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跡。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之說，梁·陶弘景亦謂：“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尤為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12]顯然，王羲之書法的變化和進步除了自身的努力、天資而外，還與江左的自然、人文有很大關係。
第五是魏晉南朝活躍自由的文化思潮。魏晉六朝是思想上、藝術上極為活躍和自由的時期，因為這樣的狀況，才促使是時各門藝術能夠自覺、自在、自由的發展。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兩點：一是所謂魏晉時期思想的 “自由”並不是真正意義的，思想上完全的自由自在狀態，而是對於黑暗的社會、政治環境的逃避，所謂玄學的興起和名士隱跡清談實際上是由於對現實失望而寄情於斯的表現。文學藝術的興旺發達，也是如此。所以說，魏晉文士實際上在籍此撫慰、治療心靈的創傷。二是書法的發展又與其他藝術門類不相同，他始終與社會上層建築相關。因為，在這一時期，漢字的書寫更多應用於官方文書、典籍編纂等，因此對於書寫的規定性也就有明顯的要求。同時，又由於書法這門書寫的技藝不具備其他藝術所擁有的批判精神，因此始終能和上層建築保持一種良好的默契而獲得持續發展。當然，曹操之 “禁碑”[13]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書法的藝術性的多樣性發展，但曹氏的本意並不在於為難書法。這即是說魏晉南朝書法的發展處於兩種不完全重合的文化圈內發展：一為相伴於政治上層建築的需求喜好而自由發展；二為受前述這一時期思想文化的影響而 “自由”發展。基於這樣兩種 “自由”，因而，書法在漢魏六朝享有良好的社會文化土壤從而獲得超越於其他藝術門類的真正自由發展。這是斯時書法興盛的重要因素。
第六，是書法收藏成為時尚。對書法的收藏體現了幾個方面：一是書法作為藝術的價值認定；二是為書法的品題提供素材。換句話，沒有收藏也就沒有《論書表》。魏晉之際的書法收藏情況，在虞龢《論書表》多有記錄，摘要如下：
桓玄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跡，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鹹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
…… 及三年 (泰始三年)之初，始玩寶跡，既科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倖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
子敬常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雲： “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髙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
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
由 上述文字可見，書法收藏在當時已蔚然成風，其收藏也形成皇宮收藏(即公家收藏)、私家收藏的格局。由 “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可見書法收藏之數量甚富，不但如此，而且也顯見書家頗受推重，否則子敬 (王獻之)就不會自信地告訴簡文 (簡文帝司馬昱)“民此書甚合，願存之。”由此也說明，魏晉六朝雖政治黑暗，卻在整個社會形成了熱愛文化藝術的風氣。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上述六個方面構成了魏晉六朝書法得以良好發展的生態圈，在這一生態的溫床之中，書法取得了燦爛奪目的成就。這也為《論書表》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此文中的諸多觀點，直接影響後世的書學研究，獲得廣泛的引用，究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論書表》的資料性；二是《論書表》所言書理具有學術價值。虞龢《論書表》從一定程度上直接導致了後世一流書學論著的誕生，也正說明了虞龢《論書表》具有不可忽略的價值。
參考文獻：
[1]本文系湖南第一師範學院立項課題《虞龢〈論書表〉書法審美思想》(立項編號：xys10s21)的階段性成果。
[1]見《南史·卷七十二》。
[2]現存虞龢的兩首配樂詩為：《明君大雅》明君應乾數，撥亂紐頹基。民慶來蘇日，國頌《薫風》詩。天歩或暫難，列蕃扇迷慝，廟勝敷九伐，神謨洞七徳。文教洗昏俗，武誼清祲埏。英勳冠帝則，萬壽永衍天。《宋世大雅》 宋世寧，在泰始。醉酒歡，飽德喜。萬國朝，上壽酒。帝同天，惟長久。見《宋書·卷二十二》。
[3]見包智明《論社會結構及其構成要素》載《社會學輯刊》1996年第5期p29-34。
[4]見王愔《古今文字志目》，其中 “中卷秦、漢、吳五十九人”善書者有 “魏武帝”之名。
[5]見庾肩吾《書品》品評書法分為 “九品”，將曹操列為 “中之中”，見《歷代書法論文選》p89，《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品》作“魏主”為“魏帝”。唐·張懷瓘謂：“魏武帝 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尤工章草，雄逸絕倫，年六十六薨。張華雲： ‘漢安平崔瑗子實、弘農張芝弟弟昶，並善書而魏武亞焉。子植，字子建，亦工書。”見《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斷·中》。可見，曹操的確以章草享有書名。
[6]見《宣和書譜·卷一》。
[7]見竇臮《述書賦·捲上》，竇蒙注曰：“成帝，諱衍，字世祿。元帝孫，明帝子，庾氏內。見今草批謝草張澄啟七行”。
[8]見《宋書·卷四十二·劉穆之列傳》。
[9]張克鋒《魏晉南北朝文論與書畫論的會通》第一章有 “魏晉南北朝文人多兼擅書畫”一小節並有統計附表，張先生謂：“上表共150人，兼善書法的有138人，兼善繪畫的有33人，其中書、畫兩門藝術都擅長的有21人。由於一些文人沒有文學作品留下來，史籍中也沒有記載，故在統計時未將其計入……事實上，這一時期兼擅書畫的文人比這裡的統計還要多一些。不過，這些數字己充分說明，文人兼擅書畫已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普遍現象……從表中內容可以看出，成就特別突出的文學家，如曹操、曹植、秘康、張華、左思、陸機、謝靈運、顏延之、謝眺、沈約、江淹、蕭綱、庚信等，大多兼善書法或繪畫……”(西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筆者以為，這一觀點並不可靠。因為，無論是文字書寫，還是文章詩詞，在古代向來能者居多，這是由於在古代接受文化教育本身就是社會上層，屬於社會少數人才能享有的特權。而書寫和文章又是其教育的基本內容和學習必備的技能，以此而言，這並不是所謂達到 “擅長”的層次，其中大多所謂善書善文者，只能算作是 “能”，古來文獻的表述本來就容易有不客觀之所在。因此，筆者並不贊同張先生的觀點。
[10]關於魏晉的書法家族性問題的探討，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王元軍《六朝書法與文化》、孟雲飛《兩晉書法研究》(博士論文)，都有涉及，其論述也各有側重，筆者對其審視主要是放在社會結構的範圍內考察的。
[11]詳見孟雲飛《兩晉書法研究》p35-39。
[12]見陶弘景《論書啟》《歷代書法論文選》p71。
[13]關於 “禁碑”可詳見劉濤《魏晉南朝的禁碑與立碑》 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p4-11。《宋書·禮志》述曹操禁碑的理由為：“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可見，禁碑非為禁書。
（轉編自《書法賞評》 2012年第1期 P16-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