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嘴裡大喊一聲：“劓！”然後將鋼鋸放在了鼻子下面，鋸齒對準鼻子。
那如手臂一樣黑乎乎的嘴唇抖動了起來，像是在笑。
接著兩條手臂有力地擺動了，每擺動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上一聲：“劓！”
……
這是餘華中篇小說《一九八六》中的一段。
在故事裡，一個在六七十年代的動盪中飽受迫害的中學歷史教師在失蹤十多年後又回到了小鎮上。
當年的那場浩劫早已煙消雲散，但歷史教師卻瘋了，他不斷在幻覺中對眾人施以歷史中最殘忍的酷刑，
同時也通過對自我的血腥戕害，完成了歷史向現實的延續。
像《一九八六》一樣，餘華早期的作品中呈現的大多是對死亡的沉醉式表達，暴力在字裡行間波濤洶湧。
正如陳曉明所說：“餘華的人物崇尚暴力就像狗喜歡骨頭。”
然而，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後，隨著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相繼出版，
暴力好像逐漸被餘華從故事中驅逐了，取而代之的是人物溫情的受難。
多年來，很多人都在問：“那個暴力的餘華為何失蹤了？”
“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
餘華說，“但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個。”
在《最初的歲月》中，餘華曾這樣描述自己的童年：
“我的記憶是從‘連一輛自行車都看不到’的海鹽開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鋪成的大街，一條比衚衕還要窄的大街，兩旁是木頭的電線杆，裡面發出嗡嗡的聲響……”
嘉興市海鹽老街
這條大街通往餘華父母工作的海鹽縣人民醫院，餘華幾乎是在這家醫院裡長大的。
小時候，他和哥哥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
嗅著來蘇水的味道，聽著病人的嚎叫與呻吟，看著他們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以為常。
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一次，他和哥哥趁護士不在，悄悄溜進去看正在給病人做手術的父親，
看到父親戴著橡膠手套的手從病人肚子上劃開一個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黏糊糊的器官。
全神貫注做手術的父親突然發現他倆站在一旁偷看，就氣急敗壞地大吼道：“滾出去！”
他們撒腿就跑，但不會跑太遠。
因為他們知道，做完手術，口罩和白大褂上還掛著斑斑血跡的父親就會喊他們去食堂吃飯了。
讀小學四年級時，餘華的家從醫院對面一條小巷的盡頭搬進了醫院裡的職工宿舍。
於是推開窗戶便不再是一望無際的田野了，而是醫院陰森的太平間。
沒錯，太平間就在他家的對面。不知有多少個夜晚，那裡傳出的異常悽慘的哭聲會把餘華從睡夢中吵醒。
“有時白天也能看到死者親屬在太平間門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子坐在自己門口，看著他們一邊哭一邊互相安慰。”
不知是長久的耳濡目染，使餘華在幼年就習慣了醫生們對待生命的“科學”態度，還是那時他根本不理解生死對人生究竟意味著什麼，
總之，一具具死亡的軀體在餘華眼裡早已沒有神秘和恐懼了。
夏天炎熱的午後，他甚至會鑽進太平間，美美地躺在用水泥砌成的停屍床上，愜意地享受涼爽，同時欣賞著從氣窗探進的樹枝搖曳。
若干年後，當他開始書寫死亡時，餘華才發現自己居然能夠保持一種令人驚異的平靜。
除了空間的特殊性外，在時間上，餘華的少年時代恰好與中國現代史的一個特殊時期同步。
這期間有狂熱的口號，有為“忠誠”的武器，有被一層又一層XX報“妝點”的小鎮街巷，可這一切都沒有像槍斃犯人那樣令他震撼。
在那個時代，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
等待判刑的犯人齊刷刷地站在縣中學操場的主席臺上，每一個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的罪行，從盜竊犯、強姦犯到殺人犯不等。
在餘華的記憶裡，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並且身後站著兩個威風凜凜的行刑者，那麼這個犯人就一定會被判處死刑。
高音喇叭裡開始傳來冗長的判決詞，這個時候他就會和鎮上的孩子們提前向海邊的刑場奔去。
趕到刑場，押解死刑犯的卡車也到了。
荷槍實彈的行刑隊先會圍成一個圓形，將圍觀的人群擋在圈外。
然後負責行刑手會將犯人從卡車上拖到圓心，並在腿彎處踢一腳，使犯人跪在沙灘上。
行刑人後退幾步，確保血不會濺到自己身上，端起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
餘華覺得那小小子彈的力量簡直大極了，像大錘一樣，一下子就把犯人釘在沙灘上。
緊接著，一個令餘華至今難忘的震撼畫面出現了。
當犯人的身體被翻轉過來時，他看到明明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
但從前面出來後，竟然“像吃飯用的碗那麼大”。
餘華嚇得渾身發抖。
許多年後，在1986年至1989年的三年間，餘華寫出了《一九八六》、《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等大面積血腥和暴力的中篇小說，
那就是他從童年的恐懼出發抵達夢魘的敘述。
1977年，餘華高中畢業，正逢中國恢復高考，父親希望他能考上大學，將來“以技術立命”。
可是，他的學生生涯幾乎像是在集市上度過的，課堂上總是一片嘈雜，同學們嘻嘻哈哈，老師的講課聲他就像從來沒聽到過一樣。
餘華和他當年工作過的衛生院
高考自然落榜，父親就通過關係，讓他進入鎮衛生院，拜一位老牙醫為師。
餘華說：“我們的顧客主要是來自鄉下的農民，農民都不叫我們‘醫院’，而叫‘牙齒店’。”
作為這家“牙齒店”未來的繼承人，餘華睜開眼是口腔，閉上眼還是口腔。
“我難道一輩子都要去看別人的口腔，這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牙醫的人生讓餘華感到空前的落寞與灰暗。
沒有病人時，他就一根接一根地抽菸，透過煙霧看窗外的大街上人頭攢動。
時間一長，餘華髮現每天都能看到幾個熟悉的面孔在這條街上逛來逛去，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問他們：
“你們怎麼不上班？”
原來，這幾個人是衛生院對面縣文化館的，人家逛街就是上班，“深入生活”、“尋找創作靈感”。
天下居然還有這樣的職業？餘華瞠目結舌，羨慕極了。
幾番打探，他終於搞清楚了，進入文化館只有三條路可選，一是會作曲，二是會畫畫，三是會寫作。
顯然對他而言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寫作。
學生時代，父母為了對付他假期的淘氣，曾給他辦過一張縣圖書館的借書證，餘華以娛樂的精神看了幾乎所有能借到的書。
但是，鋪排開稿紙他才發現，哪怕寫出一句流暢的句子都格外困難，甚至連如何正確使用標點符號都成了問題。
他只得找來一本叫《人民文學》（起點很高）的雜誌現場參照，好不容易寫出一篇一萬字的短篇小說，就興沖沖地拿給文化館的老師看，可人家看了，第一句就說：
“錯別字太多了！”
隔行如隔山，萬事開頭難，回憶那段激情澎湃卻坎坷多舛的歲月，餘華後來戲謔地說：
“所有退回來的小說在中國旅行的城市，比我現在去過的地方還多。”
餘華和他工作過的文化館
直到他開始寫作後的第四年，他的短篇小說《第一宿舍》才終於在《西湖》月刊發表。
就像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脈，緊接著《“威尼斯”牙齒店》、《鴿子，鴿子》相繼發表，《星星》也榮登《北京文學》1984年第一期頭條。
餘華終於如願以償地永別了“最沒有風景”的口腔，進入縣文化館工作，正式走上了小說家的人生之路。
就像每個人都可以從歷史人物中找到自己的前世一樣，在文學的道路上，餘華最初找到了川端康成，然後狹路相逢了卡夫卡。
川端康成與卡夫卡
川端康成總是將目光聚焦在細部的刻畫上，寫出了生活細節中的審美質感，但他只是用目光去注視，而不是用手去觸摸。
這種審美氣質深深植根在餘華的心底。
做牙醫時，他曾去寧波進修過一年，親眼目睹了一群醫生亢奮地瓜分一具捐獻屍體的驚悚情景。
“那幫人談笑風生，挖慣了。我回去後三個月不想吃肉，很難受。這就是現實。”
後來，餘華以極盡細膩的描寫將這一幕重現在自己的短篇小說《現實一種》中。
文中暴力稱雄，文明無言，人性冷酷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而卡夫卡又把餘華從照相式的寫實中解放出來，他引導餘華去挖掘那種“即使在光天化日下也看不到的東西”。
於是，怪誕、悖謬、夢幻、黑色幽默、對常理的顛覆都向餘華跑來。
而沉浸其中也使餘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在三十歲之前，餘華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拔。
白天他不顧一切地寫殺人，讓人物以五花八門的血淋淋方式死去，人物的非正常死亡成為常態：
《死亡敘述》3人；《河邊的錯誤》5人；《現實一種》5人，《難逃劫數》4人，《世事如煙》6人，《古典愛情》4人……
可到了晚上，夢中的他又化身為被施暴者，一次又一次夢到自己被追殺，被利斧、砍刀劈殺，在心臟地狂跳中驚醒，大汗淋漓。
他深陷於這種現實與夢境的死亡循環中，幾乎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
直到有一天，他夢到自己成了那個胸前掛著大牌子，被五花大綁的殺人犯。
高音喇叭裡傳來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斷語。
話音剛落，一名行刑手就繞到他的身旁，舉起步槍，對準他的太陽穴，“砰！”
可奇怪的是，這次餘華竟然沒有醒來，
他覺得自己的腦袋“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清和蛋黃都流光了。”
但在夢中他居然頂著這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人大發雷霆，叱吒道：
“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
在那個深夜，或者說是凌晨，驚醒的餘華相信這是因果報應，在被冷汗打溼的被窩裡，他嚴肅地警告自己：
“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電影《活著》海報
於是後來，我們看到了不再迷戀對暴力油畫式描繪的餘華，看到了不再有特殊唯美式憂傷的餘華，
而是看到了《活著》中“這個世界上對生命最尊重的一個人”——福貴，和《許三觀賣血記》裡以賣血抗爭苦難的卑微工人許三觀。
動物行為學家洛倫茲在《攻擊與人性》中說，人類的“戰鬥熱情”，或者說暴力，是最危險而又不可或缺的。
他甚至認為，如果這種“戰鬥熱情”消失，那麼人從刮鬍子到藝術或科學的創作都將缺乏推動力。
因為人類在矇昧的動物階段，暴力充當了一種選擇性延續的工具：
只有強者才能獲得更多異性的交配權，而同種族之間的爭鬥才可以使它們在空間上獲得合理的分佈，不至於過於密集而耗盡食物。
而當文明出現，暴力也不再赤身裸體，它披上權力的外衣，被賦予真理、公理、道德、科學等諸多樣式。
一切呼嗥、一切反抗、一切死亡，相比“理性整體的崇高”都不算什麼了。
於是突然產生了暴力的雙重標準，在“崇高”下那是“英勇”，其它都成了“非理性”。
作為中國頂級的作家，餘華很早就發現了暴力的本質——暴力源於人內心的渴望——甚至曾經沉浸其中幾乎精神失常。
但他最後也發現了暴力之下的另一種力量，那是一種反抗苦難與死亡的生命的力量。
那種力量不是來自喊叫，也不是來自進攻，而是忍受，就像《活著》中的福貴，“他擁有了比別人多很多的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著”，但依然友好地對待世界。
