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輝）2004年夏季，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採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以揭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歷程。在取得多項成果後，工程在2018年5月正式結束。
許宏教授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重點研究遺址的二里頭考古遺址的隊長，長期工作於黃河流域二里頭考古遺址的一線，對二里頭遺址考古和黃河周邊的考古遺址瞭如指掌，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對黃河流域的考古遺址具有全面的認識與自己獨立的觀點。因此，許宏教授的觀點，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既代表了主流學界認識也有自己的獨特認識，並影響了大部分歷史學者對中華文明歷程的認識。
許宏教授既認可夏朝在中華歷史中的存在，但在作為夏商交替時期的二里頭遺址考古中，卻沒有發現證明二里頭考古遺址為夏朝的確切證據，所以許宏對二里頭遺址既無法確認是夏、也無法確認是商，對夏朝保持一種有條件的不可知論。許宏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嚴謹學術研究基礎上的嚴謹觀點，並對以二里頭考古遺址及周邊地區進行了全面分析，對二里頭考古遺址所處的獨特位置，進行了全面總結，對夏商曆史深入研究極具指導意義。
“在我的一本小書《最早的中國》裡邊曾有過一個小節的標題叫“雜交出高度文明”。我們看這個黃色的虛線，它被稱為“胡煥庸線”，即中國第一條人口密度的對比線，是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在1935年提出來的，就是整個廣袤的國土可以以這條線為界，從大興安嶺一直到西南山脈，自古以來，中國東南地狹人稠、西北地廣人稀似乎早成事實。大家看這條線，最直觀的，線的東南是綠色的，西北是褐黃色的。由此分為兩大板塊，多雨的地區、乾旱的地區，季風區、寒流區，農耕區域、遊牧和畜牧的區域，稻作的區域、旱作的區域，此外還有考古學器物鼎、鬲的分佈區域等等，都是以這條線為界的。比如說鼎，三足鼎立的“鼎”，它的三足是實的，三個實足叫“鼎”。而三個空足像奶頭狀的那種烹煮器物，我們管它叫鬲，鬲的分佈板塊是西北地區，鼎的分佈板塊是東南地區。這條線的兩邊在新石器時代都有輝煌的文化，尤其是跟現在一樣，東部發達，我管它叫“東方先亮”，東方這邊先是社會複雜化了，但是到最後兩大板塊都沒有各自形成高度發達的文明，而是在他們的交匯地帶出現了最發達的王朝文明，大體上就是這樣一個脈絡。”（許宏）。
筆者在前期相關文章中，分別對夏、商王朝在稻作區域、旱作區域的不同，農耕區域、遊牧區域的不同，多雨地區、乾旱地區的不同，季風區、寒流區氣候環境的不同，分別進行了論述，論證了夏朝與商朝不僅存在文化上的差別，而且存在地理氣候上的根本不同，夏與商是南北地理不同環境下的前後王朝，而不是同一地區的前後王朝。
許宏教授對夏商時期的研究是深入的，不僅看到了地理環境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而且繼承了前人1935年的研究成果——胡煥庸線。看到了胡煥庸線的東南地區與西北地區在考古器物的根本區別——鼎的分佈板塊是東南地區、鬲的分佈板塊是西北地區，從考古成果研究觀點得出結論“東部發達，我管它叫“東方先亮”，東方這邊先是社會複雜化了”。
如果把許宏教授的這一觀點結論，換成更具體的說法就是，胡煥庸線的東南地區在華夏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先社會複雜化了、先文明化，最先進入了華夏民族的文明階段，成為華夏民族文明誕生的搖籃。
“鼎的分佈板塊是東南地區”無疑是證明這一觀點結論，在考古學方面最具說服力的證明。鼎，是古代我國一些地方古人用以烹煮肉和盛貯肉類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青銅器物種之一。“鼎”被後世認為是所有青銅器中最能代表至高無上權力的器物，有著所謂“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等權利使用數量的規定。隨著這種等級、身份、地位標誌的逐漸演化，鼎逐漸成為了王權的象徵、國家的重寶，統治者往往以舉國之力，來鑄造大鼎。
鼎的形成並誕生於東南地區，成為華夏政權權利等級的象徵，說明鼎在東南地區的社會複雜化已經進入到相當高的等級狀態，並被後世政權所普遍認同與制度化。商湯代夏後，在商湯“二十七年，遷九鼎於商邑”（《竹書記年》），說明在夏王朝九鼎已經成為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徵。夏王朝作為合法的、人民認同的華夏政權，商湯代夏後並不敢立即將九鼎遷於商邑，而是在經過二十七年的商政權穩定後，才能將代表王朝最高權力象徵的九鼎遷於商王朝統治中心。
相傳大禹在東南地區的淮河塗山治水成功，夏朝建立之後，九州穩定，四海昇平，賦稅既定，萬國遵從，百姓有九年的儲備，國家有三十年的積蓄，朝廷和百姓都日益富庶。 夏禹四歲，施黯請示道 ：“現在九州所貢之金年年積多，作何用處呢？”。於是夏禹想起從前黃帝軒轅氏功成鑄鼎，鼎成仙去，打算鑄九鼎。夏禹在位的第五個年頭，夏禹承帝舜之制，亦定為五歲一巡守。這歲是巡守之期，正月下旬動身。夏禹想起施黯鑄鼎，選定的地方是在荊山之下，大禹治水建功立業的地方，因此特地前往視察，並在淮河東岸大禹鑿山導淮的荊山塗山之峽南的禹會村舉行了“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傳》），開啟了“夏之興也以塗山”的華夏文明輝煌之路。
近年在塗山南麓淮河之濱的禹會村進行的禹會遺址考古發掘，證實了4100年前“禹會諸侯於塗山”的盛況。“禹鑄九鼎”於淮河荊山，就不僅是一個傳說，而是極具歷史史實的“夏之興也以塗山”的夏王朝中心。
“雜交出高度文明”的胡煥庸線是許宏教授對二里頭考古遺址重要性的理論依據，是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分界線。而淮河作為中國的南北氣候分界線，南稻北粟農作物的分界線，卻被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所忽視。如果把中國分為南方文明與北方文明，那麼淮河就是南北文明的分界線，同樣是產生高度文明的中華地理地區。
人類的文明發展是由漁獵文明發展到農耕文明。淮河沿線具有華夏先民賴以生存的溫暖氣候條件與豐富的漁業資源，是華夏先民長期穩定生存發展、繁衍生息的優越地理自然環境。在此情況下，人類的文化與文明才能得以積累發展，最終誕生高度的文明，產生文明的最高形式——國家的產生。因此，具有優越氣候地理環境的淮河流域，才是華夏文明形成的夏王朝產生的物質基礎，是東南地區產生高度文明，形成權力象徵的鼎器物。
九鼎在中國國家權力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鼎器物作為東南地區的代表特徵，揭示了商王朝的前期王朝夏王朝，是以淮河為中心的夏王朝文化區域。夏王朝與商王朝是本質不同的南北文化，淮河塗山作為南北文化的交匯地，夏王朝形成於此，就是中國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不得不面對的主要對象。
“原產於東方的雞彝（陶鬹）成為“夏禮”中的核心器類，“夏文化”中蘊含了典型的東方因素。甚至可以說，所謂的“夏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夷夏融合的產物”“第二核心區的族群最為複雜，比較明確的有祝融八姓、有虞氏、皋陶偃姓之後、伯益嬴姓之後以及窮寒氏等泛東方族群；而第三核心區中的皖北地區已知部族有著名的塗山氏，大抵屬於淮夷系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孫慶偉教授對夏文化有如此的觀點，也就不足為奇，從考古學方面說明了東南地區的文化因素在“夏禮”中的核心地位。
綜上所述，作為中華鼎文化在夏商王朝的重要地區，產生鼎文化的胡煥庸線的東南地區，是夏王朝、夏文化的中心地區就不僅是一個理論猜想，而是實實在在我們必須要面對的歷史研究考古研究對象，是破解向王朝、夏文化的必由之路。歷史記載中的“夏之興也以塗山”才是夏文化研究的重點與目標。（作者：趙輝）
參考資料：許宏《考古學視角下的“中國”誕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